编者按
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以后，制定统一的红军战略方针是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形势变化，主张红军部队继续北上，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主张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避开国民党军的军事压力。为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中共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在口头上表示赞成。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过了不久，张国焘再次提出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依仗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为了维护全党全军团结，中共中央又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初，红军总部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当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走过水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时，张国焘不顾朱德等人的反对和劝说，提出种种借口，拖延执行中央决定。9月9日，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和红军的行为已显而易见。
面对张国焘的恶劣行径，以及党和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严重冲突，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始终坚持党性原则，既严守政治纪律、不畏邪恶，又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顾全大局，极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了实现分裂，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大造反对中央的舆论。这就更加需要有影响力的人站出来予以抵制反对。朱德在红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在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求他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而被坚决拒绝后，张国焘对朱德开始进行威逼利诱。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讲话中攻击中央北上是“逃跑主义”，威胁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人给予“纪律制裁”。随后，张国焘和一些受到蛊惑的人，要求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回答是“北上”还是“南下”。朱德从容不迫地说道：“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无论对方如何施加压力、恶语相向，朱德总是一言不发，等对方骂完，再讲道理。
10月5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称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还要求朱德进行表态。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在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宣布“中共中央”名单，其中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时，朱德严正表明自己坚决保留意见，会按党员规矩办事，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在同张国焘分裂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朱德始终强调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和组织原则、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凝聚人心。即使张国焘走上了分裂道路，朱德仍一直与他商量军事行动，以理服人地规劝张国焘，直至1936年6月6日张国焘最终不得人心、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朱德曾说过，“一切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必须把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点 评：
教育、引导和促进广大党员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组织纪律的内容要素、党的组织纪律建设的基本功能。《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相关党内法规明确规定了党员所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其中一项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下级党组织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上级党组织决定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面对少数人搞非组织活动的行为，身为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敢于斗争、善于亮剑，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朱德的行为值得我们学习，而张国焘的行为让我们警醒。
——文章节选自人民出版社图书《纪律——中共党史上的50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