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唯一存世的书法作品是一幅《上阳台帖》，这幅作品可谓传承有序，宋时被一个叫贾似道的人收藏，后被元代张晏据为己有、明代项元汴几经辗转收入囊中，清时被盖章狂魔乾隆皇帝搜罗至宫中，清政府垮台时又被溥仪随身携带差点弄丢，真是历经千年的颠沛流离还能被今人一睹芳容实属今人之幸事，但之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幸能够看到，要特别感谢一个民国的公子哥儿。
这个人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张伯驹这个人是个非常不简单的传奇人物，他是袁世凯的表侄，父亲出任清政府直隶总督，可谓家世显赫家财万贯，但这个人可不是今天的富二代，更不是什么“京城四少”那种档次的公子哥儿，他一生挥霍的金钱基本上都用于文物收藏。比如李白的这幅《上阳台帖》，就是他于1937年在陶器名家郭葆昌家中发现的，同时还有一批其他珍贵文物。于是张伯驹以总价20万大洋的大价钱预付了6万大洋，悉数将这批宝贝买了下来。
不过，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局势动荡导致张伯驹无法如期支付剩余的14万大洋，就不得不退回了部分宝贝，仅留下了李白的这幅《上阳台帖》等少数文物，等于实际花了6万大洋。当时6万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大概当时北京城一间标准的四合院售价是130块大洋，6万大洋可以买460间！放到今天，那什么给舆论炒的火热的“房叔”“房婶”“房爷”在这460套北京的四合院面前都都不够看完全弱爆了，坐拥京城460套四合院简直可以做货真价实的“房帝”了。那张伯驹为啥宁可不做“房帝”也要买下李白的这幅《上阳台帖》呢？
首先，这毫无疑问是李白唯一可以确定为真迹的传世书法，这件作品是行草书，仅5行24字，款署“太白”二字。帖前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乾隆皇帝亲题“青莲逸翰”，帖后有宋徽宗赵佶题跋文：“太白尝作行书 ' 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 ' 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元代张晏题跋：“谪仙(李白)尝云：欧、虞、褚、陆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
除此之外，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的印鉴。总之，题跋和各种牛皮癣一样的印鉴远远超过了李白那24个字。这说明问题呢？原来凡是题写过跋文和钤过印的这些大人物，都说的是同一句话：李太白的字牛！李太白的字好，顶呱呱的好，大大的好！所以，张伯驹作为近代最为有名的大收藏家、大鉴赏家，他的火眼金睛一瞧，决计是不能放过这间宝贝的，别说460间四合院了，就是460套一环内的别墅他也舍得用来换！
但是识货的不止张伯驹一人，历来对中国的各种宝贝惦记窥视的日本人也想要，当时日本人还算讲点买卖公平自愿的原则，日本人愿意出20万大洋从张伯驹手上买下这件李白书法，哇，20万大洋，等于一转手翻了3倍多可以买一千五百多套四合院了。但是，难得如此大方的日本人却被张伯驹拒绝了：黄金易得，国宝无二。于是，1941年有人开始玩阴的，将张伯驹绑架了近8个月，但最终还是没能如愿拿到这件李白书法，不过还是狠狠地将张伯驹的家财压榨一空，《上阳台帖》也终于没有惨遭流落海外的命运。
1958年以后，李白这件《上阳台帖》悄然出现在故宫博物院。这又是怎么回事？原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张伯驹先生将《上阳台帖》这件稀世珍宝作为私人礼物献给了伟大的主席同志，主席虽然也是欣喜万分爱不释手，但随后主席还是将这件国宝交由故宫博物院作为国家财产妥善珍藏起来了。到了1956年张伯驹又先后将西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国宝级文物捐赠给政府，到现在为止，仅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稀世珍宝。
至于李白写的这幅字到底写了什么内容呢？原来他所书内容为“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是首四言诗，前两句很直白就是写景色，后两句通常被认为是对道士司马承祯所作山水画的颂辞。那为什么叫“上阳台帖”呢？难道是李白喝醉了酒登上自家阳台看风景时书性大发伴着酒意挥毫而成？其实，按其所书的“阳台”结合当时的人文历史背景来考证推敲，“阳台”应指河南王屋山阳台宫，此宫由道教宗师司马承祯创建，宫内有与李白极有交情的道士司马承祯所作的壁画，司马承祯还擅画山水。李白和杜甫曾于公元744年3月一起邀约登王屋山追慕神仙方术，面对故人所作壁画而感于司马承祯驾鹤西去，因而有学人推断《上阳台帖》就是在此年3月18日为纪念友人仙逝所写，作品落款“十八日”正好是司马承祯六月十八日祭辰，“上”即“进献”的敬语。
李白所书的这件国宝得到最妥善的保存，以至于今日我们还能欣赏到这件李白唯一的书法真迹，可以说张伯驹居功至伟毫不过分。如此说来，他将这件国宝白白送出去，其实更有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