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也是这样，高高的堂叔到我家串门的时候，总会开着笑说：“长的太高了也别扭，到了谁家里都得低着头才能进去。”说着就低着头迈进了门槛，往往我母亲就会接上一句：“是因为你长的高了，俺这门容不下你。”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总会引来一阵阵笑声。假如堂叔到我家进门时不低头，必然就会碰着头，自己造成了小痛苦，别人也跟着不自在，哪还有低着头走进去换来的那种欢笑？
记得前些年我到石林、桂林游览时，遇到了一个个美丽自然的石洞，洞口都比平常人低，奇特的造型充满了神秘和诱惑，这就是需要我们低头的时候。假若不进去，就不知里面有什么风景和奇特的构造，有时还会留下遗憾；假如进洞口时不低头，就会被碰头甚而被碰得头破血流。这个时候，无论怎么显赫、富有的人物，都低下了昂贵的头，弯下了最贵的腰，去探寻石洞里的风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些看来都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说明了一个道理，现实生活中，在我们实现美好理想和远大目标的征途上，有时需要我们昂首阔步，奋勇前进；有时需要我们低头弯腰，才能跨过这道关键的门槛，获得成功。智者懂得：能低者，方能高，能屈者，方能伸。
你是一个太重感情的女人吗？每晚9点半，我都会在这里陪伴着你。喜欢夜叔，就把【睡前伴你夜听】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一起关注吧，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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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大字本）》 节选 】
江青的三次流泪
我在江青那里工作几年的时间里，曾经三次看到她伤心地流眼泪。
江青第一次流泪是为程砚秋。
1968年11月的一个晚上，北风飕飕地吹摇着无叶的柳枝，天空中飘洒着零星雪花。江青吃过晚饭，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要他到17号楼看电影。
姚文元问：“江青同志今天晚上看什么片子？”
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你们一起定吧。”
因为这天晚上刮着小北风，下着小雪，所以气温比较低。大约9时，江青坐着她的大红旗轿车到达17号楼礼堂。警卫员帮助她脱掉大衣，摘掉帽子，解掉大围脖儿，挂在衣架上。她坐在专为她布置的沙发上，护士过去，把她的两条腿搭放在沙发前的软脚垫上，把一条毛巾被从她的胸部盖到脚部。江青刚刚坐稳，姚文元就进了礼堂，疾步走到他习惯坐的座位上。按座次排位，姚文元与江青中间还空着一个座位。江青指着那个空位说：“今天晚上，伯达、康老、春桥同志都不来了，文元同志过来坐，坐近点好说话。”姚文元在江青面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人，听江青一说，马上起身挪了一个座位，挨着江青坐下。
江青问：“文元同志，你想看什么呀？”
姚文元是陪江青看电影，不敢说他想看什么。于是，就礼貌地说：“江青同志想什么我就看什么，我随你。”
江青就不客气地说：“我想看程砚秋唱的《荒山泪》你看好不好。”
姚文元说：“好好好，就看《荒山泪》。”并回头对江青的警卫员说：“大周，今天晚上看《荒山泪》。”
在江青与姚文元商量看什么电影的时候，服务人员给他们俩端去了热茶水，拿去了热毛巾。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电影就开始放映了。
一开始，江青与姚文元时不时地还说什么话。放到10分钟的时候，江青一言不发了，摇头晃脑看得津津有味。当放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就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毛巾，开始擦眼泪。
姚文元不解地探过头去对江青说：“你如果看这部片子不愉快，就换一部别的片子吧。太伤心了，对你的身体不利。”
江青听到姚文元关心的话以后，连脑袋都没有转动一下，就说：“不要紧，我要看，看完它。”
室外的风刮得越来越大了，室内看电影的主人的热情越来越高。江青越看越入戏、入情、入景，越看越难过。眼泪擦个不停，用过的毛巾扔了一堆。
电影放完了，电灯亮了，江青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哭出了声音，当然，哭声不是很大，但在最后一排坐的两三个工作人员都能听得到。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因为大家从来没看到过江青这种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晓得江青为什么掉眼泪，哭鼻子。有的吓得走出礼堂。我和大周、护士走上前去，去询问、安慰：“江青同志，怎么啦？不要因为看这部电影而伤心，这样对你的身体是很不利的。”
护士说：“江青同志出汗了没有？如果出汗了，咱们去换换衬衣好吗？”
我们一再劝说，她既不说话，也不停止流眼泪。
姚文元对我们说：“江青同志今晚累了，你们送她回去休息吧。”
这时，江青擦干眼泪，停止哭泣，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去看看程砚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问江青：“你想什么时候去看？”
她站起来说；“现在就去，马上就走。”
我劝她说：“现在就走不行啊，我们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天又这样晚了，天气又不好，刮着风，下着小雪。等我们了解到她的准确地址，再去也不晚，请你改一个时间吧。”
江青说：“我下决心决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了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着觉，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快去打听，我等你们一会儿。”
北京城这样大，大黑天，又是夜深了，找一个从来没有去的一个家庭地址谈何容易。
江青执意要去，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有意识地提示姚文元请他劝劝也许有点作用。就说：“文元同志，你看今晚这么晚了，天气不好，江青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今晚还叫江青同志去吗？”
姚文元听懂了我的意思，就笑着对江青说：“小杨讲得有一定道理，要不就改一个时间，今天这样晚了，夜间找人不方便。”
江青不高兴地瞅了他一眼，说：“今天晚上谁说也不行，我非去不可了。”她指了指姚文元，说：“今天晚上，你也和我一起去，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想：“我们的确不能再说什么了，如果再说什么，就要倒霉了。”于是，我对她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下了决心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我马上去了解一下她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了，我们就出发，请你稍稍在这里等一等。”
江青一挥手，说：“去吧，快去了解，越快越好。”
我就在17号楼，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的秘书打通了电话，请他叫北京市公安局查一查程砚秋家的住址，马上告诉我，越快越好。
那个时候的机要秘书保密观念特别强，知道的绝对不说，不知道的绝对不问。所以他没有问我查程家的地址干什么，就立即通知了公安局查找。他们的办事效率还真高，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查到了程夫人的家庭信址，并及时通知我了，她住在西四三条39号院。
这时，已经到了深夜11时50分左右了，我报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门牌号码以后，她说：“我马上去。”
我说：“现在时间已经进入深夜，你的随车跟在你坐的车后边，我把吉普车开过来，我在你前边带路，查找程家的门牌，如果叫随车上的同志找，会影响你的安全。”
江青说：“你说得对，快去开你的车来。”
午夜12时，我们从钓鱼台出发。因为是冬夜，又到了零时时分，天刮风、下雪，那时，人们也没有夜生活的习惯和条件，所以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那条要去的街道，但是，门牌就难找了。那时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我们叫老百姓的门问路，他们有的不答话，有的答话不敢开门。我敲一家的门，里边答话了：“你们敲门有什么事？”我说：“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想打听一下，程砚秋的家离你家有多远？是在路北还是在路南？”
门里一个老大爷说：“什么，解放军？冒充军人的多啦，程砚秋是一位名人，天这样晚了，你们现在找他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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