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包头日报》概略（六）
王绥之
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就分为主和、主战、中立三派，有许多人经包头到陕坝、兰州，或乘飞机往南京、广州、台湾逃跑。绥远和平解放迟迟不能实现，与这复杂情况有关。当时还有“劝走”的人，以王则鼎（绥远省民政厅长）、潘秀仁（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等最积极。同时陕坝也另设起“绥西行政公署”，绥远有些机关、学校、军队、报社和物资等陆续移到陕坝。归绥出版的《绥蒙新闻》、《绥闻晚报》也告解散。《绥远民国日报》迁来包头，转设陕坝。当局也劝包头日报社移到陕坝与《民国日报》合并。我们顶住了他们的压力没有迁走。
1949年初，报社的收音机逐渐收听到新华社广播（有时受干扰听不见）淮海战役的战况，和劝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新闻，同时收听到“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广播稿，这对我们思想上有很大的启发。这时，我们还披露“美国之音”播送的新闻，因为“美国之音”有时还发些接近真实的战况，这样做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可以借“美国之音”之名，夹杂登一些新华社播发的淮海战役宣传材料。我们从没有登载过察哈尔干部训练团（该团收容北平、察哈尔、张家口和河北等地逃窜来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及十一兵团等所散发的反共传单。这样，我们就激怒了一部分反共的军政人员，先有两、三个穿军装的人来报社，质问我们为什么登“反动”的东西（指不满意国民党的言论），我们热情招待，虚伪应付。以后见我们不改立场，不是打电话质问，就是辱骂一顿，甚至派三、四个人来报社当面辱骂挑衅。找社长，我已从后门跑到复成元巷刘家躲藏。此法不成，又连续来了两次恐吓信。最后又在夜间从东墙扔进一封附有三颗子弹的恐吓信，警告我们“如再不改变立场，小心子弹要你们的狗命”。但是全社职工没有被吓倒，我们白天黑夜设专人在社内外戒备，所以没有遭到打砸。当然，有参议会的撑腰，有地方知识分子的支持，还有当时负责地方军政的警备司令、市长等，一些反动特务分子的挑衅，也不是很容易得逞的。当时报社职工年龄均在二、三十岁，过去也参加过各种学生运动，有一点冒险精神，挑衅分子不能没有顾虑。
北平和平解放后，从北平、天津陆续返回包头的人，暗中议论着解放后的各种情况，我们已有新闻，但在特务分子挑衅的情况下，我们又不敢公开采访。后来《奋斗日报》驻包记者阎动子由北平返包，一天夜晚，他拿着一大卷印刷材料，来到报社对我说：这是路过丰镇（老解放区，当时绥远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带来的，一种是绥远省人民政府“告绥远人民书”，一种是绥远妇女联合会成立宣言。当天夜间，我们就秘密地在离报社较远处散发出去。
1949年5月间，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来到包头，和孙兰峰商讨大事，有一天董召集全市各机关的上、中层干部，在警备司令部礼堂发表了讲话，提出他和平解放绥远，如何计划进行革新,设立革新学院等主张，董第一次发表和平解放绥远的公开讲话，只《包头日报》独家发表。
1949年8月间，傅作义先生来到绥远，在傅先生来包的头一天晚上，报社接到市长韩伯琴亲自打来的电话，韩说：“傅先生明日来包头，孙兰峰先生让你们写一篇欢迎的社论”。傅先生此次来绥，对和平起义来说是件大事，我们是欢迎他来的，于是写了社论，大意是傅先生过去与绥远人民同甘共苦，现在应领导绥远军民，争取早日走向光明大道，使全绥人民能过和平幸福的生活，接着邓宝珊先生来包头，报社又写了一篇“欢迎邓先生”的社论。事后见到邓先生。邓先生只说，傅先生是能解决绥远问题的。
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
来 源：《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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