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的“取经”到现实中的“造桥”
“现代化”这个词听起来像是过气的流行语。从20世纪中叶的大热，到冷战后的冷却，这一概念似乎已经被拆解得四分五裂——变成了民主化、工业化、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等各种“小词”的集合。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维度，至少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四个层面，每一个国家不同维度的现代化进程是不一样的，既有可能是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先行，也可能是先有政治层面的制度性变革，但只注重于一个维度的国家通常无法走远。
正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那样，西方学界已经很少研究“现代化”这个宏观话题，而是着手于研究技术和制度等具体要素所带来的发展差异。这种趋势在定量方法普及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指标远比“现代性”更容易测量，而基于小问题的“科学研究”也更容易被“国际顶刊”所接受。但现代化的课题并未过时，反而比以往更加重要，它不单关乎学术兴趣与品味，更是理解近代人类历史和国家命运的钥匙。试想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语境，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崛起的漫长转型，又如何看待英国从16世纪的西欧边陲走向全球霸权的历史进程？现代化的视角依旧可以为今天深陷不平等、冲突和变革的世界带来新的启示，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追问，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思考。
现代化的情结
未竟的事业与持续的追问
现代化的故事，从来就没有终点。它既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未完成的命题。我们时常要问，为什么一些国家能成功实现现代化，而另一些国家却会失败？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如何复兴过去的辉煌，最终实现现代化。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以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作为开头，某种程度上也隐含了对中国错过第一波现代化的遗憾。遭受第二波现代化浪潮冲击时，中国开始切身体会到了同近代工业国间的差距，近代中国面对的不仅是西方列强带来的倾销、不平等条约和鸦片，还包括“被现代化”的屈辱与迷茫。尽管如此，这场冲击至少唤醒了中国——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现代性之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既是一场救亡图存的斗争，也是一场艰难的自我革新。
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到今天的崛起，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现代化远不止经济发展。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尤其三十年战争后，国家现代化是一个“竞逐富强”的过程，土地、资源和市场的竞争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零和性。无论是19世纪的殖民扩张，还是20世纪的全球化浪潮，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在一个被其他国家深深塑造的世界中，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的方法
从“因素”到“机制”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领域出现了“哥白尼革命”，实现从因素分析到寻找机制的巨大进步。现代化研究亦复如是。基于因素的回归分析无法理解现代化背后的复杂进程，例如认为现代化源于地理禀赋、制度优势、文化传统等个别要素；对具体事件的细节描述仍然缺乏对现象背后规律的深入探讨。社会科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能够透过表象挖掘出深层原理，而因果机制的优势在于实现对过程的理论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机制的经济方法不能“经邦济世”，没有机制的历史视角难以“以史为鉴”。
社会科学的研究注重将复杂的历史现象解构为相互作用的变量，并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因而我们的现代化研究采用了“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试图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理解现代化的复杂性，聚焦三个变量：外部冲击、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这一情况下现代化的机制可以概括为，在外部冲击下，改革派在权力斗争中战胜利益集团，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高效地实施新政，最终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富国强兵。
外部冲击（如大西洋贸易、技术革命或对外战争）可以视作一个情境变量，因为如果不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就无法理解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这两个变量的涵义。国家能力是指政府执行政策、推动改革、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强大的国家能力往往是成功的前提。没有有效的中央政权，就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保障社会的基本秩序，也无法应对残酷的国际竞争。例如英国和普鲁士具有强国家的传统，依靠中央政权的执行力可以使国家有效动员资源，为工业化和制度变革铺平道路。现代化早期的利益集团往往是指那些掌握资源和话语权的贵族、地主或宗教势力。为了保护自身的封建特权，他们在决策阶段的阻挠、动员阶段的抵制、执行阶段的歪曲，都会阻碍新政的施行。例如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阶层对改革的强烈抵制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爆发革命；而在普鲁士，经济和政治改革则得到了相对广泛的支持，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动力之一。
然而，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的作用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重合的，而是通过一系列机制进行互动。当外部冲击到来，如一国具备较强的国家能力，同时利益集团对中央政权的渗透较弱，那改革的成功概率就会显著提高。相反如果强国家加上强大的利益集团，则容易让现代化进程出现长期的动荡（如法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如荷兰和奥地利），则无法有效推动制度变革和工业化，也很难适应日趋激烈的大国角逐。
早期现代化的三波浪潮
外部冲击与内部回应
即便在西欧，现代化也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由外部冲击推动、内部调整应对的动态过程。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人类社会至少经历了三波现代化的浪潮，每一次现代化浪潮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在《突破：欧洲的现代化起源（1492—1848）》中主要探讨了三个时期，每一时期都以外部冲击为开端和标志，其发展和竞争的结果则为下一波现代化提供初始条件或外部冲击。
首先是第一波现代化（1492—1699）。第一波现代化的外部冲击是地理大发现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兴起。西班牙是这一时期的领跑者，但其辉煌转瞬即逝，原因在于对殖民资源的过度依赖和利益集团的制约，而英国通过高效的国家治理和商人阶级的支持，在这一波浪潮中脱颖而出。
其次是第一波半现代化（1700—1789），现代化的外部冲击是英国优势确立后的启蒙运动以及竞争加剧所带来的普遍性财政危机。在此背景下，欧陆国家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效仿英国，但结果差异显著，体现了初始权力结构在改革成败中的关键作用。普鲁士由于强国家和弱势的贵族，顺利通过政治、经济和财政改革推进了现代化的进程，而法国则因利益集团的阻挠爆发革命。
最后是第二波现代化（1789—1848），工业革命（尤其铁路与电报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危机成为重要的外部冲击，现代化浪潮开始扩散到欧洲之外。在“帝国的共鸣”之下，1848欧洲革命浪潮让多数西欧国家挣脱了旧制度的束缚，例如丹麦、比利时、荷兰依靠强国家和弱利益集团的传统巩固了现代化的进程，而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依旧动荡，奥地利和撒丁王国则仅实现了有限的改良。
东亚的现代化
一条独特的路径
在东亚，1840年是鸦片战争和半殖民地的开端，殖民者的到来成为东亚现代化的“外部冲击”。不同于欧洲以内部累积为主导的现代化，东亚的现代化最初是“被迫”的，是在外部力量的强烈刺激下展开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工业品倾销、资本掠夺甚至鸦片的毒害，迅速瓦解了东亚传统的经济与社会秩序。这种外部冲击给东亚带来深重的苦难，但也迫使东亚国家认识到自身的落后与危机，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现代化尝试。
东亚的现代化虽然起步较晚，但同样可以借助上述“因素+机制”的视角加以分析。日本是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案例。得益于其历史上的“强国家+弱利益集团”传统，日本在应对外部挑战时，能够迅速调整体制，在明治维新后迅速推动了工业化为代表的部分现代化进程。然而，由于政治制度不成熟，最终走向军国主义的泥潭，直到二战后的第三波现代化浪潮中才真正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更曲折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起初步的现代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转折点，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实现了飞速增长，最终在冷战结束后的第三波半现代化浪潮中成为世界主要强国。
需要看到的是，二战后东亚现代化的成功并非单一国家的努力，而是区域内国家间相互作用、协同推进的结果，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现代化的重要中心，开辟了一条结合本土条件的新道路。东亚的成功证明，现代化无需依赖西方模式，也能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研究的启示
从机制中寻找未来之路
西方学者往往强调产权保护、代议制民主、自由贸易等因素的重要性，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拉美、中东和非洲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单纯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经常以失败告终，忽视本土实际条件的制度设计很难奏效。因此，现代化研究的意义在于提炼出因素和机制，并将其应用于不同的情境。
现代化从来不是历史的遗迹，而是一个动态的、未完成的命题。理论研究可以强调片面深刻，但在实践中如此只会刻舟求剑甚至南辕北辙。只有聚焦机制，我们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具体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无论是过去的经验还是未来的探索，真正重要的不是模仿某一模式，而是根据时空情境和初始条件来构建适合自身的现代化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文汇报》2024年12月1日第08版，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