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师大教师何扬《光明日报》发文

文摘   2024-12-09 17:18   安徽  
  清初词学复兴,流派林立,顾贞观与纳兰性德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词人,二人共操选政编纂了《今词初集》,以“性灵说”树帜于词坛。研究者也多将注意力放在顾贞观与纳兰词学共性上,事实上,二人词学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同中有异,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论之。
  其一,推尊词体。明末词人创作成绩十分突出,但仍未摆脱词为“小道”的观念,陈子龙云:“是则诗余者,非独庄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虽曰小道,工之实难。”经过清初一批词人的努力,词体不尊的现象得到改观。顾贞观与纳兰推尊词体,共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将词与诗等而观之,认为诗词同源。纳兰云:“古诗长短,即词之创。……屈为诗余,斯论未当。”纳兰认为古诗的长短句形式与词相类,因而古诗可视为词的源头。顾贞观云:“词本于诗。”“诗在六朝曰绮靡,在三代以上曰温柔敦厚,此非词源之所自出者乎?”在顾贞观看来,词也源于古诗,而词的风格则与六朝绮靡诗风相类。二是指出词的直接来源,认为词由乐府演变而来。纳兰云:“诗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赋,赋变而乐府,乐府之流漫浸淫而为词曲。”顾贞观则云:“夫词者,乐府之余也。”“乐府之变,得宋词而始尽,然不得以长短句之小令、中调、长调为古乐府之余也。词且不附庸于乐府,而谓肯寄闰于诗耶。”二人皆从文体代变角度立论,认为词由乐府衍生而来,但顾贞观提高了词的地位,认为词不可谓乐府之附庸,正如不能将近体诗视为古体诗之余一般,诗词应当并立,无尊卑之分。后来为《今词初集》题辞的鲁超接续了二人的观点,认为“至汉魏,诗有定则,而长短句乃专归之乐府”。
  顾贞观与纳兰还注意从词的体性特征来立论,表述稍有差异,纳兰云:“词源远过诗律近,拟古乐府特加润。不见句读参差三百篇,已自换头兼转韵。”从韵的角度而言,纳兰认为词韵比诗韵更接近于《诗经》。顾贞观云:“夫词调有长短,音有宫商,节有迟促,字有阴阳,此词家尺度不可紊也。”其辨体意识十分强烈,从词调、音、节、字几方面来论说,这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说的继承与发展。
  其二,师法对象。明清之际词坛为“花草”之风所笼罩,为拨正这种弊病,一些词人试图寻找新的师法对象。顾贞观与纳兰一般被视为《花间》学习者,如蒋景祁云:“温韦诸公,短音促节,天真烂漫,遂拟于天仙化人,可望而不可即。顾舍人梁汾、成进士容若极持斯论。”事实上,顾贞观与纳兰取径并不局限于此,二人师法也并非完全一致。
  纳兰主要取法花间、李后主与北宋。纳兰《与梁药亭书》云:“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致语。”交代了其早年好尚。《渌水亭杂识》云:“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不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在纳兰看来,学词的最高取法标准是李后主,引文中谈到的“宋词”当指北宋词。而对于南宋词纳兰并不太欣赏,如云:“填词滥觞于唐人,极盛于宋,其名家者不能以十数,吾为之易工,工而传之易久。而自南渡以后弗论也。”徐乾学也称纳兰“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这里的北宋之作主要指小令,南渡之后的词则主要指长调。后人评价纳兰词每将其小令与长调轩轾,大多也都认为长调不如小令,如金梁外史云:“容若诗不如词,慢不如令。”蔡嵩云云:“纳兰小令,风神迥绝……其慢词则凡近拖沓,远不如其小令。”
  顾贞观的取径相较纳兰更为宽广,他以北宋为宗,兼取南宋。这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顾贞观充分肯定北宋词的价值,认为高于南宋,如云:“南宋词最工,然逊于北,梦窗、白石闻言俯首。”不过,“最工”的评判也可看出顾贞观对南宋词评价并不算低,其崇北抑南只是相对而言。《弹指词》中即有不少步韵南宋的作品,如《贺新凉·用辛稼轩韵代别》《万年欢·人日用史梅溪韵》《双双燕·本意用史梅溪韵》。正如杜诏《弹指词序》所云:“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第二,顾贞观的取径体现出一种通变观,并无明确时代划分。顾贞观曾为侯文灿《十名家词》作序:“总让亦园之不执已,不徇人,不强分时代,令一切矜新立异者之废然返也。”《十名家词》选词从《南唐二主词》到张埜《古山乐府》,时间跨度从南唐至元代,不拘于一时,也不拘于一格,体现出开阔的视野,顾贞观对其颇为肯定。顾贞观还将词体分为“正体”与“变体”:“温柔而秀润,艳冶而清华,词之正也;雄奇而磊落,激昂而慷慨,词之变也。然工词之家徒取乎温柔秀润,艳冶清华,而于雄奇磊落,激昂慷慨者概皆弃之,何以尽词之观哉?”在顾贞观看来,词体有正变之分,但无高下之别,只有做到兼收并取,才能尽词体之美。
  其三,标举性灵。顾贞观与纳兰合编《今词初集》,标举“性灵说”,强调抒发真情,反对逞才使学。纳兰也曾谈道:“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纳兰又对词坛因袭模拟之风提出批评,“自《草堂》《词统》诸选出,为世脍炙,便陈陈相因,不意铜仙金掌中,竟有尘羹途饭,而俗人动以当行本色诩之”。顾贞观也反对雕琢粉饰,其《澣桐词序》云:“后人傭耳僦目,俪花门叶,徒工粉泽铅华,性灵汩没,而乐府亡。”诸洛《弹指词序》曾引顾贞观之语,“先生尝曰:吾词独不落宋人圈,可信必传。尝见谢康乐春草池塘梦中句曰:吾于词曾至此境。”顾贞观在传授纳兰作词技法时又曾援引曹溶之语,“词境易穷。学步古人,以数见不鲜为恨”。可见,顾贞观对因循古人、随人作计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强调作词要独出机杼,追求自然之美。
  顾贞观与纳兰的词在风格表现上则并非完全相同。纳兰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非其学胜也,其天趣胜也”,堪称词人之词。顾贞观词出入两宋,奄有众长,并能熔铸以学力,乃学人之词。张尔田《词莂序》指出“其年、竹垞、梁汾、容若,皆以渊奥之才,辟径孤行”,即意在说明四人词风各异,词境不同。前人谓顾词“清刚”“理趣太深而丰韵少”,实际上都与纳兰词“哀感顽艳”之风相去甚远。
  其四,比兴寄托。《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影响深远,而由《离骚》发展而来的“美人香草”传统更是沾溉后世无数诗人。顾贞观与纳兰也注重比兴。纳兰《渌水亭杂识》云:“雅颂多赋,国风多比兴,楚词从国风而出,纯是比兴,赋义绝少。唐人诗宗风骚,多比兴。宋诗比兴已少,明人诗则皆赋也,便觉版腐少味。”“唐人有寄托,故使事灵。后人无寄托,故使事版。”纳兰认为比兴寄托乃诗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有此诗歌才不会淡乎寡味,才能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过,纳兰本人情思抑郁低回,在词中抒发情感往往不加节制,具有浓郁的感伤色彩,正如顾贞观所云:“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
  顾贞观也重视比兴,但要求摆脱浮艳之风,情感表达不能发露无余,其《柳烟词序》云:“予客西泠,得读郑子丹书《柳烟词》,其情之柔而语之艳,直仿佛《花间》《樽前》。要皆能自为之节,令柔者不至于溺而艳者不失诸浮,含蕴既深,体裁复密,殊有合乎比兴之旨。”《柳烟词》言情沉溺,辞藻浮艳,在顾贞观看来,不够含蓄蕴藉,违背了比兴之旨。又如其《与栩园论词书》云:“变而谋新,又虑有伤大雅。”也是对过于追求新变,违背儒家诗教的批评。反之,沈堡的《澣桐词》因“吐弃凡近,脱手鲜妍,淋漓奔放而不失于粗疏,韶冶动人而不流于荡佚”,受到了顾贞观的肯定。
  顾贞观与纳兰性德同为清初词坛健将,他们的词学主张体现出同声相求的特点,但在看似一致的词学观中隐藏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词学倾向,在观照二者的共性基础上,把握其个性特征,对于真正理解顾贞观与纳兰的词学十分重要,而这对于认识清初词坛的多元性与深刻性也不无裨益。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9日第13版,原标题:顾贞观与纳兰词学的离合,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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