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运威、丛海霞 | 抗战词坛的风云突变
杜运威
在民国诗词研究持续走热的大背景下，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战诗词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与成果较夥的新诗、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文体相比，其研究仍显得十分狭窄。梳理抗日战争背景下词坛艺术风格的发展走向，管窥抗战时期旧体诗词的重要价值和鼎盛风貌，可为抗战诗词史的书写奠定基础，进一步拓展抗战文学史的建构元素、深化民国诗词史的演进历程。
二十世纪初，梦窗风一度笼罩词坛。王鹏运、朱祖谋二人尤其对《梦窗词》用力甚深，原因之一是该词集多年来缺乏善本，讹误杂陈，亟待整理；原因之二是梦窗乃常州词派标榜“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典范，深得四大家推崇。后经词坛盟主朱祖谋及同道师友辈多方标举，“梦窗风”席卷南北。以致作词不学梦窗，就不足以跻身于行家之列。
梦窗风有两大表征，一是注重词体艺术技巧，尤其是章法上强调顺逆提顿、曲折变化。二是追求质实凝炼、涩而不晦的高超境界。追步梦窗本无可厚非，朱祖谋、陈洵、陈匪石等人皆在学梦窗基础上有所独创。然而若一味的将梦窗“神化”，就难免出现文过饰非，不够冷静的认识。比如“选涩调、守四声”创作风气的形成就与过度推崇梦窗有一定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体动荡的愈加剧烈，注重声律和技巧的梦窗风已经不能适应爱国热情日趋高涨的社会环境。彼时依然沿着固有轨迹滑行的作家作品遭来评论家的严厉批判。追步梦窗者也认识到了自身出现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探寻解决方法。大体有两种转向：第一，继续沿着梦窗风的创作路径，坚持“审音持律”的词体本位，但在“面貌”与情感内容上作出相应调整。丢弃“七宝楼台”“炫人耳目”等华丽辞藻，改为灰色暗淡、凄凉沉郁。降低对声律技巧的过于偏爱，增加情感内容的比重。如陈匪石，“其于词也，穷极幽眇，虽一声一字，阴阳平仄之间，考之唯恐不至，辨之唯恐不精。观其所为《声执》一书，可以见也。”然抗战时期的《麻鞋集》，则在声律谨严基础上，更有既哀乐无端，又寄托遥深，感伤国事之词。诚所谓“上法清真、白石、梦窗、碧山，守律严细，炼字稳惬……又能济以东坡、稼轩之骨力”，继而做到“涩而不晦，幽而能畅”。
《如社词钞》书影
第二，试图将梦窗与稼轩有机融合。以梦窗格律之严补稼轩之粗疏，以稼轩之情感浓烈扩梦窗之幽狭。吴白匋早年学词自梦窗入，1934年如社期间的创作，恪守四声格律章法。“字研句炼，功力深至。”但他并不固守门庭，对梦窗用典晦涩，跳跃过大，人工雕琢太甚等缺陷作出适当修正，并着力抬高意境的重要性，形成欲语还休、清丽而兼沉郁的整体风貌。读《青玉案·闻三弟道姑苏沦陷时事感赋》：
总言之，抗战时期梦窗风的缺陷是明显的，但并未如“革新派”所说般“字荆句棘，性梏情囚”。此期梦窗接受者并非一成不变的传承民初的创作风气，他们在内外困境中积极改革自身弊端，一方面不放弃严四声、精雕琢的固有技法，但另一方面力求降低声律限制，扩大叙述视野，将前线战事和忧国忧民的心绪投之于词，拓宽作品情感空间。此变革致使绵延数十年的梦窗风开始出现转向。此转向既是为适应爱国热情高涨的社会环境作出的宏观调整，也是受词坛越发激烈的稼轩风影响而产生的微观变化。
抗战对词坛影响更大的是掀起了一股慷慨悲壮、气吞山河的稼轩风。此风向自“九一八”事变时已经出现端倪，经龙榆生《词学季刊》和卢前《民族诗坛》的传播而逐渐达到顶峰。换言之，探索稼轩风的崛起脉络就是认清抗战词坛塑造自身特质的成长历程。
龙榆生先生
龙榆生早已看清梦窗风的种种弊端，然作为朱祖谋传人，他不便大张挞伐恩师门楣。只能从理论研究、操持选政、实际创作等方面间接倡导苏辛，以期转移一代风会。首先，他对苏辛词有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关论文较多，不一一罗列。其次，他通过选集来明确风格导向。有《唐宋名家词选》《唐五代宋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三部以苏辛为旗帜的选集。第三，其自身作品毫不讳言“今古几词手，我自爱东坡”的崇拜。当然，最终拨动风帆的是他借《词学季刊》之利，以主编审稿人身份，有意打压梦窗，倡导苏辛。龙榆生在《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中明确提出“私意欲于浙、常二派之外，别建一宗，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以晁补之、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以清雄洗繁缛，以沉挚去雕琢，以壮音变凄调，以浅语达深情，举权奇磊落之怀，纳诸镗鎝铿鍧之调，庶几激扬蹈厉，少有裨于当时。”“别建一宗”之目的正是纠正梦窗风过于注重声律技巧而轻视词体情感内容的严重弊病。最终以《词学季刊》为平台，聚集起百余人创作风格趋于苏辛的新群体，核心人物主要是龙榆生、张尔田、唐圭璋、夏承焘、卢前、邵瑞彭、胡汉民、黄濬、叶恭绰、黄孝纾、郭则沄、汪曾武及女性词人丁宁、陈家庆、徐小淑、吕碧城等。该群体致力于振兴豪放词风，注重以词书写时事。
若以正常蓝图规划，龙榆生将借助《词学季刊》成为新一代词坛盟主，然其姓名却出现在1940年2月公布的汪伪政府名单中，大好前程就此中断，《词学季刊》也因全面抗战的爆发而停办。虽然《同声月刊》有相似运转背景，但沦陷区整体语境已经不可能让其大张旗鼓的倡导苏辛。
《词学季刊》书影
词坛接力棒传到了卢前《民族诗坛》手中。卢前、易君左等一批爱国诗人提出创作“民国诗”“民国词”的口号。即“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用旧技巧写出新意境，拿诗来发扬我民族精神”。这一理论内核逐步演变为“以活泼、生动之形式与格调，扬示我民族特有的雍容博大之精神，为民主政治时代之产物，发四万万五千万民众之呼声。”既而创造出既不同于汉魏唐宋明清，又异于英、法、德、印度，堂堂正正卓异独立的“民国诗词”。正是他们的努力，在民国旧体文学中逐渐旋起与抗战更契合的民族诗风。
与龙榆生类似，《民族诗坛》是卢前等引领抗战词坛主流风尚的新平台。核心人物有于右任、卢前、王陆一、张庚由、江洁生、缪钺、陈匪石、朱轓等等。与前期抗战词派的苏辛并举不同，他们更强调稼轩。卢前《中兴鼓吹》“代序”云：“渐觉摩胸剑气沉。问谁肯作狂吟。辛刘语，冷落到而今。 新词鼓吹中兴乐。雄风托。莫嫌才弱。将我手，写余心。”从龙榆生的“我自爱东坡”，到卢前的“新词鼓吹中兴乐，雄风托”，不仅是两大词人内部由苏轼至辛弃疾的顺承及微变，更是《词学季刊》至《民族诗坛》两大词群的转变。作为主编，卢前明确提出“今日所收到词稿，仍多歌咏风月者，与本刊旨趣不合，往往割爱。自兹以往，盼多以雄壮亢爽之音，写此伟大时代，不独本刊之幸已也。”很少有诗词类期刊如此鲜明地提出创作审美倾向，随着期刊创作量和销量的陡增，“雄壮亢爽之音”的稼轩风逐渐占据整个词坛。
《民族诗坛》书影
稼轩风并非只有慷慨悲壮、气吞山河一种形式，沈祖棻就是另一类稼轩风的典型代表。汪东在《涉江词序》中早有揭示：“方其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故其辞窈然以舒。迨遭世板荡，奔窜殊域，骨肉凋谢之痛，思妇离别之感，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则融忌讳，茹之则有未甘，憔悴呻吟，唯取自喻，故其辞沈咽而多风。”从其词《水龙吟》中自能触摸到与稼轩较为接近的抑郁难耐：
战争对抗战词坛造成了很大影响，它打破了原来梦窗风“一统江湖”的格局，形成稼轩风占据主流，梦窗风及其他风格为羽翼的新形态。守梦窗者并非完全抛弃已有基础，他们在原来宗法清真、梦窗的基础上，尝试作出技术层面的让步，谋求梦窗与稼轩的有机融合。反梦窗者则借战争契机，彻底清算词坛“选涩调、守四声”的不良风气，倡导抒情言志，全面激活自鸦片战争以来，绵延不断的豪放词风。后者较之晚清时期更猛更烈。总之，抗战催生出了与时代更适应的新词风，而区域政治的复杂性和词体功能的丰富性进一步拓展了抗战词坛的艺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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