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的构成体制与信息系统

曹明海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 文学文本是文学的一种物态化存在形式，文本的语言构成了文学世界的存在现实。一个文本就是一个完整的文本世界，一个有机的语言构造系统。作为阅读的对象，它与读者相互依存、相互生成、读者与文本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奠定了文学交流理论的根基。读者对文本的阅读，要把握文本的构成体制和信息系统。构成体制，即文本多维多层的营构系统，它作为文本的构成形式，包括文本内在的各种内容要素的结构方式(即所谓“内形式”)和表现内容和内形式的外部特征与形态(即所谓“外形式”)。信息系统，即文本传达的语义信息、象征信息和结构信息。诠释文本的这种信息传达系统，揭示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是文本阅读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文本阅读 构成体制 信息系统

文本(即文学文本)是文学的一种物态化存在形式，文本的语言构成了文学世界的存在现实。一个文本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有机的语言构造系统。作为阅读的对象，它与读者相互依存、相互生成。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赛尔指出:文本与读者两极，以及发生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奠定了文学交流理论的根基。“文学文本作为一种交流形式，它冲击着世界，冲击着流行的社会结构和现存的文学。这种冲击是一种由文本的各种功能发动的、对思想体系与社会体系的重新组合。而这种重新组合揭示了交流的意旨，其过程一直受到文本宽泛的特定指令的导引。”［1］同时，伊赛尔还强调之所以将文本阅读活动中文本与读者的双向交互作用称之为“审美反应”，是因为这种反应是“由文本造成”，“唤起了读者的想象与感知能力，促使读者调节甚至改变自己的倾向”［2］。很显然，伊赛尔的这种阅读反应理论将文本视为一种“接受前提”，认为它具有发挥效应的潜能，其结构不仅调动了读者，促使读者对文本进行加工和建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驾驭着这一过程。因此，探讨文学文本的指令机制，揭示文本在读者头脑中引发的基本运演程序，是文本阅读的出发点。如果说文本阅读是发自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关注，那么，就不可忽视阅读活动中文本的重要意义。文学的天空，星辰闪烁，璀璨绚烂，应该说这是文本构出的美丽天空。如果没有奇颖的文本营构和文本形式的存在，文学的天国将黯然失色，读者阅读便失去依据;而对文本不能作切入的透视和开放性的动态建构，也难以深入领略文本世界的瑰丽风光，更不可能探知文学星空的真正奥秘。所以，文本阅读就是以文本的探索为基点，根据艺术创造规律，对文本的生成与构成的特征、文本的营造系统和内制机制作创造性诠释。

1 文本概念及反拨意义

文本阅读是以“文本世界的探索”作为基本目标的。那么，什么是文本?应该如何解释文本这一概念?从运用文本概念来进行艺术理论建构和文本阅读与批评研究的情况来看，对它持有多种不同的认识:有的把文本作为独立自主的存在物，而阅读就是自足地对文本内涵的诠释。如新批评理论认为单从文本中即能达到对世界本体的把握，阅读只要专注于作品本身就能找到其存在的意义。所以，这种理论主张对具体单个文本的“细读”，强调如果从作者和读者的角度阅读文本，不仅无助于理解，反而会陷入作者的“意图谬误”和读者的“感受迷误”。也有的认为文本并不是语言的意义本身，而是作品的语言特征和结构系统。如结构主义理论不关心对具体单个文本的细读，只注重对一个结构系统中文本的共同语言特征的共时研究。结构主义者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从对作品的语言系统分析出发，对文本进行结构系统研究，认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本来并不具备什么本质，而是由其内在结构规定其意义，它们处在什么样的结构关系中，就会有什么样的本质。还有的把文本当做一种“互文”。互文这一概念最早由女权主义批评家克丽斯特娃提出，被解构主义广泛运用。他们认为一个文本无法离开其他文本而存在，文本的意义不仅超出自身所示，处于游离状态，而且具有多义性。文本是一个无中心的网络过程，它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一种活动、一个过程，即意义构造过程，它永远没有确定的终极意义。［3］文本的意义存在于文本与文本的相互作用之中。解构主义的文本概念在打破文本的固定结构系统的同时，也打破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在解构主义看来，文本的意义并不在作者那里，不在文本或文本系统中，而是在文本与文本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互文性”之中。

从以上所述可见，在当代艺术理论建构和文本阅读与批评中，文本概念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传统的文本阅读与研究注重作者和作品的外部因素的探讨，作者的传记和创作风格、作品与社会环境和文学史的关系，成为文本阅读与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文学作品被视为作者精神的物质外化，文学作品对于作者来说无独立意义可言。同时，作品对于读者来说，又是一种固定存在物，是作者思想情感观念的客观表达。读者的意义在于力求在作品中把握作者要表达的客观意图，谁理解得越接近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目的，谁就是好的读者。而文本概念显然不同，文本对于作者来说具有独立自主性，文本一旦形成，就独立于作者的主观意图;同时，文本对于读者来说，又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读者在文本中面对的是独立于作者之外的语言实体。文本自身具有多种可能性，读者的阅读活动才使文本由“可能的存在”而达到“现实的存在”。因此，读者的阅读过程也是一个再创作、再建构的过程。总而言之，文本概念对传统文学观的反拨意义极为明显，它把作品作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个体进行独立考察，认为文本是一个自足的意义客体和语言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生产过程，是一个有待读者完成的“生产—接受”的复合体，从而把读者引入文学本体构成的过程，即以“作者—作品—读者”这种三维体制，打破了作者全知全能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恢复了读者本来应有的地位。

对文本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的区别，有的专家作过比较分析:(1)传统意义上的作品是指相互分离的装订在书皮之间的实体，而文本则被看做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领域。(2)传统意义上的作品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文本则是由各种不同的单一的线织成的，并和其他文本紧紧编织在一起，因而产生了互为文本意义。(3)传统意义上的作品存在于一种父子式的关系状态中和连续性的系列中，即作者是作品的父亲，作品是作者的后代，而文本犹如私生子来到世上一样，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形成物，作者在文本整个结构中最多只是“一个纸上形象或者一个客人”，文本的秩序不是父系序列，而类于诸关系结成的网状系统。(4)在传统意义上的作品所处的整个结构里，创作过程和阅读过程是截然分开的，而对文本来说，创作与阅读完全是一个过程，创作(即作品)就像一部乐谱一样，它需要演奏者(即读者)将其具体化为活生生流动着的音乐。创作作品既非是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是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惟一对象是读者，作品创作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实现其意义和价值。(5)符号学把一个语言符号分为所指和能指两个部分。巴德斯认为作品是以所指为目标的，按语义学的说法，传统意义上的作品总是在表达某种东西，而文本则密切相关于能指本身，是以能指为目标的。从这种对比性区别中可以看出，文本概念是把作品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扎根于世界，“它有如存在的洞穴，可以洞察世界内在的深邃的奥秘。文本存在的展开活动，可以看成是这个世界中的‘在世’事物的自我领会以及对世界的领会。世界上的其他事物都有隐蔽的意向——沉入语言的隐晦黑暗之中，正是文本使‘事物’显露出来，它使事物的存在置身于世界的光亮(中心)之处，毋宁说世界是通过文本的(展开活动)呈现出来。”［4］

2 文本构成体制的探究

何为文本的构成体制?简言之，就是文本多维多层的构造系统。作为文本的构成形式，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本内在的各种内容要素的结构方式，即所谓“内形式”;二是表现内容和内形式的外部特征与形态，即所谓“外形式”，这种外形式是内容及内形式的物化形态。探究文本的这种构成体制，揭示文本生成与构成的特征与规律，是文本阅读把握自己的对象——进行“文本的探索”的主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文本阅读对文本构成体制的研究，并不是在文本意义与其构成形式相割裂的性质上谈论文本体制问题，而是把文本形式的形成过程同时看做是文本意义展开的过程，始终在二者相互融洽、相互作用的意义上来分析和探究文本的生成与构成规律，透视文本存在的内部结构。这就是说，文本阅读对文本构成体制的探究，并非是单一性的文本形式诠释——把文本构成系统及其内在的稳定性的联系割裂分解开来，化为一肢一爪、一截一块，而是把文本作为一种“完形”整体，探索文本构成体制的内部奥秘，透视作品本体构成的规律性。

著名现象学美学理论家罗曼·英加登在他的《文学的艺术作品》中曾经指出，文学文本是以一种层次构造的方式存在的，一个文本即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一个由四种异质的层次构成的有机整体。第一个结构层次是“字音和建立在字音基础上的高一级的语言构造”，即语音层次。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声音现象学层次”，包括韵律、音步、声型等。声音属于现实存在世界，而不是理念世界。它包括这样两个方面:单词的声音单位和句子以及句子系列的声音组合，声音本身所具有的特性——音响、节奏和音速。单凭具体话语的声音并不能构成艺术作品，它只不过是创作过程的产物。第二个结构层次是“不同等级的意义单元”，也叫做意义系列层次或“意群”层次。有意义的句子和句子系列展现出具体环境中的世界——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的特定的有机世界。意义乃是艺术家、诗人、作家的意识作用创作出来的。意义通过意向性“意指”客体，并明确客体(朦胧、含混的意义在外)。在英加登看来，意义既不是一种物质实体，但也不是精神的东西。意义虽是艺术家、作家意识作用的产物，但它都超越这种作用。因为意义并不随产生它的作家、艺术家的具体意识作用的消失而消失。第三个结构层次是“由多种图式化观相、观相连续体和观相系列构成的层次”，简单一点说，这是一个“系统方向层次”，它指的是作品描绘的世界。第四个结构层次是“由再现的客体及其各种变化构成的层次”。英加登特别指出，这个层次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行再现的意向性的句子对应物(特别是事态)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在这些句子对应物中完成再现客体及其各种变化的‘方面’。”这是一个纯意向性的客体，它与它所反映(或者叫做表现、再现)的实在世界并不存在完全的对应关系。这是一个靠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建立起来的“艺术世界”。作家、艺术家只给这个艺术世界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骨架，它还需要读者积极参与，把他们各自的经验汇合在一起，共同参与这个意向性的综合运动。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四个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也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层层递进。第二个层次是由第一个层次组成的;第三个层次又是由第一、第二两个层次组成的;最后一个层次则是由前三个层次组成的。从其整体构成形式来说，是一种层叠式的动态结构。［5］

英加登的这种多层次结构理论，显然强调文本构成的内在秩序性与整体性。秩序性体现着文本构成体制的规律及其可知性，而整体性则揭示文本各构成层次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在文本结构体制的整体中所起的构成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文本阅读中对文本构成体制的探究，必须强化对作品本体的分析，透视文本的营造系统，即着力于对文本的构成特征、表现层次与深层结构进行艺术把握。我们知道，叙述学批评家葛立曼“在语义的小世界里，建立起意义的基本构架”，找到了两个分析层次，即“内在叙述结构的层次与表现的层次”。［6］葛立曼把非时间性的关系称之为深层叙述结构，把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称之为表层的表现结构。这种表层的表现结构一般是作者自觉构思的结果，有些阅读者常常停留在这个层次的追问上而不能把握文本的深层世界;而深层的叙述结构则往往是作者所未意识的，即所谓“内在机制的投射”，但恰恰是这个层次对文本整体的美学效果起着决定作用，它才是阅读所应该致力探寻和把握的根本所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新批评理论由于排斥文本的表现层次，而专注于深层的叙述结构，遂走入神秘主义。一般来说，文本的表层结构更多地体现着共时性的特征，而深层结构则更趋向于历时性，体现着文本意义的某些延续性。所以，对这两种层次的结构，在阅读中要注意辩证分析和综合把握。有位美学家曾经说，艺术品不等于从一扇透明的窗子看到外部世界的景象，而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观看世界的方式。因此，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归根结底还是受制于作家自身选择和同化审美对象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一个文本都存在一种内层的思维模式结构，即作品潜在的思维状态。这虽然是抽象的、动态的，但又潜示着文本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是作家主体审美心理的一种物化过程。因此，在文本构成系统的艺术分析中，我们要力求揭示这种内在的思维模式结构，以更深入地把握它所制约的文本内在的组构规范。

文本的构造系统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世界。在阅读中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便可发现，文本的生成与构成是有其规范可寻的，文本的秩序与体制是可以分析和把握的。如孙荪的《云赋》，作者笔墨挥洒，构想天姿天色，创造了一种恢宏壮丽而又和谐的文境美。在这篇散文文本的阅读中，我们加以深入地探究与分析可见，其文境构成的艺术美的规范与奥秘有二:其一，是物境的三结合。先是将云景和天景结合，云浮而有幻想，天借云而生姿，构成了一种浩渺阔大的独特景象。继之将动景和静景结合，乌云进攻，游云溃散，都是动;彩云幻象，玉月停飞，这是静。这样，动静相生，不但文字跌宕，且意境幽深，曲屈有致。再是将实境与仙境结合，写乌云，有神煞妖魔之形;写淡云，有仙画银羽之姿;写彩云，有天宫天物之状。由此在实境上笼罩上一层仙境的光辉，显示了意境恢宏的神韵。其二，是情境的三种状态。作者写乌云、游云处处有“我”在，“我”时而焦急，时而慨叹，这是“以我观物”，是“有我之境”。写淡云、彩云，也写“我”像驾着祥云遨游九天的神仙，既有“我”在，又有“我”形，是“忘我之境”。写云外青天，则意出尘表，既无云在，又无“我”在，只画出青天月牙图，超然旷观，此谓之“无我之境”。“有我”、“无我”、“忘我”这三种境界融为一体，显示了文境的丰富蕴涵和纵深发展的层次性。在阅读中这样深入地分析文境构造系统，显然，不仅能够揭示文境的生成与创构特征，而且能深层透视出文本构成体制的规范和奥秘。

3 文本信息系统的诠释

我们知道，文本作为一种艺术交流形式，它是对作者的生活体验和心灵情感的传达，文本阅读就是通过这种传达而实现的主体之间的对话。文本的传达系统包括三个子系统:一是语言组合体系，二是艺术形象体系，三是表现形式体系。它们分别给读者的神经系统传输三种类型的信息，即语义信息、象征信息和结构信息。诠释文本的这种信息传达系统，揭示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文本阅读把握自己的对象——进行“文本的探索”的重要内容。

语义信息的诠释，就是对文本的物质载体自身信息的诠释。任何一种文本信息系统的构成，其基本材料都是语言。一首诗，一篇散文，或是一部小说，首先是一个特殊的语言符号系统。作为客观、独立的语言实体，它们自我虚构出完整自足的审美世界。故此，每一个文本都是一个语言体式，即语言材料的组合方式。绘画用色彩和线条构造世界，音乐以音响和节奏为表现手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自然把语言当做建构自身大厦的材料。所以，文本的语义信息，其实就是指语言载体自身所包含的意义。如对构成文本的字、词、句或成语典故，以及某些语段、修辞手法的诠释等，就是对语义信息的诠释。这种诠释对不同文本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同的，对不同时代的作品的意义和作用也不相同。古代文学作品，离开了这种语言的载体性的诠释，有些几乎是不可能读懂的。而对其他品类的作品而言，如浅显易懂的现代白话文小说、散文，语义信息的诠释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不过，不管其内容和意义如何，这类诠释可以统称为技术性的诠释。一个阅读者如果连这些信息也诠释不了，那就等于成了钱钟书笔下的“文盲”。但从文本阅读来说，这种语义信息的诠释并不属于文本的艺术范畴或审美范畴，它是一种非文学性的诠释，其作用主要是为文本信息系统的整体诠释服务。

象征信息的诠释，就是指透视文本的物质载体所形成的艺术形象中蕴涵的情感与生命，即通过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表现的内容、意蕴、感受、情绪、精神、氛围、思想、意义等等。这些都是象征信息诠释的对象，文本阅读的诠释功能由此而进入文本的艺术范畴。但是，这种诠释不是单纯的社会学的诠释，更不是单纯的政治学、经济学或历史学的诠释，当然也不是简单的生活诠释。因为这些诠释都不属于文本阅读对文本的探索范畴。许多人从鲁迅的小说《药》中找出华老栓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和背景，不可谓不具慧眼，但那只能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慧眼，而不是文学阅读的慧眼。在文本阅读中对文本象征信息的诠释当然也免不了要涉及这些因素，但不能只限于这样的阅读范畴。文本阅读对文本象征信息的诠释是艺术性诠释，是从文本信息系统的营构着眼，探讨文本象征信息的传达规律。具体些来说，这种诠释应该说明，在一个特定的艺术形象中，包容着客观现实、创造主体及艺术形象本身三个方面的哪些艺术因素和审美关系，这些艺术因素和审美关系是通过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手段来表现的。如莫言的《红高粱》，阅读中对这篇小说象征信息的诠释，就不仅要说明它写了一个抗日故事或写了什么抗日英雄，呈现了一片鲜红的血腥气，意味着战争的残酷，意味着抗战的艰辛，还意味着诸如人性本色、英雄气概等等的审美因素，而且还应当指出这是作者采取意绪性编配的艺术营构方式(这种意绪性编配是一种把主体的意向性情绪文字符号化的生成程序)，不追求诸如故事的完整、人物的丰满之类的叙事性内容，而着意于追求意绪化，呈现作品的情绪色彩。这样的诠释才能真正切合文本信息系统构成的本质特征，才能有助于深层揭示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结构信息的诠释，就是指文本中构成艺术形象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诠释。简单一点说，就是对文本构成形式的诠释。诸如意境构成的方式，景物描写与任务刻画的相互作用，主要人物和一般人物之间的关系，内在意义与表现形式的统一，艺术形象构成体系等等，都是结构信息诠释的内容。如果说象征信息的诠释，是偏重于文本的意义，那么结构信息的诠释，则是偏重于文本的形式。但这种诠释是把文本形式的形成过程看做是文本意义展开的过程，并非支离破碎地孤立地进行文本形式因素的分析。因为文本形式与它所负载的意义内容是分离不开的，而且其意义内容同样包含着形式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发送出的美感信息。有不少优秀作品，其意义内容的丰富，往往来自于形式因素的结构层次，是文本形式结构整体的产物。如戴望舒的诗《雨巷》，其意义内容、主题情思，就是一个由多种形式因素构成的复合体，其中包括:一是轻缓、舒徐、悠旷的节奏音调;二是语感流向和意象运动的回旋感以及它们和上述节奏音调共同表现、暗示出来的缠绵悱恻、凄迷徘徊的情绪;三是直接来自“视觉印象”的孤寂、惆怅、凄冷的情绪体验;四是整首诗的语象世界所具有的迷离感、恍惚感、梦幻感。这些由语言、语象各种形式因素的结构关系直接唤起的感觉、情绪、体验相互结合，彼此映衬，融为一体，构成了文本的意义内容。因此，对文本结构信息的诠释不可离开文本的意义内容。只有把二者的诠释融合起来，才能够取得切实的诠释效果。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文本结构信息的诠释是文本阅读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它是文本阅读的深化。朱光潜曾经说:“遇见一个作品，我们只说‘我觉得它好’还不够，我们还应说出我何以觉得它好的道理。”［7］这里所说的“好的道理”，也就是探究作品的艺术审美效果是怎样实现的。要做到这一点，所采取的解读方式应不同于一般的“主观欣赏”——从最初的感受“向外”神游于无际的幻想体验，而是走“内向”透视之路，分析阅读对象的内部整体构成，把握其审美效果的形成机制。正如面对一幅名画，观赏者可能采取两种阅读方式:一是被它深深打动，久久沉醉于它所描绘的美丽迷人的画面世界里;二是从迷醉中醒来，惊异这幅画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异的表现力，于是仔细揣摩它的整体结构，分析它的艺术构图、铺彩着色、线条设计等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好的道理”。后者就是所谓结构信息的诠释。毫无疑问，这种诠释更加切近艺术本身，可说是阅读的深化和升华。它至少能够说明，文本意义的美及其形式的美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何以能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等等。只有诠释清楚这些信息，才能显示出文本阅读的深层性，才能把握文本构成系统和艺术整体的气魄，真正揭示文本构成的内层的艺术精微。

注 释

〔1〕［德］伊塞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2〕［德］伊塞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3〕参见［法］罗兰·巴尔特:《S/Z》，转引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张隆溪著，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52页

〔4〕参见陈晓明:《文本的审美结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9页

〔5〕参见［波兰］罗曼·英加登:《文学的艺术作品》，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6〕转引自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7〕朱光潜:《“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考证、批评与欣赏》，见《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开明书店1932年版，第36页

［中图分类号］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曹明海(1952～)，山东沂水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语文教育与文学阅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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