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合作主办的第七届（2024）“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文摘 2024-09-30 17:05 上海

参会专家学者合影

2024年8月31日，我院合作主办的第七届“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承办，上外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加拿大研究中心协办。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致开幕辞，他介绍了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发展历程，并就区域国别研究与田野调查的关系发表见解。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没有哲学则不深，没有地理则不实，没有田野则无魂。杨教授根据研究院发挥智库服务作用的实践经验指出，当前决策建议生产的来源普遍存在着文本主义与田野一线的不平衡现象，因此研究院高度强调田野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着力建设与学术共同体广泛合作以长期稳定推进田野工作的协同机制。希望未来能多管齐下，与学界同仁共同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研究员以“区域国别学功能与建设路径”为题做主旨报告。他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有别于传统的“西方区域国别学”（Area Studies），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不是由殖民扩张、追求帝国霸权所驱动，而是体现中国乃至亚洲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通过研究“他者”来验证“自我”正确和优越，而是寻求在“他者”和“自我”之间建立平衡关系；三不是追求结构主义式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秉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引领，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基于此，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建设也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筑牢基础，着眼于培养有坚定政治定力的“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人才为目标建设高水平的课程体系；其次要方法科学，要在培养过程做到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尤其是要使学生的田野工作能力得到充分训练；再次要内容丰富，课程设计要充分实现各相关学科的内容融合、师资协作、目标多元，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一专多长”。他特别强调，区域国别学框架内的外语教学不再是主要教授听说读写译的语言工具课，而是要与专业课的内容密切结合，使语言的交际功能、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统一起来，让学生能够用相通的语言展开专业交流，做到“听得懂、说得清、谈得来、写得出”，成为“精语言、通国别、会专业”的区域国别人才。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研究员

本届研讨会共有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主题为“欧亚的戏剧——从国际到国家的治理”，两位报告人的田野工作均在当前国际热点及周边地区进行。

首位学术报告人吕晓宇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曾在叙利亚、黎巴嫩、哥伦比亚、缅甸、乌克兰、巴勒斯坦等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他的报告题目是《从基辅到耶路撒冷——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方法》，内容基于其2018至2024年在多个国际冲突热点的实地考察，尤其是以2023年在乌克兰、2024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实地研究案例为支持，细致梳理了国际冲突实地研究方法的应用、挑战和前景，报告按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问题顺次展开。第一，要厘清的是，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不等同于“危险的田野”，其中还是有很多可以规避和管控风险的方法。第二，国际冲突实地研究的必要性是由国际冲突的特征和实地研究方法的特质决定的。其首要目标及动机是提供替代性的信息源，其次是可以带来“反直觉”的发现和反思，再次是其经历现场而产生的特殊感官体验是难以替代的。但需强调的是，这都并不意味着实地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是进行冲突研究的最优方法，它只是在其他研究方法无法应用情况下的“刃锋”选择。第三，就方法论而言，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可以从多种学科和实践方向吸取经验和启示。一是人类学的战争民族志和国际关系的冲突研究，二是战地的媒体实践经验，三是国际组织和人道主义援助机构的工作方法。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国际冲突的实地研究可以围绕四个方面的“确定”展开，分别是确定研究目标和问题、确定研究者的身份、确定进入实地的时间地点和研究时长、确定信息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吕晓宇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亚文明特色班硕士研究生邬佳丽。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她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国立外国语学院孔子学院担任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教师。她的报告题目是《家中的邻人——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塔吉克族的身份认同问题》，内容基于她在乌兹别克斯坦工作期间的田野调查。跨境民族是国家间关系中一个较为常见但又容易牵动敏感神经的问题，在历史文化关系复杂的中亚地区，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三十年以来，境内塔吉克族的生存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该国与邻国塔吉克斯坦的国家间关系，且对乌国自身的国家建设意义重大。邬佳丽同学的这项研究在大量案头工作基础上，从历史回溯入手，使用丰富的权威数据和资料来初步勾勒撒马尔罕塔吉克族的生存现状，并通过田野调查聚焦于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本研究所形成的一般性结论是，民族认同感的形成未必与民族识别、“母国”观念强烈相关，而居住国仅靠硬性政策也不一定总是有效。其启示在于，不合时宜的民族主义和过强的民族自尊心并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健康发展，后发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秉持开放、包容和合作的心态，探索出一条更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此过程中，人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感才可能会得到稳定地提升。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邬佳丽

本单元的评论人王晋副教授现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助理、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作为曾长期在冲突热点地区留学的“海归”，王晋老师首先对吕晓宇老师在高风险地区的经历表示感同身受，并就作为田野调查突出特征的“一线”特点提出讨论。第一，田野调查研究者所观察到的“一手”信息，是否能准确反映大事件的最终实际结果？第二，语言障碍对一线调查的质量有多大程度的影响？第三，如何理解具体在地观察所得与国际格局大势之间的“距离”？

对于邬佳丽同学的报告，王晋老师针对具体观点指出，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并不一定等同，国家经济发展也并不总是能缓解国内民族矛盾。这项研究更为有趣的是，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了一些“反直觉”现象，由此抽象出学术问题，并找到值得深挖的研究角度，这正是田野调查方法的学术价值所在。王晋老师进一步阐发：第一，案头工作同样是很重要的调查方式，这与田野工作并不是谁多谁少的问题；第二，国别区域研究的终极功用，还是要服务于国家战略。

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王晋副教授

第二单元“非洲的道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两位报告人均在非洲大陆进行了田野调查，虽然作业延续时间长度不同，但都提供了有趣的观察视角。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赵俊研究员，研究领域涉及族群政治、传统制度、国家重建等，田野调查区域以非洲大湖地区尤其是卢旺达为主。近年来，主要从事卢旺达大屠杀历史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赵俊老师的报告题目是《从Ubuhake到Girinka——牛在卢旺达社会中的角色变迁》，题中的两个外文词来自卢旺达语，两者都与作为当地重要生产工具的牛有关。简而言之，“Ubuhake”是指在历史上的王权时代所形成的以牛为核心要素的庇护制度，约起源于14世纪之前，到1954年才正式废除，地域上主要存在于卢旺达中部；而“Girinka”是晚近才出现的以牛为核心要素的“精准扶贫”政策，肇始于2006年，覆盖卢旺达全境，按原计划应于2018年结束，但因效果良好，甚至在国际上都产生影响，故延续至今。赵俊老师从历史分析入手，归纳了在卢旺达这个特定环境中促使“Ubuhake”制度形成的经济、地理、政治等一系列独特条件，指出其作为“农/园耕社会”与“游/畜牧社会”之间纽带的社会性功能。而对于“Girinka”，则是通过实地观察与文献整理相配合的方法，来深入实地展开调研。对于这样一项带有高度地方性知识色彩的研究，赵老师认为，其意义在于可帮助深度掌握具体国情，理解社会制度的地方适应性，为有针对性地采取外交手段提供信息参考。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赵俊研究员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胡煌，今年刚从上海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毕业，已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经济人类学、药品与健康公平、中国的非洲存在等，硕士期间曾专门针对青蒿素的全球流动问题，在非洲和国内多地进行田野调查。

胡煌同学报告的题目是《“多点民族志”在跨国企业研究中的应用——以在某中国青蒿素药企的田野调查为例》，内容基于其先后以实习生和调查者的身份在一家大型药企的田野调查，并结合企业之外其他更多报告人提供的信息，田野点包括企业总部基金会、医药公司总部、非洲分销公司、国内药材种植基地及药厂等多点。这项研究所应用的“多点民族志”由美国人类学领军人物乔治•马库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针对迅速突起的跨文化、跨边界现象，对人类学传统田野调查方法的创新。在研究视角上，则是受到马塞尔·莫斯经典作品《礼物》的启发，聚焦在考察青蒿素出海过程中，从其作为“商品”的原初和表面属性出发，发掘其同时如何又被赋予“礼物”的属性，以及这种深层和隐性的意义是如何被特定情境所定义。在研究思路上，这是一项“否思”研究，也即根据田野调查获得的新资料、新证据，来重新审视商品化世界里特定类型“礼物”的意义建构过程，以此来丰富乃至重构对“礼物—商品”关系之理解。在研究发现上，形成结论认为，一方面，中国对非医疗卫生援助中一度将青蒿素作为重要内容，但青蒿素真正大规模应用于非洲医疗末端的过程是在当地“公共市场”形成之后才发生；另一方面，即使具备创新先发优势、青蒿原料优势，但中国仍不是世界抗疟事业的主导者，产业链优势并没有能形成价值链优势，这是由已高度成熟的一系列国际市场环境条件所决定的，包括共同规范、药品采购机制、质量标准、流通渠道等，而中国企业生产、中国政府援助都只是作为这个国际抗疟共同体中的一部分环节出现。由此提示我们，对于中国的国际贡献，需要从基本的客观事实出发予以理性评价。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胡煌

本单元评论人刘玉照教授现任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跨国企业，曾带队赴卢旺达进行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并指导研究团队先后在以非洲地区为主的十余个国家里长期开展田野工作。

基于曾在同一国家的田野经历，刘玉照教授对赵俊老师的工作很感兴趣。刘教授在田野过程中也曾观察到，牛在卢旺达的族群关系、观念塑造上都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赵俊老师的研究对于这些意义的发现很有价值。卢旺达的族群矛盾，与当地的人口、资源、环境等条件有极大关系；其深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该国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两种不同的族群生存发展与经济运行模式之争，而这种争端已延续了千百年之久，问题根深蒂固，冲突择时爆发。

胡煌同学是刘玉照教授研究团队成员，其田野工作和论文写作也是在刘教授指导下完成，刘教授主要是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胡煌同学报告进行评析。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需要田野调查过程，是因为很多时候问题意识需要从比较研究中产生，而比较研究往往又意味着需要在不同地区做调查，这就带来了一个不同学科对于作业规范的适用性采纳问题。按人类学专业的标准，对异质文化社会的田野作业通常要求较长的时间，如对总体社会的考察一般需要一年以上，这才可能称得上全生命周期体验；但如果是其它学科为进行比较研究必须运用多点民族志方法，由于项目要求通常都很难容许那么漫长的研究周期，那么以田野时间长度来作为衡量标准就显得不尽合理了，而考察重点应该是放在是否满足了问题意识明确、研究逻辑自洽的要求，这时候的田野作业要求，就应是如何平衡事实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的关系、深度。总之，相比传统的人类学经典民族志方法，多点民族志方法尽管力图创新，但仍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对于人类学领域和其它跨学科应用都是挑战。

上海大学经济社会学与跨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玉照教授

会议现场听众提问

第三单元“行走的叙事——步入族群好观察”，三位报告人特色鲜明，都是亲身入局，下沉到当地社区中执行参与式观察。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是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研究员钟小鑫，长期从事缅甸的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研究，在当地累计从事了近三年的实地考察，其间甚至深入偏僻乡村出家为僧。

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缅甸基层社会的族群政治及其后果——基于田野调查的视角》，这项研究意图探究国家政治生活与普通人日常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2021年缅甸国防军再次接管国家政权，致使十年民主化转型的成果化为泡影，学界主要以军政矛盾、宪政危机来解释这次事件。然而报告人基于过去十多年对缅甸基层社会持续的田野调查发现，民主化转型的十年也正是其国内族群政治迅速崛起并向基层社会不断渗透的时期，以至于缅甸的日常政治生活发生了极为重要的转变，即民众政治抗争的对象从军方变为异质族群，社会主要的矛盾对立面也从过去的军民双方同步位移到不同族群之间。族群政治的激化，又助长了威权政治的再次抬头。因此，通过对缅甸基层社会中的族群政治进行深描，可以发现军人统治的社会基础，也可以由此进一步探讨这个国家政治转型的深层逻辑。通过这样一项面向基层普通民众的田野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民族—国家建构、经济发展、民主化进程的关系，也可以看到所谓“民意”的多面性。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钟小鑫副研究员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随水，是知名网文作家、旅行博主、独立学者，其写作主题专注于跨喜马拉雅地区及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发展、宗教脉络、多元文化等，常年深入藏区、南亚、中东、中亚等地进行田野调查。

随水先生的报告题目为《中东及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化趋势》，内容基于其在这些地区长期生活经历中所进行的田野调查。报告选取了域内的九个国家作为考察对象，从历史背景、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宗教极端化驱动因素、社会反弹与世俗化趋势等四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报告人认为，从历史渊源看，外部势力的强行介入开启了这些国家宗教极端化的“潘多拉魔盒”。上述这些国家的近现代发展路径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共性，即原本都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前现代国家，但在十九、二十世纪均沦为殖民地，在此过程中，被强行赋予西方传来的“现代文明”，从而对原有社会结构造成强烈冲击。特别是殖民者无视当地民族宗教具体情况，粗暴行政，留下后患无穷。从当代看，则是内外两类因素在不同情景下起作用。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宗教极端化现象往往都与外部压力、国内经济状况有直接关系。而非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极端化动因，则除自身内部的宗教环境、社会环境外，可能还有外部地缘政治和安全压力被国内宗教民族主义所利用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宗教极端化表象的背后，有两种看上去蕴含内在矛盾的社会潮流正在汹涌发展，一是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全球撕裂或曰“逆全球化”的现象；二是一些原本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正在出现明显的宗教保守化趋势，而一些表面上的宗教极端保守国家，民间的去宗教化运动却在迅猛酝酿，随时爆发。报告人最后提出，展望未来，中东和南亚的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化问题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国际社会更加积极的发展合作，抑制外部干涉，推进教育和社会改革，密切关注年轻一代思想的转变，都是可能且可以采取的措施。

独立学者随水

本单元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宛程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地区安全和反恐，以及伊斯兰问题，重点关注地域是萨赫勒地区和阿富汗。

宛程老师的报告题目是《寂静与喧嚣——东南亚穆斯林的认同和忠诚》，内容基于自己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穆斯林社区的实地调研，以认同问题为主线，从政教关系、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与边缘、伊斯兰与本土文化关系等几个角度，对不同国家社会中穆斯林人群的认同与忠诚问题进行分析。报告人将观察所见归纳为三类现象，一是“寂静”，如传统上被认为高度边缘化的泰国穆斯林人群，既保持对全球伊斯兰和穆斯林话题的高度关注，也对泰王国尤其是泰王极为认同。二是“喧嚣”，过去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热带边疆”的马来西亚，近年来伊斯兰化进程却在高歌猛进式地加速，肇因既有国家倡导，也有外部资本尤其是来自海湾地区的推动。反观作为海湾地区最大国家和伊斯兰教全球中心的沙特阿拉伯，近年来世俗化进程有惊人发展。三是“和声”，这又可分为两种现象。一种可形容为“喧嚣中的寂静”，如印度尼西亚。尽管当前关于该国宗教状况的报道多会将场面描绘为“狂热”，但报告人在实地的感受却是伊斯兰与爪哇岛本土文化的融合。另一种现象的典型代表是以多元文化著称的新加坡，可形容为“寂静中的喧嚣”。当地第三大族裔印度族裔中，拥有该国最多的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族裔属性突出，全球化背景下印度裔穆斯林的全球流动网络在新加坡再次寻得例证。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宛程副教授

本单元评论人张家栋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美印关系、南亚问题和反恐怖等问题的研究。张教授经历丰富，除高校外，还曾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云南地方政府等不同行业工作。

张家栋教授首先高度肯定钟小鑫老师研究的创新价值，一是通过田野观察到缅甸乡村政治从抗争政治到族群政治的变化，二是由此发现族群仇恨给了军人政治回归的合法性，这两点都是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和意识到的。因此，这项研究对于理解缅甸军人政权和民主运动之间矛盾的深层根源、深层结构，是极富启发性的。此外，对于缅甸等国引进西式民主往往导致多数人暴政这类相当常见的问题，到底是模式不适用，还是引进内容不全面，仍需深入探究。

张家栋教授对随水先生丰富的旅行经历和创作内容深表赞赏，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其基于自己“玄奘式”旅行而采用的参与式、日常式、平视型的观察视角，在当下尤具价值。随水先生所做报告及其久负盛名的“随水文存”系列，通过实地观察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大国，国内现有的舆论导向显然是走偏严重，报道、研究大多都不够全面、平实。如果总是抱着这种一叶障目式的偏见心态俯视印度，看到的当然是自己想看到的，但这种自我实现的描述最终损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印度。随水先生的实地观察，超越了这种狭隘的自高自大，仅这种调研态度就值得学习。

对于宛程老师的报告，张家栋教授认为不仅以丰富的实拍照片来讲解相当生动，而且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信息，正因如此，也启发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的问题。如提到马来西亚伊斯兰化的动力之一是国家力量，那么，政府行为的动机是什么？是国家建构的需要，还是其它？

对于田野调查作业，张家栋老师认为，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但更容易影响到观察结果的视角和心态，却是不易习得的，这才是更需要研究者久经磨砺和时刻警醒自己之处。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教授

第四单元“身边的传说——文化与经济人类学”，两位报告人也都是研究生，也都是深潜到社会最基层“隐秘的角落”进行田野工作。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李小梁是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图像、传统村落保护，曾在国内多地进行田野调查。

李小梁同学的发言题目是《民族同源共生中的孝子图——一份来自恩施州鱼木寨的田野考察报告》，题中的“鱼木寨”位于湖北省与重庆市交界处，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土家山寨。这个田野点地理位置险要，生活环境封闭，寨内遗存土家古堡、雄关、古墓、栈道和传统民宅等，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大量精湛的古墓石雕。报告人在田野过程中意外发现，这些墓饰中有相当数量的二十四孝题材的图像，这些原本应在汉族地区流行的故事为何出现在土家族村寨中？经过进一步拓展田野和史料梳理，报告人首先发现，鱼木寨的碑刻二十四孝图并不是“文化孤岛”，而是在周边地区也可见大量题材、形式和工艺雷同的石雕；孝子图的传播史，则是兴自汉代至今有两千多年，功用由墓饰转向日常生活，地理上从古黄河流域伴随战乱移民播迁至川渝地区。作为这个历史潮流中的具体案例，鱼木寨的“土家汉化”至晚从明代就已开始，由于不断有山外甚至下江的汉族士绅前来落籍，使这里原有的经济和文化生态逐渐转变为地主经济及其相应的政治、文化制度；而外来人口迁移至此的动力，则主要是中原地区延绵不断的战争和动乱所造成的“驱赶”，鱼木寨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其成了士绅们聚财立家、躲避战乱的理想场所；随着人在民族通道中的流动，石雕工艺和孝文化也随之传播到这里。通过这个田野案例，可以看到汉文化、巴文化和土著文化沿巴盐古道呈弥散状传播。在这一过程中，孝子图表现出了民族交融共生下的在地化改编，其所承载的孝文化也在民族杂居融合中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在孝歌、家祭文、安座仪式中都有着明显的体现。报告人在此次田野中还有一个关于方法论的有趣发现，那就是明显感觉到了地方文化名人对来访者的“凝视”，在访谈中他们有时会“精准”地提供他们自己认为来访者期待的信息，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访谈对象所表达的都是较为纯粹、“原生态”的地方知识。显然，这警示田野作业者，对待访谈法应时刻持高度谨慎态度。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李小梁

本届研讨会最后一位报告人陈艳瑜，是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她从2020年开始在柬埔寨进行田野调查，主要关注诈骗产业的市场逻辑与历史变迁，为此曾深入园区观察。

陈艳瑜同学报告的题目是《市场、制度与经济道德——柬埔寨网络诈骗的产业化实践》，田野点主要在西哈努克港。网络诈骗现已成为全球化、组织化程度极高的非法产业，并仍在快速发展中，但学界对之研究尚少，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个体层面的行为机制分析和社会网络因素分析。人类学观点认为，要理解非法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就必须要挖掘出它们与国家、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报告人的研究首先梳理了近三十年来以东南亚为集中地的诈骗产业发展史，重点分析其因应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变迁的过程。接下来，剖析诈骗园区得以在柬埔寨规模化建立的制度基础，揭示出当地混乱的土地产权为此提供了重要基础，其本质是一种“主权例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安排。最后，通过细致分析诈骗园区和诈骗公司的人员管理、薪资结构、成本计算与产业分工等内部操作，来发现诈骗经济的运作逻辑；并从诈骗行业相关从业者的经验叙述中，来辨析“园区”内“奴工化”等看似不合理的残酷安排，何以成为诈骗行业内部默认的社会秩序与规则。报告人通过这项《街角社会》式的长期田野调查，提出了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的两点反思。第一，作为“理性人”的个体如何会貌似“不理性”地加入诈骗行业？“骗”这种具有个体/主体能动性的行为，为何能够规模化发展？并复制到全球？报告人经过田野发现，诈骗经济无论是组织内部的招聘、管理，还是产业链上的行业外包等操作，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形式不谋而合；而属地的制度性寻租基础，为诈骗组织“插电式”快速运营提供了极大便利。第二，市场与道德的关系。我们总是习惯于用道德视角来看待诈骗产业，但应认识到，诈骗不仅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行为，“经济理性”才是这个领域的主宰。网络诈骗非法世所共知，然而却发展出规模化的园区，建立了成熟的管理制度，成本计算精细，产业分工明晰，甚至有组织犯罪都公开化，这一切为何可能？这项罕见的田野调查，选取了一个特殊的市场为案例，从而以“放大镜”式的方式揭示了非法经济之所以可以存活乃至壮大的关键成功要素，那就是这条产业链上的各利益相关者，也包括主权国家在内，相互之间主要是不断协商、调适和共谋的关系，也就是“同意的计算”，而不是外界想象只是仅仅依靠单向度的暴力、强权、压榨、侵凌来维持。这个案例也启示着，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复杂、多元的文化现象，在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遭逢中产生不同的经济安排；反过来，地方性的经济活动，包括非法经济，也可能会扒上全球化的“便车”，打破主权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并通过跨国商业网络形成全球性的非法活动。

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陈艳瑜

本单元评论人乔丽娟博士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现任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近期研究偏重于媒介社会学领域，曾对“空心村”和大都市“相亲角”进行实证案例分析。

对李小梁同学的报告，乔博士从自己的专业立场出发进行了解读。就传播学视角来看，传播的过程通常不会是绝对理性、客观的，异质民族和文化之间共通的情感和情绪因素不能忽视。这是因为，通过运用情感通约或曰共情能力，可把个体认知转换成集体认知。因此，放在民族交融共生的背景下，孝子图能得以传播，除了报告人提出的原因外，可能各个民族共通的情感因素也起了相当作用。这项研究如果继续发展，是否可以考虑，既然孝子图的流传史可以溯及千年之上、万里之外，那么在当代的传播方式和内容是否有变化、继承，特别是有没有与新媒介“嫁接”从而实现新的传播形式？

对于陈艳瑜同学的报告，乔博士首先还是从传播学角度，对诈骗者的话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几个案例的横向比较，指出诈骗组织与恐怖组织，同为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却都能源源不断大量吸收人员加入，其掌控“下线”心理的话术技巧可能有共通之处。其次，这项研究着重辨析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但这里的道德背负者究竟为谁？如果是指从被骗者变成骗人者的“猪仔”，那么他们从最初基于经济理性驱动主动行骗，到后来在“园区”中身体和情感都被控制以后，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他们的道德观是否会发生转变，是否会摆脱之间孤立个体的经济理性视角？这是一个期待得到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乔丽娟

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于宏源研究员做总结发言。于老师长期从事全球资源、能源、环境和水治理领域相关研究工作，研究专长包括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能源安全、环境外交和民间外交等。本系列会议创办至今，于宏源研究员是唯一一位以现场出席方式参与全部七届会议的学者。回顾历届会议，他认为报告发言在选题内容、覆盖地域上都越来越广阔、多元，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均做出了丰富呈现，但也有部分未充分打开，尚有讨论空间。

于老师认为，就本届会议的报告内容而言，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呈现出独特可信的研究范式，现场感强，所提供理解、感受的方式是全方位的。二是研究视角、研究视野多维度，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三是展示了见微知著的研究路径。无论是文化、地缘、经济还是民俗方面的报告，都能通过重塑微观场景，从中凝练、抽象出一些高度理论化的规律和结论，形成有效的知识生产。就研究方法而论，有几点颇具启发。第一是如何保证田野调查结果的信度，特别是在通过第三者进行田野工作时。第二是研究的丰富性不仅是基于大量回顾前期文献，更是基于个性和偶然，也基于每个人自己的主观性。田野调查作业者身在江湖，置身其中，既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要能充分利用这些多重角色，来形成科学、全方位的认识。第三是调查的全方位还体现在时间维度，既需要有持续长时段的调查，也需要有时效性，还可以在较长期间内反复投入做滚动式的研究。

于宏源研究员对本届会议各单元分别做出了归纳。第一单元的报告，促使我们对战后以来逐步覆盖全球的现代国家制度和体系进行反思。随着全球化的退潮和中产阶级焦虑的突起，特别是由于国际冲突，也引发了对国家概念的试图重新理解，传统的界定与现行的、未来的会怎样演进？这在不同区域国别的社会中是不同，在一些地方的变化可能还是会比较缓慢。第二单元使我们看到，社会治理虽然也可以是全球化的，但在不同地区的进程也是不同的，所形成和需要的社会关系亦不同。全人类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可能是有共同规律的，但并不妨碍具体区域国别社会的个性化规律共存，这就需要理解不同国家、族群、甚至部落的与众不同行为、关系，特别是要理解变化的缓慢，这也是一种规律。第三单元的报告和讨论，既有从宏大叙事、理论概念出发的研究，又能够结合到微观局部视野。如以往有大量研究表明，在多种族社会里，民主化很难稳定存在，本单元报告提供了极具思辨色彩的案例和分析。这也提示我们，是否未来可以寻求更为广阔时间范围内的研究，以做到不仅能够描述现实，同时能发现背后重要的因果关系支撑。第四单元的报告提供了非常鲜明的警示，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传播与形象建构。中国的经济成就无可置疑，这证明我们的发展模式是成功的、有益的、正面的，但为什么在实现全球化的进程中，却常常被东道国和国际社会认为对当地造成伤害？如何建立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应当是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道路上需要高度认真对待的问题。

最后，于老师说，当前剧烈变化的时代进程，将对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提出严峻挑战。就田野调查工作者而言，无论个人学术背景是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抑或其它，都既是研究者，也是参与者，要考虑研究的时间尺度如何把握，特别是与当前急剧激烈的变化如何结合。另外，面对更加复杂多样的诸多新现象，我们所依托的研究框架、观察层次、分析工具还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分层、交叉、融合，以进行不断的验证，这也是对研究者在方法论领域的挑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于宏源研究员

本次会议共有十位报告人、五位点评人做正式发言，学术背景覆盖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研究、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专业；报告主题涉及国际冲突、恐怖主义、文化民俗、族群宗教、传统乡村、对外经济、田野方法等；田野地点覆盖亚、非、欧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少数民族地区。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18年发起“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学术研讨会，迄今已连续召开七届年度会议，先后共有近120位专家学者与会做学术报告和点评。会议一直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我们将一如既往诚邀更多同道分享田野调查经验，期待继续与学术共同体一道努力，推动本系列会议不断提高水平、拓宽研究视野，为区域国别研究在方法论领域提供学术积累。

会议现场

END

来源 |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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