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世界日报专讯】（编者按：菲律宾前参议员Nikki Coseteng（许尔琦）近期在第十三届中菲关系马尼拉论坛暨年度媒体圣诞沙龙上致词，讲述了她对中国及中华文化的理解。本报将用数天时间连载这篇演讲词的节选，今天刊登第二部分。）
话说从头，我的祖父许友超（Eduardo Co Seteng）于1933年担任厦门市首任市长，并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注1），这些事情是中国国务院侨办的朋友们告诉我的。当年帮助我与侨办朋友相识的人，是菲华商联总会现任理事长施东方先生的父亲Peter Sy，以及Tiger Airpot公司的Go Chung Nin先生，他也是最早赞助我访问中国的人之一。
在我十岁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但跟他在一起的短短几年里，我学到很多永生铭记的事情，其中一件事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本报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相传上海租界黄浦公园门前的种族歧视性牌子）。成年后，当我访问中国时，这句话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祖母玛丽•陈（音译，Mary Tan）受到极好的教育，是一位优秀作家，许多亲朋好友都请她读中国老家寄来的书信（本报注：那个年代的人识字率不高），并请她写回信。大家都信任她，因为她从不说三道四。从她身边的女士们口中，我听到了关于中国的真实生活。
我祖母的深沪校友会在Carmelo Sy先生及其同仁的领导下，曾带着Diliman预备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官员访问厦门、泉州和深沪（Chim Ho）。
说回我自己，我青少年时期和成年初期曾在菲律宾就读菲人学校、并在英国和美国留学，但我从没忘记自己的中国根。
有时候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些华人在取得菲籍时要把自己的华人姓氏改成菲律宾姓氏，我真的不明白。我的叔叔Edison在他的家族保留了Co Seteng的姓氏，我也一样。
我此生一直密切关注海内外局势的发展。1989年，我第一次有机会亲眼看到中国。施恭旗先生（Carlos Chan）后来也资助我们的Diliman预备学校的教职人员访问上海和厦门，他们立即认识到真正的中国与他们平时听到或读到的中国大不相同。施恭旗先生是在中国投资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典型，许许多多菲华商人也能证明这一点，他们工厂、商场和房地产生意正在中国遍地开花。
我期待在未来的几年中密集访问中国，通过这种方式，我能促成菲中两国人民的更多理解、尊重和合作。这绝不是一件坏事，如果我们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这实际上是最佳选择。
在我年轻的时候，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从来不在我们的旅游地图上，其实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也极少有旅菲华人和菲人会考虑去中国度假，更别提去中国大陆做生意了。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对中国大陆抱有偏见和不信任。
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生活不便，甚至不卫生，跟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格格不入。那里的人不会说英语，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半个世界都不说英语，而且能否讲英文不是评判一个人聪明才智的标准，这在今天看来是如此浅显的道理。
在我当选计顺市第三区的众议员后，我获邀随团参访我祖父的家乡泉州檀林（Tan Nah），还有我祖母的家乡泉州深沪。
这是一场觉醒之旅的开始。
1989年落地厦门，才发现那里的机场又小又挤、又黑又热。但是我们却受到热烈欢迎，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却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让我感到自己属于这里。（未完待续）
注1：许友超，原名许书丁、许丙丁，字友超，福建晋江人，菲律宾华侨界人物，厦门市历史上的第一任市长。
1932年，许友超任菲律宾华侨组织的国难后援会副主席、马尼拉中华商会会长，先后向十九路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及福建省政府汇款共数十万元以支持抗日。十九路军入主福建后，许友超赴香港会见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7月14日两人乘船到厦门，蔡廷楷题词“为国义务”赠予许友超。11月7日，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到菲律宾号召华侨“航空救国”，在许的大力支持下，菲律宾各地华侨捐赠15架飞机组成“菲律宾华侨飞机队”到福建。
1932年11月29日，福建省民政厅厅长刘通提请设立厦门市，其时在蔡廷锴的邀请下，许友超已到福建拟为福建省十九路军主政的政府服务，1933年2月20日，厦门市政筹备处成立，许友超任处长，后改为思明市。11月20日，闽变爆发，中华共和国成立，思明市政筹备处废，改设厦门特别市，许友超任市长。
12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改委黄强任厦门市长，同时调整中华共和国行政区划，邀请许赴闽西任龙汀省省长，许坚决推辞，回到菲律宾继续经商。
回到菲律宾后，许友超继续在马尼拉中华商会任要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许友超担任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常委、菲律宾华侨救国会主席等职务。
1942年日军占领菲律宾，许友超等华侨代表被捕，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1943年4月19日，日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被迫将其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