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世界日报专讯】 编者按:菲律宾前参议员Nikki Coseteng(许尔琦)近期在第十三届中菲关系马尼拉论坛暨年度媒体圣诞沙龙上致词,讲述了她对中国、华人及中国文化的理解。本报将从今天开始,用数天时间刊登这篇演讲词的节选。
我对中国和华人的理解来自于一些简单的事实。虽说简单,但在那些日子里,想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并不容易,因为西方媒体充斥着大量关于中国的错误消息、低水平报道甚至是恶意扭曲事实的文章。第一世界可能真的不了解中国,或者根本不想去了解。
所以今天晚上,我抛开政治立场,根据个人的真实感受讲述一个我眼中的中国——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每个人认识和理解中国提供哪怕只是小小的帮助。
我出生在一个菲华家庭,有75%华人血统。我的父亲Emerson Coseteng(许省三,本报注)有100%华人血统,他的父亲是Eduardo Co Seteng(许友超),母亲是Mary Tan(玛丽•陈,音译)。我的母亲Alice Marquez Lim(林爱莉)有50%华人血统,因为她的父亲Jose Marquez Lim是100%华人,而母亲Judith Guanco是100%菲人。
我很幸运,因为我见过我的曾祖母,我们亲切地叫她“阿太”。她是佛教徒,在马尼拉市岷伦洛区Narra街的一个佛堂中吃斋念佛。她裹着小脚,是一个典型的沉稳端庄的传统女性。
跟大多数华人家庭一样,我们跟父亲的家族生活在一起,包括祖父祖母,我的父母,我当时唯一的姐妹莉亚还有我父亲唯一的兄弟Edison Coseteng。
在家里,我的父亲、祖父母、叔伯和他们的朋友基本上用闽南话和英语交谈,父母跟我用英语讲话,而我跟祖父祖母用中文沟通,却又跟所有兄弟姐妹、叔伯姑姨用英语交流,然后我们还用他加禄语(菲律宾官方语言,又称大家乐语)和怡朗话(菲律宾怡朗省方言)跟家里的佣人说话。
我的外祖父Jose Marquez Lim来自怡朗省,他能讲流利的中文、西班牙文、英文和怡朗方言,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叫Juanita Marquez Lim Gokongwei(本报注:Gokongwei是吴亦辉家族的姓氏)。我的外祖母Judith Guanco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英语和怡朗话。因此,我的母亲跟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说话时用的是怡朗话,但她也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和英语。
我们既吃中餐也吃菲律宾菜,稍微偏中餐一点。我清晰记得祖母做的鱼翅汤和乌鸡汤堪称一绝,里面还有鲍鱼和蘑菇。有的时候我故意装作“身体不适”,就是为了让她给我煮汤喝。
可是如今,就算再让我连续吃上一年的中餐,我也不会再吃那些菜了——真叫一个贵啊!再说,数十年前我了解到鱼翅的食材是鲨鱼的命换来的,从此我再也没点过这道菜。
我儿时的家在马尼拉市敦洛区北湾大街,我在那里长大,家里有一个网球场,祖父、父亲会跟他们的华人和菲人朋友打上两局。此外家里还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和舞厅,举办家庭聚会时大家可以尽兴。
如今翻开相册,还能看到南文•麦狮狮(Ramon Magsaysay,菲律宾第七任总统,1953年-1957年在任,本报注)、卡洛斯•加西亚(Carlos P. Garcia,菲律宾第八任总统,1957年-1961年在任)来我家做客时与我祖父母的合影。
我们家的后院就是马尼拉湾,花园和大海之间是一道长长的海堤,每天早上起来就能望见渔船影影绰绰。
老宅如今犹在。如果不是因为在我们家花园的后面出现了一座“冒烟山”,说不定今天我们还能住在那里。(本报注:50多年前,马尼拉市敦洛区的一片区域成为垃圾填埋场,如今被称为“冒烟山”,周边地区早已成为马尼拉市最大的贫民区)
我的祖父许友超是Equitable Ban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我作为孙子辈中最年长的一个,从小就天天跟着祖父去“上班”,在那里我接触到勤奋文化和商业氛围。
我最喜欢的杂货店在华人区Dasmariñas街的转角处,另一个最爱是王彬街的永美珍,这家店如今还在。
往事如烟,马尼拉老城和华人区留下儿时数不清的美好记忆。
然而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到处都是美国商品的广告,家电都是美国品牌,比如通用(GE)、西屋(Westinghouse Electric)等等,家里的座驾也是清一色美欧车——凯迪拉克、福特雷鸟、捷豹、奔驰……直到后来日本汽车和家电占领市场。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才开始看到“中国制造”,但那个时候大家连中国生产的电饭煲都不想买。谁又能想到,今天中国的华为、小米、美的和比亚迪引领全球科技风潮!
如今中国高铁的时速是350公里,不久之后,这个速度将达到500公里。
直到我20多岁的时候,我都无法想象中国的空间站有朝一日会翱翔太空,而且比西方那个漂亮多了(指ISS,国际空间站,本报注),当初他们甚至不允许中国参加他们的空间站项目。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提姆•库克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被问及为何要在中国建厂生产苹果手机,是因为那里的劳工便宜吗?库克回答道,他不知道在中国什么地方还能找到廉价劳工。
库克说,如果他在美国招募熟练工人和高级工程师,应聘者会挤满一个房间,但在中国可以挤满两个足球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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