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因改革而生、与改革同行、为改革献策——回顾我与中改院的33年

1991年11月1日，中改院成立当天的合影留念

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称中改院）挂牌成立。建院 33年来，中改院始终秉持“家国情怀、执着精神”的价值追求，始终坚持“以建言改革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行动研究，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中改院发展之路。

回顾我与中改院的33年，既感到收获满满，又感到极为不易。从建院那一天开始，我与中改院的同事就自觉地把推动和服务于改革开放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时代责任。时常有人问我，中改院才这么几十号人，怎么出了这么多成果？有的专家用“堪称奇迹”来概括。其实，哪有什么奇迹，有的只是一个集体对改革事业的坚守和情感，有的只是一支甘于奉献、任劳任怨的队伍。

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我，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困惑，又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巨变。作为一名以改革研究为终生追求的学者，我深知改革开放对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基于此，参与改革、研究改革、建言改革，成为我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我一直认为，人一辈子能赶上一两次机遇、能做成一两件事情，就真的很幸运了。我从事改革研究 40余年，其中33年在中改院。中改院顺应时代需求，因改革而生、与改革同行、为改革而呼。研究改革、建言改革、服务改革，成为我与中改院团队的自觉责任和不懈追求。

投身改革研究事业、创办中改院的初衷，离不开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长期思考。

我出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县一个普通家庭。上小学前几年，我的家境还算可以，父母、哥嫂、姐姐都有工作。即便是在自然灾害的几年里，我家的状况也略好一点，尽管餐桌上都是土豆、萝卜、大白菜，但是基本没有陷入饥荒。后来情况有很大变化。小学三年级时，父亲突发急性胃溃疡穿孔连续做了两次手术，母亲为照顾父亲，停工半年后被企业按自动辞职处理，哥哥也因病住了院，家里一下陷入了困境。由于父亲和哥哥的工作单位性质不同，医药费报销额度有很大差别。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不同性质的单位职工劳保待遇差别竟然如此之大？

还有一小段经历让我感触很深。1968年1月，我参军入伍，成为沈阳军区一名学习外语的学员。1970年春，部队派我到农村“支农”。在“支农”中，我发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比较突出。例如，我组织农村青年春种，喊着口号育苗，一铲子下去，把小麦苗铲掉的比比皆是。农民为了赚工分养家糊口，敲钟了才上工。当时社会流行一句“三个一个样”的顺口溜：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让我很疑惑，为什么会这样？

无论是年少时的成长经历，还是参军、入党，我都将为党和国家作贡献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人生追求。可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作为这代人的一分子，我深刻感悟到：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没有未来；没有改革开放，老百姓没有幸福生活；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个人生活的改变。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走向幸福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既深刻改变了中国的过去，也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

1979年下半年，我穿着军装，以进修教师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开始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学习生活。虽然在北大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在那个思想解放、时代变革的年代，这一年多的学习生活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1年，中央党校开始招收研究生。1984年 4月初，在几位领导的支持下，我参加了中央党校入学考试，成绩在200多名考生里名列前茅。

考入中央党校以后，我对改革的研究真正开始起步。从那时起，我开始专注于经济改革的重大理论研究，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关注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为我从事改革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经过前期在国防大学马列教研室研究工作的经历和北大的学习与思考，我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一到中央党校学习，可以说我的角色一下子就变了，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冲在改革研究前线的一名“战士”。

1986年10月，我在中央党校还没毕业，就接到中央通知，调我到中南海做改革研究工作。有了前期的铺垫和准备，研究视野一下子全面打开，开始了国家层面的体制改革研究。从1986年10月到1987年年底这一年多时间，我基本一周只回家一次，其余时间都在加班加点工作，干劲十足。那时，我对邓小平同志讲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我们白天做研究、找各方面开会、下基层调查，晚上还经常彻夜不眠地研讨问题。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改革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7年年底，我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选择。

1987年10月，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来北京找到我，希望我到海南工作。我知道，中央作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就是要将海南推到国际市场上去，让海南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还“特”的经济政策，经过若干年的奋发努力，将海南的经济好好发展起来。所以，我不假思索，痛快地答应了许书记。真的是“说了就做”！为了去海南，经过组织批准，不到一天，我就从军人变成了老百姓。还记得我上午从国防大学办理转业手续，下午 3点多就拿到了户口本，脱下穿了整整 20年的军装。当时，有领导劝我，说：“福林，你想好啊，你现在穿军装，还是团级干部，为什么不在中央机关把职务解决了再到海南去？现在海南条件还不具备，你要不在中央机关再待两年再到海南去？”可是，我心里真的没想那么多，就毅然决然地来到了海南。我的想法很简单，海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这张白纸上可以绘出最美的画卷、写就最好的文章。

1987年12月底，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前夕，我带着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的调函，离开还是冰天雪地的北京，来到了海南，这一待就是37年。

1991年11月1日，中改院成立当天的留影

回顾33年的发展历程，我最深切的感受是，中改院每一步成长和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直接相联系。

诞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有人对改革开放的方向、路径及某些做法提出了质疑——改革是不是错了？改革何去何从？在这个背景下，我深切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改革研究机构，为不断深化改革做点事、发点声、出点主意。

诞生于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在海南创办中改院？”也曾有人劝我把中改院搬到北京或者广东。我的回答是：“海南是中改院的命根子，动了就活不了。”中改院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又是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特定背景下诞生的。海南大特区这片开放和希望的热土是中改院创立的独特条件，是中改院成长、发展的“根”。

诞生于中国改革开放新热潮。中改院建院没几个月，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一锤定音，打破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坚定了改革开放向前走的决心；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一时间，改革开放的呼声越来越大，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的风潮和劲头正起，掀起了改革开放新的热潮。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改院在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成立、起步。无论是从诞生的时间来说，还是从诞生的背景来说，中改院一建院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为改革鼓与呼。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中改院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研讨、培训活动，奠定了中改院发展的高起点。中改院的重要创始者陈锦华曾寄语道：“中改院是中国改革的产物，改革以后的大环境所创造的体制和机制，为中改院的产生、成长、发展壮大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使它可以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土壤上积极地作为，为国家、为企业、为社会做贡献。”

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海南对外开放战略研讨会在中改院报告厅召开，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方面负责人、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海南省领导同志、相关企业负责人等100多人出席大会。当天，新华社发布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通稿中写道：“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高级研究和培训中心——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今天在海口成立。这个研究院是国家体改委系统的高层次、综合性研究和培训基地，按照‘立足海南、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院方针，以丰富多彩的改革开放实践为研究对象，总结 80年代改革开放经验，加强对 90年代的改革开放深层次研究，重点研究与改革开放直接相关的战略性、政策性、阶段性和操作性课题，培训全国省市一级从事体改工作的干部和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人员。”

回忆起中改院的筹建过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建院之初，当时兼任院长的高尚全提出“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院宗旨。我拿起铅笔，一个圆圈代表蓝色的海岛，圆中三横代表“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大家都觉得很好，这样中改院的院徽 LOGO 就被确定下来。从1990年12月底提出创办中改院，到1991年11月1日揭牌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个服务全国改革开放研究与培训的高层次的研究机构正式开办。回想起来，中改院的创办不得不说代表了那个年代的海南速度、特区精神和改革激情。

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暨海南对外开放战略研讨会在中改院召开

当时，为了节省费用，我组织中改院全体员工20多人，其中包括10余位新世纪周刊社的主编、记者，一部分人在现场监督施工，一部分人负责会议准备。部门负责人当施工总监、客房领班，编辑当服务员，没日没夜地工作，既赶工期，又筹备会议。每人发两个面包，拿两瓶矿泉水，拿着铲子抠卫生死角，不抠完不准走人。尤其是建院前的一两天，从早到晚，有的同志都累哭了，但没有一个逃兵。10月31日上午，我还跟大家一起打扫卫生，裤子上都是泥水，湿漉漉的。当天下午，在去机场接十几位部长，以及北京来的几十位客人之前，我用10分钟时间到附近的一个小理发店理了发。一上车，有领导同志就问我：“迟福林，你这头发谁给你剃的？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在一块荒芜的鱼塘上，建起了办公、开会、食宿配套的带“中”字号的研究院。在当时情况下，能够用最低的花费、用最快的速度把中改院建设起来是相当不容易的。记得建院10周年时，一位领导感慨地说：“回想十年前，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中改院的领导和全体人员抱着为中国改革发展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创业勇气，在人、财、物各方面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建成这座研究院。”那段日子不可谓不辛苦，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能感受到那时的创业激情。

33年来，中改院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形成了很多研究成果。

为改革留史，让改革薪火相传，是中改院主动责任担当的重要工作之一。2012年以来，中改院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投入一定人力财力，抢救性、系统性收集整理改革开放史料，出版了系列改革开放史精品图书。

2014年，中改院启动“口述改革历史”访谈，对改革战线的老领导、老专家，以及基层实践者进行抢救性访谈，累计访谈330多位改革开放亲历者，收集逾700多小时高清视频、逾800多万文字笔录等一手史料。2018年，中改院推出“中国改革开放数据库”，收集文字量100亿；收集改革开放实物史料5万余件，并建设“伟大的复兴之路——中国改革开放史料展”。

2024年6月24日，由魏礼群担任编委会主任，张卓元、陈锡文、彭森和我担任编委会副主任，中改院与中国工人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料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全国总工会大楼召开。

这套丛书总计20卷1500万字。项目启动于4年前，先后召开了3次丛书编写会，终于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出版，实属不易。一开始，有的专家认为这套丛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说：“不容易的事，做出来才有价值。”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自信至关重要。有了改革开放自信，才会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而增强改革开放自信，就要靠改革开放史教育。我相信，假以时日，中改院收集整理的改革开放历史资料必将逐步凸显出它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中改院是个改革智库，就是要第一时间研究改革、自觉地把自身工作与服务改革相融合。况且，很多事情一等、一慢，就失去了机会。2024年 7月，中改院作为改革智库，第一时间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并且受媒体邀请撰写多篇理论文章。7月 19日上午，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第二届复兴论坛，并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为题作演讲。7月20日下午，我主持了中改院在北京举办的“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围绕“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展深入研讨。这次研讨会开得特别好，十几位重要专家的意见建议，并且很快在相关媒体刊登，对学习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产生积极影响。

紧接着，中改院于7月24日在海口主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座谈会。我以“发展市场、放活市场、做大市场——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思考”为题作演讲，围绕“发展市场是不是海南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放活市场是不是拉动海南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做大市场是不是海南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等 3个问题作了交流。我认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以“做大市场”为目标：成为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市场连接点，成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连接国内大市场的交汇点，成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示范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媒体和学术杂志希望我撰写理论文章。例如，《经济研究》邀请我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我欣然接受并以《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题撰写了文章。7月 22日，《浙江日报》刊发我的署名文章《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浙江日报》编辑告诉我，不到 1天时间，全网传播量就超过 300万。另外，新华社《瞭望》、《人民论坛》、《人民政协报》、《经济参考报》、《南方日报》等媒体陆续刊出了我与我的团队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的观点和声音；我还接受媒体专访，谈了“改革要解决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让多数人获益”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2018年做客朗读者 讲述一代改革人的家国情怀和执着精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看到这一条，我感到特别亲切。要建好智库，首先要有一个好的体制机制。早在 30多年前，刚一呱呱坠地的中改院在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建言献策的同时，就将改革之剑指向了自身，放弃行政级别，创造条件走向市场，用“自己改自己”的亲身实践，率先在软科学发展之路和事业机构改革中作出探索。33年来，中改院始终坚守服务党和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建言改革的初心，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办院，在“改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凝聚中改院精神和文化。

1992年年初，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找到我说：“咱们是体改战线的，能不能想一个办法，能不能寻求用改革的办法办院？”我记得自己当时就一句话：“咱们是搞改革的，改不了别人，那就先改自己！”

如何“自己改自己”？中改院当时的主要做法：第一，不要行政级别；第二，自筹经费、自谋发展；第三，吸引、整合关注改革开放的社会力量支持改革发展研究事业，从企业化管理走向股份制企业法人；第四，坚持事企分开，完善体制；第五，实行以全员岗位聘用制为重点的内部管理制度；第六，建立并不断扩大改革研究学术网络，充分利用国内外知名智库的研究资源参与中改院的改革发展政策研究。

1992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央 5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提出：“大多数第三产业机构应办成经济实体或实行企业化经营，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现有的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单位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当时，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发支持事业单位改企保留原名称的文件。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8月8日，中改院向海南省人民政府请求：批准中改院由依靠财政部分拨款的事业单位转变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自主经营、自筹经费的事业单位。同年8月3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复：同意中改院从 1992年9月起实行企业化管理，实行院长负责制下的干部职务聘任制和工人合同制，等等。1993年2月6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中改院“采取社会集资、参股办法，进一步搞好研究院的建设”。1993年4月，中改院在海南省工商局登记变更为股份制非营利的法人单位，并经中央部委主管机构和海南省委同意，变更为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一个机构的发展，仅有好的体制和员工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好的运行机制。将各方面资源组织起来服务改革开放事业，这是中改院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率先探索。很多人说，中改院的研究运行机制十分独特：作为一个仅有几十个人、体量很小的研究机构，却有这么大的能量，产出这么多的成果；不吃“官饭”、不要“官钱”，却形成了巨大的学术和资政能量，成为在国内国际颇具影响力的社会智库。成功密码何在？我的答案是，率先建立了“小机构、大网络”的运行机制。可以说，没有“大网络”，就没有中改院，“大网络”是支持中改院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过去是，现在是，今后更是。

33年来，中改院始终坚持“小机构、大网络”的运作模式，发挥“大网络”的优势，凝聚广泛的智力资源，显著提升“小机构”的软实力。总的来说，中改院主要凝聚了两个层次、相对固定的“大网络”：一个是由国内几十位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中改院研究课题进行指导和把关；一个是由数百人组成的网络专家队伍，参与中改院具体的研究课题。这“两支队伍”的成员大多来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研究改革某些领域的领军人物或具有影响的专家学者。通过这些“大网络”中的专家，中改院把改革政策研究的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对策性、行动性等，与学术机构专家学者研究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实现了很好的结合，在形成相关政策建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3年来，从学术专家网络到国际合作网络，从地方网络到机构合作网络，从媒体网络到出版网络，中改院凝结了一张以改革开放为特色的“大网络”，形成了支持社会智库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仅有几十人的中改院以“小机构”凝聚“大网络”，以“小机构”贡献“大智慧”，以“小机构”迸发“大能量”，为不断提高改革研究质量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扩大了社会智库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以大局为重，以工作为重，个人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集体利益，在中改院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33年来，曾经或者正在中改院这个平台上工作的有数百人，既培养了一批人，也集聚了一批热爱改革开放事业、具有时代责任感和一定业务能力的业务骨干。中改院人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始终坚守改革事业，凝聚了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

以撰写年度改革研究报告为例。为了赶在每年全国两会前出版，我们不得已要加班加点赶时间，有几件事让我记忆很深。一次是某年的大年三十，书稿还差一点没完成，我与几位同事忘了全院组织的年夜饭，几次被催，年夜饭一拖再拖，终于在完成书稿后才开始。一次是某年的大年初一，我陪从外地来看望我的姐姐一家人在兴隆休息。当天上午 11点多开始，我与同事倪建伟电话校对书稿一直到下午 3点多。有的人不理解：“年度改革研究报告非得赶过年这个时间吗？”一年一度的改革研究报告是中改院改革研究的重头戏。那些年，为了抢在每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发布，发挥报告的最大价值，只能赶在每年春节前完成后交给出版社，出版社一上班就开始编校。这样，才能在全国两会前赶出来，并在两会期间产生影响。

一个团队要有一个好的作风。中改院建院后，我在同事们之中提倡“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不干拉倒”。有人说：“一看就是曾当过兵的人提的！”建院以来，中改院人一直强调和弘扬“三种精神”——刻苦工作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后来我们又将“锲而不舍的创新精神”增加进来。“四种精神”延续到今天，已经成为中改院全体员工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

集体精神是中改院取得很多成绩的重要条件。建院初的一些事我至今印象深刻，比如院里开国际会议，组织宣传报道这方面的工作全交给了新世纪周刊社；国际合作部为大家办出国手续、当翻译；资料室甚至周末为了一个学员也等到很晚。中改院召开的每一次研讨会，都是大家合力的结果。部门之间、同事之间的协作对中改院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场国际会议，从每个会标、每份材料、每个会场、每个人的座位安排、每盆鲜花和绿植，无不需要全院职工，包括从事服务、业务、组织协调等不同岗位的同事之间的密切配合与相互补台。没有这种协作，任何一个环节的工作细节做得不到位，都会影响到会议的有序进行和中改院的集体形象。

务实精神要求每位员工对决定了的事情都要想尽办法干成、干好。我们的工作目标不是别人要求的，任务不是别人布置的，而是自己选择的，必须说干就干，并且干就干好。餐厅常为了参会的代表，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很早准备早餐；商务中心的同志基本上随叫随到，每年的春节团拜会，同事们自编自导的节目，都给专家、同事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

一个改革研究机构，创新精神是根本的保证。搞改革研究要求大家不断地琢磨问题，不断地推陈出新，才能使各项事业、业务长期可持续向前发展。一个人想要有所创新，需要一种刻苦的精神，要不断地思考问题。当然创新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更是刻苦工作的结晶。

一个人三五年坚持做一件事很容易，几十年坚持做一件事并不容易；一个机构三五年坚守一件事也容易，几十年坚守一件事却不容易，这就是对一个人和一个机构的考验。曾有一次，院里有一位青年同志讲中改院这些年来“了不起”，有一位同志讲“不容易”。33年来，中改院的确“不容易”，有了“不容易”才会有“了不起”。我们今天还没有到“了不起”的程度，还需要做一些更“不容易”的事情。

2024年是我投身改革研究40年整。这几年，我将改革研究精力越来越多地放在向青年讲改革开放历史上，中改院的改革研究也更多地融汇在改革开放历史中。我不止一次被中学生、大学生提问：“迟院长，我们生下来就很好，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深深感到，让青年学习了解改革开放历史，将推进改革开放内化为自觉责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之问。我说自己现在有3个心愿，也代表了自己的家国情怀。第一，写一部改革开放史简明教材，让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都可以看懂。第二，办一个大家都爱看的中国改革信息库。第三，建一个“活起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博物馆，能采用现代技术和历史人物对话，让大家亲身参与和体验。这是我的心愿。

过去40多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之源，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之源。2023年，我撰写出版《亲历改革——与青年谈改革开放》，书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改革开放的事业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未来，扛起改革开放的事业责任，将改革进行到底，关键在于青年人。”为此，近两年我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0余所高校为青年学生讲授中国改革开放史课程。2023年6月，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讲了两整天，一站就是十四五个小时。我深感到，青年人如果不了解改革开放史，容易把现实中的某些问题与改革开放画等号，由此导致对改革开放的某些质疑。如何让他们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如何使得未来的改革符合他们的期望值和坐标系，是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之问。

我相信，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会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改革开放的大旗一扛到底，新一代青年人一定能担当起这一重要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