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烛尘先生

矢志不移求真理

——深切怀念我的父亲李烛尘先生

李渝娟

我的父亲李烛尘已去世多年了，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社会时期。风起云涌的社会变迁，更是彰显了他正直无私、吃苦耐劳、追求真理的高尚人格，是我们晚辈永远学习的榜样。

位于永顺县毛坝乡的李烛尘故居。石健 摄

自幼，父亲就常对我讲他的人生经历。清朝时，父亲曾考取秀才，因看不惯清末官场的贪污腐败，立志学问报国，便去了常德西路师范学堂读书。后又考取清朝派往日本的公费留学，开始接触现代科学之一的化学，萌生了实业与科学救国的人生理想。旧社会办工厂、办实业要和地痞、流氓打交道，要与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而他们只认钱，根本不想为老百姓和国家办实事。父亲和范旭东先生一起创办久大盐厂和永利碱厂，所遇到的困难，所经历的艰辛，是外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我父亲很早就和共产党人有来往。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有一个熟人劝他不要和共产党来往，父亲说这人糊涂。有一次，父亲去新疆考察，想绕道去延安（据说这是他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的同学、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林伯渠先生邀请的），后因国民党封锁边区而未达成心愿。新中国成立前夕，我父亲利用久大和永利公司在塘沽大工厂的名声，帮助共产党向唐山一带的解放区运送医药用品。平津战役时，为了和平解放天津，父亲积极活动，与国民党要人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当时，轰炸频繁，天上不断掉落炮弹，很危险，父亲一出门，妈妈就把我搂在怀里，直到他回来才松手。虽然和平解放天津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从此以后,父亲和共产党靠得更近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受到党的关怀，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在与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接触中，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利益奋斗、为人民谋幸福的先进政党。他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在抗美援朝和公私合营时期积极带头，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父亲又担任了食品工业部部长和轻工业部部长，经常到外地视察，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非常兴奋。每次视察回来，他都要讲讲看到的新鲜事，尤其是到新中国成立前他曾到过的地方视察，更是感慨今昔巨变。每次讲完见闻，他都要说：“毛主席了不起，共产党里能干人太多了！”

2024年4月17日，湘西州政协与民建湖南省委调研组在天津“红三角”广场李烛尘、范旭东、侯德榜雕像前合影。图片由湘西州政协提供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干净做人，廉洁奉公。旧社会里，为了工作方便，久大公司董事会赠送给父亲一些股票，以便他能够参加董事会，在处理公司事务上有发言权。父亲在新中国人民政府任职后，认为自己是国家干部，拿着国家工资，不应再要股份，就把久大公司的1万余元股份全部上交了。天津仁立毛纺厂为了父亲有时替他们说话也给他送过一点股票，但父亲从没有领取定息，他认为帮别人的忙就拿钱，这样不好。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政府任职，家住天津，常到北京开会，政府有车马费补贴，但他认为自己还在私营的久大公司任职，有工资，不应再领车马费。抗美援朝开始后，他每月都把这笔钱捐献给志愿军买飞机大炮，直到他从公司退职。

父亲常常教育我，要我好好念书学本领，以后靠自己本事生活，绝不能依靠父母。我很感谢父亲的教诲，在工作中也努力学习他为祖国奉献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李烛尘先生之女）

齐心合德 努力前进

——家祖李烛尘先生与范旭东先生二三事

李明智

李烛尘先生是我的爷爷，我平时叫他“家祖”。1918年，家祖从日本学成归来，与范旭东、侯德榜等一起历尽艰辛，先后创办久大盐厂、永利碱厂，在民族工业界首创“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永久黄团体”就此诞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永利惨遭日寇劫掠，“永久黄团体”决定全部内迁四川，家祖任迁川总负责人。历经艰难，“永久黄团体”耗时近两年才将数万吨机器设备及数千名员工、家属全部转移，在抗战大后方创立了民族化学工业中心。

2024年4月17日，湘西州政协主席李平与李烛尘后人前往八宝山祭拜李烛尘先生。王菊苹 摄

1945年，家祖迎来人生转折点。其时，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重庆和谈，在民族工商界大部分头面人物明哲保身而不敢公开与共产党接触之时，家祖深明大义、挺身而出，在《大公报》和《新华日报》上发表谈话，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和谈，周恩来对此给予高度评价。9月17日，毛主席在重庆张文白将军住宅“桂园”举办招待实业界代表人物的茶会，家祖与范旭东先生应邀出席，毛主席在茶会上盛赞范旭东、李烛尘办化学工业对国家的杰出贡献。毛主席提名范旭东作为国共联合政府的实业部部长，当时被范先生婉拒了，范先生说：“毛主席啊，我不是当官的料子，我不善于做这个事，我推荐个人，就是坐在我身边的李烛尘先生。”9月22日，家祖与范旭东先生在重庆“特园”与工商界的代表回请毛主席、董必武、王若飞等一行人。

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然而，“双十协定”签订前夕，即10月4日，还在踌躇满志地提出抗战后复兴及新建10个工厂计划的范旭东先生，突发恶疾，被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齐心合德，努力前进”。家祖与范旭东先生在交往中的确做到了“齐心合德”。不久之后，家祖出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并于11月15日由重庆飞抵南京正式接收永利、久大两厂，并受委托接收日本华北盐业公司大沽化工厂及其分厂。翌年，家祖接替范旭东先生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两次向蒋介石进谏不要发动内战，坚持索回被日本盗走的永利南京铔厂硝酸铵设备。

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后，毛主席深知家祖是旭东先生事业的掌门人，邀请家祖出席了开国大典和新政协会议，后被委任中央人民政府56个委员之一及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家祖有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和进中南海的权利。当时，在直辖天津的“永久黄团体”中，唯一能够直接向领袖反映问题的也只有家祖，家祖的提议经常能够得到毛主席重视。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永久黄团体”有些领导砸毁了1947年7月塘沽新村为范旭东先生灵柩下葬修建的纪念碑，又将南京铔厂范先生纪念铜像推倒了，这一系列错误行为使得家祖心中难过。1949年12月，家祖进中南海面见毛主席反映此事时说：“毛主席啊，我和范先生1945年就和您是熟悉的朋友了，您也肯定过我们创办化学工业是对国家有益的举措，今天范先生如此遭遇，是党和政府对范先生有什么想法而变化吗？”毛主席回答家祖说：“这是不对头的，范先生的纪念碑怎么搞烂的，就让他们怎么新修起来，铜像怎么推倒的，同样要他们怎么扶起来！”并语重心长地说：“烛老啊，有这么几位先驱我们不能忘记，讲钢铁和机械不能忘记张之洞，讲纺织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航运事业不能忘记卢作孚，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对待这些工业家。”家祖为毛主席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人给予充分肯定的风度、更为毛主席尊重历史的精神感动不已，当时就在党内外广为宣传。为此，家祖回到“永久黄团体”，在塘沽新村原址，亲自组织重建了范旭东先生纪念碑，碑座为汉白玉、花岗岩，上立范旭东紫铜浮雕像。碑后为侯德榜先生代书的1934年范旭东先生为“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家祖则代表久大精盐公司为范旭东先生撰写了紫铜浮雕下的碑文。范旭东先生纪念碑落成之时，还在坡道两边栽种了藤萝花架。如今，范旭东先生纪念碑已经保存在碱厂纪念馆中。

2024年4月18日，湘西州政协主席李平、民建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段安娜一行在北京与李烛尘后人座谈。王菊苹 摄

1989年4月，我在成都采访了“永久黄团体”的前辈许腾八先生（范先生的内堂侄），他说：“李烛尘先生对范先生非常敬重，他是范先生事业不可缺少的掌门人，范先生平时称他为烛哥，对李烛尘先生无话不说，他们两人关系亲切无间。”

（作者系李烛尘先生的孙子）

往昔峥嵘岁月稠

——我的爷爷李烛尘先生二三事

李明桂

我父亲李文奎是我的祖父李烛尘的二儿子。我的家乡在湘西永顺县毛坝乡，那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土家族聚居乡。在家里，我读完了小学五年级，上学功课之余，我经常上山扯猪草、砍柴、放牛，帮助家里干力所能及的农活。

小时候，常听长辈们议论爷爷的事，说他是做盐的，每天在海边工作非常辛苦，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甚至连他老人家的相片也没见过。我只知道爷爷常常来信，让家里人多多照顾有困难的乡亲们。懂事后，我十分盼望见到我的爷爷。

抗美援朝时期，我从报纸上看到爷爷代表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的消息，又接到大伯父李文采寄来的东东、西西(大伯父的一对孪生子女）的照片，自豪又高兴。呀！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爷爷以及可爱的小弟弟、小妹妹呢？想呀，盼呀，终于等到了1955年。那年，爷爷派人把我和妹妹接上火车，要我们去北京。我们坐上火车，奔向盼望已久的首都北京。当时，我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了。

到了北京站，有一位不知名的解放军同志给我们叫了一辆三轮车，并付了车费，然后不留姓名离开了。至今，我都深深感谢那位解放军同志。到了东总布胡同1号，出来开门的是一位个子不高、30多岁、面带微笑的胖胖的男同志。问明情况后，他说：“这里没有李烛尘。”我一下子脸就红了，心里非常害怕。看看妹妹一眼，心想怎么办呢？这时，那人又笑着说：“请进吧！我是哄你们玩的，你爷爷已经在客厅等你们了。”随后，警卫员把我们带到客厅，我这才真正见到爷爷了。我和妹妹恭恭敬敬地向爷爷、奶奶鞠了个躬，并把成绩单送给爷爷看。爷爷说：“很好，要好好读书。”接着又开始问家乡的情况。晚饭后，姑姑从大学回来，陪我们去看了苏联马戏。在北京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爷爷一直供我上学。1958年秋季，我被分配到北京市仪器仪表厂工作。参加工作之后，我开始了独立生活，住到厂里去了，但我还是经常抽空去看望爷爷和奶奶。

爷爷的工作很忙，和我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但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他都会带我到天安门城楼去，在那里，我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和朱总司令。

2024年4月18日，湘西州政协主席李平、民建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段安娜一行在北京与李烛尘后人合影。王菊苹 摄

爷爷生活低调朴素，只为出国访问和接见外国客人做了两套衣服，平时一直舍不得穿，等到衣服旧了，就拆开再翻过来重新做一件。他既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也常教育我要爱惜粮食，不要乱花钱，买什么东西都要说清楚，剩下的钱必须交回。爷爷的教诲帮助我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习惯。

爷爷特别喜欢游泳。1959年夏季，在北戴河避暑临回北京那天，爷爷还要去游泳。警卫员说早上水凉不要去了，可爷爷没听，“嘿”地一声就跳进水里，很久没有上来。警卫员一看不好，赶紧下水，用头把爷爷顶出来，救了爷爷的命。爷爷掉进水里的手表，也是警卫员潜入水下摸上来的。那年，爷爷已经78岁了。后来，爷爷将这块手表给了我，并鼓励我努力工作，好好学习。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块手表。睹物思人，一见到它，便会想起我的爷爷。

爷爷的生活很有规律。他没有抽烟、喝酒的嗜好，但吃饭时总是离不开辣椒。我记得和爷爷奶奶生活期间，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爷爷每天早晨6点钟就起床，准时在四合院的院坝里打太极拳，舞龙泉剑，锻炼身体；7点钟吃早饭，早餐一般都是稀饭。他吃早饭时总是边吃边看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在我们家后院的北房有个大书架，存放着《二十四史》等古书。

爷爷对我们晚辈要求很严格。有一次，三叔来看爷爷，想让爷爷把他调到北京来工作，也好照顾他老人家，可爷爷拒绝了，并耐心说服三叔继续留在长春工作。同时，爷爷也很关心、爱护我，他一直鼓励我要认真读书，掌握本领，长大后为人民服务。我参加工作之后，他还叮嘱我要坚持读书学习，报效祖国。

我读书时在班里是个文艺活跃分子，特别喜欢演话剧。我经常把在学校排练的话剧节目带回家，表演给爷爷奶奶看，爷爷因此特别喜欢我。天下雨了，我要出门时，他总会微笑着拉一下我的衣服，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亲切地提醒我别忘了带上雨伞。爷爷出访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回国时，我总要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裙子，到飞机场去接他。他从飞机上走下舷梯，就把外国人送给他的鲜花送给我。我把鲜花带回家里，插在客厅的花瓶里，爷爷看了特别高兴，总会露出满意的笑容。

爷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如警卫员、司机、保姆都特别体贴、关心和爱护，除了工资之外，爷爷每月都给他们每人另外补助几元钱；逢年过节时，爷爷就给他们每人一份礼物；院子里的果子成熟后，爷爷叫我们摘下来分给大家吃。在我们家，家里人和工作人员就像亲人一样，相处融洽，互相尊重，温暖如春。逢星期六，如果管理局发了票，爷爷就带着我们去怀仁堂看戏。我记得曾看过梅兰芳演的戏，还看过田汉写的《谢瑶环》。爷爷还曾带着我们登上天安门城楼，远眺天安门广场，位于广场中央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左侧的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位于右侧的则是人民大会堂，此时此刻，他总对我们说，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啊！

1968年夏天，爷爷因病住进了北大医院。周总理专门派汪东兴给爷爷送药，并叮嘱医生说：“李老是个好人，要千方百计抢救。”我和家人们日日夜夜地守护着他。叶落归根，爷爷临终前非常想念家乡，嘴里常喃喃地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家人们安慰他，要他先养好病，他沉默一会儿，又会深情而急切地说：“我坐飞机回去！我坐飞机回去！”

病魔无情。1968年10月7日，爷爷溘然辞世，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心爱的事业。两天以后，国务院派出4辆车护送爷爷的遗体到达八宝山。一路上，我大姑哭得死去活来：“爸爸呀！您就这么去了，丢下我不管，我没儿没女的，有话对谁讲呀！” 第二天，在八宝山灵堂召开了追悼会，民建、政协、轻工业部等领导都前来追悼祭奠。当火化炉的烟囱中升起一缕青烟时，我心想：爷爷的一生是光辉的，灵魂永存，精神不朽。当时，有关负责人把我们全家召到灵堂前说，周总理指示把李烛尘先生的骨灰存放在这里（罗荣桓元帅的旁边），你们看有什么意见？家人们都同意。就这样，爷爷的骨灰就永远地保存在八宝山的灵堂中了。爷爷逝世后，党和国家给了他公正的评价，并顺利地料理了后事。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石健 摄

虽然爷爷已经去世多年，可他老人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依然是那么清晰、慈祥、高大。他虽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却给我留下了崇高的品质和无限的爱。

永远怀念我亲爱的爷爷——尊敬的李烛尘先生。

(作者系李烛尘先生的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