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次重走长征路第一人！他把论文写在长征路上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国平 韦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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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90年来，长征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更震撼着世界。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在著名长征史研究专家陈宇眼中，长征是一个永远讲述不完的故事，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长征之路常走常新，长征历史常写常新，长征精神常学常新。长征所形成的思想海拔是民族精神的制高点，长征精神已融入中华文化。”

从1977年开始，陈宇曾15次重走长征路，写了10多部关于长征的著作。这些作品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也在国际长征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日，在前往四川、云南调研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途中，陈宇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采访。他说，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长征精神，要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中华大地的历史长河中，齐鲁大地以其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闪耀着独特的红色光芒。作为山东泰安人，陈宇不仅从小受到红色土壤的滋养，身体里也蕴藏着传承三代人的红色基因——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革命烈士。

陈宇的祖父，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一员，牺牲在泰山南麓故乡的土地上。陈宇没见过祖父，但从家史以及日后的研究中，他勾勒出祖父和战友们的肖像：在津浦铁路两旁，八路军指战员及铁道游击队员们机智灵活、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传奇色彩。

陈宇的父亲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一名大学生，在家庭和时代的感召下，很早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他戴着大盖帽、穿着军装，我只记得他出门那一刹那的背影……”这是父亲留给陈宇的最后一幅画面。

川观新闻记者采访陈宇

1976年底，陈宇也光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队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是，曾参加过3次战斗，写过3次遗书。战斗中，他曾负伤，也目睹了战友牺牲在身边。

“战斗，时刻都面临着危险，但每次想到祖父、父亲，他们的革命精神总是鼓舞着我为胜利而战。”陈宇说，“在部队期间，班、排、连、团、师几级单位我都干过，这些经历对我影响极大，也决定了我的务实性格。”

1983年，陈宇从部队参加高考，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是我军首届历史系本科毕业生。

“当时，全国的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还没怎么真正展开，我们从不同渠道得到了许多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包括长征资料。”陈宇说，“这使我们这一批学生始终处于现代史研究的先行者状态，走在了别人行动之前。”学校里系统的专业教育，为陈宇打开了新的视野。“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但是怎样去发现问题，这很关键。这要求我们做学问不能虚，一定要实实在在。”陈宇说。

从军校毕业后，陈宇逐渐成为一位军史作家，因其有参军作战的经验，他的写作风格、观察角度都独树一帜。在学术领域，陈宇从原成都军区政治部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专注于军事历史的研究，并且以其深厚的学识和专业知识，很快成为军事思想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在职业领域，陈宇曾长期在《军事历史》杂志工作，历任编辑、副主编、主编。这是一份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专业期刊，他的编辑视角和解读分析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陈宇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身份是“中国多次重走长征路第一人”，从1977年第一次走长征路，至今一共长距离重走了15次，分段、分点走则不计其数。

第一次重走长征路是在1977年。陈宇刚参军时，就在长征路上的川西大雪山东侧当兵。陈宇说，川西地区的老百姓对红军特别有感情，当时的邛崃、冕宁等地最早建有红军长征纪念馆，他都去参观过。这期间，陈宇听闻了许多红军故事，后来部队组织拉练走长征路，南到金沙江、大凉山、大渡河，北到川西草地。“那次重走长征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不易和不凡，为长征精神所感染。”陈宇说。第二次在1983年，高考过后，陈宇从负责招生的老师那里得知自己考得很好，能被录取，他觉得应该庆祝一下，决定重走长征路。这次陈宇走得很远，主要走的是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长征路线，一直走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

第四、第五次分别是在1988年和1989年。陈宇大学毕业后，曾调到原成都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做党史、军史的编撰和研究工作。“那时大军区的史料研究工作应当说处在比较前沿的位置，我接触了许多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原成都军区又是个‘富矿区’，特别是长征资料，非常丰富。云、贵、川是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地域上发生的重大事情占据了长征史的‘半壁江山’。”陈宇说，“在大学学习历史专业，使我懂得积累这些史料的重要性。这次任职，也给了我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我在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长征历史资料，许多还是第一手的回忆手写稿。”

陈宇接受采访

因此，前几次的重走长征路，陈宇说完全得益于身在原成都军区的便利条件，他基本上走遍了三个方面军在云、贵、川地区的长征路。此后重走长征路时，陈宇都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规划重走路线，还采访了很多健在的老红军。

到了他第十次重走长征路时，不仅仅是业内，社会公众也极为关注。2006年7月，陈宇作为“情系长征路”活动的总顾问、总策划和副总指挥，带领30多位新中国开国元勋的子女亲属，沿着父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他们沿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从福建的宁化开始走起，走湘江，进遵义，过娄山关、金沙江、大渡河，经过雪山、草地、腊子口，到达甘肃会宁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地，最后进入陕甘宁边区，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的宝塔山。“每一次重走长征路，都有新的感悟和新的发现。”采访中，陈宇一再强调，“对于长征路，我们要抱有敬畏之心。重走长征路，一定得用长征精神走。”

在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陈宇也出版多部长征题材专著。

1994年，为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召集数位知名作家撰写一套“长征纪实文学丛书”。陈宇受邀参加，负责担纲红军过草地之后的部分，后来成书名为《草地龙虎》。作为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草地龙虎》凭借严谨的历史叙述和生动的人物描绘，曾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提名，这是对他写作技艺和对军事历史研究深度的肯定。

1995年，陈宇出版了一部《长征精神万岁》，这是首部系统梳理长征精神历史脉络的著作。1996年，陈宇为了核对其所著的《蒋介石败战长征路》和《长征精神万岁》中的一些史实，第七次重走长征路。

2001年为帮老红军王诚汉上将撰写回忆录，陈宇从头到尾走了一遍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2002年，为写《左权传》，又重点考察了福建、江西、湖南地区的长征路。

自2019年7月开始，陈宇的重点工作之一，是作为专家、顾问参与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奔走在各个建设现场。每到一地，陈宇都有针对性地开展田野调查，常常起早摸黑地走村入户，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谈话，挖掘红军长征在当地的故事。在调研结束后，陈宇常常结合自己的研究，形成一场报告会，及时为当地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建言献策。

近年来，陈宇又受邀担任四川长征精神数据库专家组组长。长征精神数据库是四川长征干部学院重要的基础性工程，于2021年6月上线发布。长征精神数据库有着宏大的工程体系，其中的内容基础就是陈宇编著的《红军长征年谱长编》。陈宇说，长征精神数据库为研究长征历史提供了基本资料，为长征史料的检索提供了“可穷尽”的各种资料，为提炼长征精神提供了比较准确的数据。

回望对长征的研究历程，陈宇说这是一份具有“使命感”的光荣工作。“我们这届同学的时代身份很明显，岁月已经把老党员、老军人、全军首届历史系学生的标签加在我们头上。这天然地确定了我们与党、与军队、与国家所具有的千丝万缕的关联，也使得我们这批学生成为以史为学、以史为业、以史为使命的‘历史人’。”陈宇说，使命就是历史担当，中国梦曾是父辈的历史担当，现在成为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担当，未来还要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是什么不断促使您重走长征路？

陈宇：在党的历史上，长征是一次非常特别的重大事件。长征，是一本写不完的书。长征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未来的武器越来越先进，交通工具也越来越发达，战争样式变了，将来不太可能再有长征这样的历史事件了。长征在当时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军事行动，它是英雄史诗，是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丰碑。作为一名军人，我徒步走过十多次。为了写长征史，我经常去瑞金、到湘江边、到金沙江两岸、到雪山草地等长征路段考察。每一次重走长征路，我的心里都感到澎湃激荡，充满了对先辈们的无比崇拜和敬仰。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精神财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作为精神燃料，继承红军的革命精神和坚定信念。

记者：重走长征路，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陈宇：在我走过的长征路中，印象最深的还是雪山和草地。

红军翻过的大雪山很多，我翻越过川西和滇西北的多座雪山，如著名的夹金山和玉龙雪山，实际上爬雪山比想象中难得多。到了雪山上以后，因为缺氧，耳朵常常会失聪，有时还会隐约听到一个遥远的、似乎是钟声的声音，其实那是一种濒临死亡的呼唤。我亲身经历过几次，在那种情况下，一定要用毅力挺过去。

过草地则更是一段艰难的“魔鬼旅程”。大多数人重走长征路，走的都是草地的两侧边缘，几乎没有人和当年的中央红军主力一样，从草地中间的沼泽地穿越过去。我走过10多次长征路，其实只有一次是真正沿着红军过草地的线路走的。那是我筹划了多年后，在2012年与若尔盖县党史部门、县委办的朋友首次完成了对这条道路的徒步考察。

我们从松潘县城出发，进入毛儿盖地区。毫不夸张地说，过草地就是一次生与死的体验。草地上气候多变，暴雨说来就来，旷野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蔽，一个闪电、一阵疾风、一汪水坑，甚至一颗大冰雹，都可以让人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踏入泥沼地，顿感刺骨的冰冷，有时候泥沼一下子就没过了膝盖，根本就迈不开腿。我们带着“现代化”的装备和压缩饼干，都感受到了随时要倒在草地上的危险。而当年，饥饿、寒冷、缺氧、死亡，如影相随困扰着那些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

草地上没有路，仅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很多区域没有任何通信信号，也没有任何导航信息，很多时候走着走着就会偏离方向。有好几次，我们发现自己在草地上迷路了，不得不返身重走一遍。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心里就更加发毛，想想要是走不出去，就只能在草地里过夜了。

过草地，真的太难了，处处布满危险。至今我都没有再走第二次的信心，后来的“重走”都是走的草地边缘两侧。

川西北草地是当年红军吃苦最多、因环境恶劣牺牲最多的地段。因为身临其境，所以我们才真正体味到了当年红军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

记者：很多长征故事被写入了教科书，也被拍成影视剧，大家都耳熟能详。在您重走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哪些新的故事？

陈宇：长征的故事是讲不完的，就像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我讲一个关于“红军师长埋宝藏”的故事。2006年，我重走长征路来到湘江边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流传在当地的一首歌谣：“六担银圆三担枪，红军师长埋宝藏。”说的是在湘江边上，曾经有个红军收容师师长埋了6担银圆的故事。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红军收容师这个概念，而且还有人说，这个红军师长是山东泰安人。我也是山东泰安人，于是就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

此后的十多年，在对湘江战役的历史不断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他叫乔明增，是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县（今肥城市）人，红五军团的一名高级干部。红五军团第34师被称为“绝命后卫师”，他们经过七昼夜血战，光荣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但全师6000多名将士几乎全部阵亡。1934年12月初，湘江战役结束后，乔明增临危受命，潜伏在广西灌阳县文市镇清塘村塘尾巴屯（现属玉溪村），负责收容失散的红军，分发路费和临时生活费。

乔明增忠于职守，他把没有发出去的银圆就地埋了起来。乔明增当时借住在村民文永遂家，他自己开荒种地。第二年大旱，又遇到瘟疫，有隐蔽在当地的战友就劝乔明增把银圆挖出来救急。因为看见农民太苦了，乔明增答应挖一点银圆出来救急，但走进深山后，他发现来的老百姓太多，就没有继续挖银圆。后来很快走漏了风声，国民党派人来抓他，他不得不决定逃回老家山东。

乔明增一路讨饭，整整走了7个月时间，才回到家里。回家后，他立即给文永遂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解释：“这些银圆是用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我们个人不能拿。拿了就是犯罪。”

如果没有这封信，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乔明增的下落。乔明增回到山东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加入八路军，重新入党，后于1940年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年仅27岁。“红军师长埋宝藏”，是漫漫长征路上的一个小故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缩影。长征精神在湘江战役中的核心体现就是两个字——“忠诚”，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忠诚革命。乔明增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革命到底，体现了他对党的无比忠诚。

记者：我们今天该怎么学习长征精神？

陈宇：学习长征是一次精神之旅。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其中就有长征精神。长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只有理解长征，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只有理解长征精神，才能理解我党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

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10个字，就是“坚持、吃苦、牺牲、求实、团结”。那要怎样学习长征精神？

首先，我想提一个建议，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想、有志向、肯吃苦的年轻人，那就应该走一走长征路。重走长征路可以有很多方式，最好是徒步走一段。但是无论如何，走过长征路和没有走过长征路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带着孩子一起走长征路，回来后都说孩子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二是能够磨炼意志。在长征的艰苦岁月中，红军战士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今天，我们重走长征路，也需要无比的勇气和毅力，这不仅是对体力的考验，更是对精神意志的考验。

其次，如果说重走长征路是在行动上体验长征的艰苦，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思想上学习长征精神。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是革命先辈用青春热血和生命写就的诗篇。

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长征是一面旗帜、一座丰碑，长征精神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是“智力、魄力、毅力”的集中体现。在当今，在未来，只要有困难在，长征精神就会激励着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篇章、创造新辉煌。

记者：如何建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陈宇：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创新工程。

我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顾问以及部分地区长征段的总顾问、战略规划编制者，这些年到了很多现场和点位。当前，长征沿线省份，正在积极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是一省一地的事，需要沿线各地区协同努力，让重大文物和文化资源串珠成链。

记者：对于四川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您有什么建议？

陈宇：四川是红军长征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省份，也是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最多、发生重要战役战斗最多、经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不可移动长征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一。在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中，四川任务艰巨、使命重大。

我曾长期在四川当兵，因此四川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也是我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

从顶层设计看，2021年以来，以文化和旅游部主导的“非遗中的红色资源寻访活动”为契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省份积极探索推进“红色非遗”资源挖掘与利用等工作，发现了一批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红色非遗”资源，为当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新的资源支撑。用好“红色非遗”资源，对于四川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此，我和四川等地的专家、学者组成课题组，对四川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红色非遗”资源利用现状开展调研，形成《关于用好“红色非遗”资源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建设的建议》的决策咨询成果。

总体上看，四川“红色非遗”资源具有主题鲜明、类型多样、群众基础好、应用前景广、创新潜力大等特点。为此，我们课题组建议：四川应建立健全“红色非遗”融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工作机制，全面启动“红色非遗”普查工作，鼓励“红色非遗”主题创作，打造四川“红色非遗”地域品牌。

从具体节点看，四川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成效明显、特色突出，为全国树立了标杆榜样。比如在会理市，以长征中的“巧渡金沙江”和会理会议为核心，持续开展对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遗址遗迹的发掘，并对全市红色资源进行再普查、再认定，建立红色资源名录库、档案库、资料库，打造“巧渡金沙江”红色文化传承带；在若尔盖县，依托红军过草地线路和潘州城红军指挥部遗址、牙弄会议纪念地，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作为实施红色铸县、发展全域旅游、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此外，四川建有长征干部学院，作为长征精神教学总基地，并设有五个各具特色的教学基地，以长征红色文化资源为特色优势，形成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保护和建设相互融合的发展模式。

对于四川来说，要通过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一批新时代文化新地标，让长征精神绽放时代光芒，为奋进新征程凝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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