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姚建华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一、我为什么研究数字游民？
2022年6月，我在观看“哔哩哔哩”上一段名为“数字游民旅居曼谷”的视频时，第一次接触到“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当时，因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数以亿计的职场人士开始选择远程办公，这为数字游民群体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内卷化的生活感到厌倦，他们极力渴望远离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模式，追求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动态平衡。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数字游民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其数量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
根据国外人力资源网站“Localyze”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底，全球英语社区已有超过3500万名数字游民，预计到2035年，该群体人数将超过10亿。与此同时，这种生活方式在各类媒体上的曝光度越来越高，社会影响力也在不断增长。例如，在小红书上，“数字游民”话题拥有近1亿阅读量。这些话题所展现的自由潇洒的数字游民生活引发了人们对人生的“旷野想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成为数字游民，希望以全新的体验来重塑自我，同时摆脱无休止的自我剥削和精神内耗。
“哔哩哔哩”上的“数字游民旅居曼谷”视频
非常巧合的是，当时我在学术研究中遇到了不小的瓶颈。从2017年开始，我一直深耕数字劳动这一研究领域，以外卖骑手、新闻从业者、数据标注员、虚拟恋人为研究对象展开了很多经验研究，发表了六十多篇中英文论文，出版了两套与数字劳动主题密切相关的丛书——“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和“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丛书”。虽然这些成果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感到自己陷入了理论对话和创新思维不足的困境。虽然我曾尝试从西方最新的先锋实践入手，探索公平工作委员会、平台合作主义等既前沿又具有很强现实性的议题，但总体而言，在数字劳动研究中还是难以突破劳动过程理论和“剥削-控制”的研究范式。可以说，研究越深入，我的内心就越迷茫。而当我接触到“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后，我敏锐地意识到，数字游民话题以及围绕这个群体而展开的学术研究，可能帮助我突破科研中的瓶颈，成为我新的学术成长点。
办公室中永远读不完的“数字劳动”文献
这主要是因为，数字游民是一个追求“在快乐的地方工作，到美好的地方生活”的群体。因此，一方面，从生产和劳动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这个群体是必要的——这意味着我之前的理论训练和学术积累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数字游民群体的主要特征是他们选择在不同的旅居地进行远程工作，享受美丽的自然环境，注重生活的体验感。也就是说，消费和休闲也是考察这个群体时不可或缺的面向。在某种意义上，消费和休闲的面向可能比生产和工作的视角更重要，因为对于大部分数字游民而言，“改变居住地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更是为了体验更加充实的生活”，因此数字游民群体生活方式的内核是休闲，而不仅仅是追求一份能够给他们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
作者在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参加端午节BBQ
我一直认为，如果不对消费和休闲进行系统性研究，那么劳动研究也将是片面和不完整的。在之前的研究中，我试图提出数字劳动研究应该从关注“劳动休闲化”转向关注“休闲劳动化”的观点，但总感觉自己并未很好地阐述清楚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然而，数字游民研究为我更深入地思考生产与消费、劳动与休闲之间的二元张力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一方面，系统和全面地研读与休闲相关的国内外经典文献，有助于编织一张较为完整的休闲理论知识网络；另一方面，从劳动与休闲的关系出发展开数字游民研究，将为突破劳动过程理论和“剥削-控制”的研究范式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二、我与数字游民研究：
从西方文献综述开始
确定了下一阶段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目标，我立即投入相关文献的搜索和研读中。在西方学术界，数字游民也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虽然发展迅猛，但相关研究成果总量上并不算太多。完成了大部分文献的精读之后，我尝试对这些文献和研究者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归纳和思考，并写成了研究综述，从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社区营建这四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切入，对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进行了总体性的梳理和评述。概言之，数字游民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地理学、经济学、信息技术和旅游管理等。因此，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涉及众多学科的核心概念，包括但不限于：数字技术应用、生活方式、自由、流动（包括流动性和流动体制）、（元）工作、休闲、新自由主义、网络叙事、身份认同、纪律实践、社区建设，等等。我将西方数字游民研究的主要议题从4个扩展到7个，它们分别是：（1）数字游民概念的界定；（2）数字游民、数字技术与媒介实践；（3）数字游民、数字经济与知识劳动；（4）数字游民与政治经济学分析；（5）数字游民与工休平衡；（6）数字游民与自由流动；（7）数字游民与线上、线下社区的营建。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学术界对数字游民概念较为陌生，相关研究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截至2023年底，只有二三篇聚焦数字游民或数字游牧的学术论文。在进行研究综述写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持续追踪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将西方数字游民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译成中文，引介至国内学界，并将它们集结在《西方数字游民研究前沿》，该读本近期将由格致出版社出版。我希望借此全面、细致地介绍西方数字游民研究中最前沿和经典的文献及其作者，更重要的是，鼓励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进行学术对话，进而深入中国社会肌理去研究这一新兴社会群体，并以此来推动数字游民的本土探索与实践。
三、西方数字游民研究的核心问题：数字游牧生活方式推广者网络叙述的商品化与浪漫化
特别感谢《开放时代》2024年第3期刊发了由我和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张艺啦一同编译的《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商品化和浪漫化：网络叙事与职业身份工作的塑造》。这篇论文由克劳汀·博诺（Claudine Bonneau）等三位研究者合作完成。它也是西方数字游民研究中高被引论文，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提出和探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数字游民通常被塑造为快乐的千禧一代自由职业者，他们摆脱了日常琐事，周游世界，在遥远的海滩上用笔记本电脑工作。那么，这种媒介形象是如何被形塑的？又是由谁形塑的？
作者的艺术家朋友想象中的数字游民
博诺等学者指出，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推广者（digital nomad lifestyle promoters，DNLPs）作为数字游民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上述媒介形象的塑造者，并以一种“我是如何做到的”核心叙事，传递职场建议和生活贴士，让人们相信数字游民不仅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任何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他们中的“影响者”会在博客和社交媒体账户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精心策划自己的游牧生活，以吸引读者和粉丝的关注和参与，积累品牌代言所需的受众和信誉，再通过产品植入、联合营销、赞助帖等方式获得收入。博诺等学者从商品化的视角出发，对DNLPs高度商品化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反思——DNLPs的个人体验与叙事、自我品牌和网络资本的商品化彼此交织，使数字游牧生活转变为一种盈利模式。与此同时，这些商业活动几乎演变为一种金字塔式的销售策略，兜售梦想给下一批有志于此的人，从而为塔尖阶层的生活方式提供收入。而这些过程又与劳动力商品化紧密交织在一起，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更妙的是，三位作者提出，DNLPs网络叙事的商品化和对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浪漫化想象是紧密交织的。对于DNLPs群体而言，只有将他们的生活方式浪漫化，才能确保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引导蠢蠢欲动的数字游民对这种生活方式产生无限的憧憬。
作者在分享数字游牧生活方式
在反思上述问题时，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DNLPs网络叙事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的生活愿景以及赋予个体工作和生活多元可能性表象的背后是什么？它遮蔽了数字游民的哪些现实困境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出发，数字游牧生活方式所展现的商品化和浪漫化相互交织的线索，反映了新经济形态中劳动者与资本、新媒体技术、话语及其背后意识形态之间何种关系和变化？
四、数字游民研究的本土探索：
从田野中发现问题
我利用假期走访和调研了泰国曼谷、清迈等全球数字游民聚居地，以及这两年国内比较火爆的数字游民社区，包括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河南信阳光山数字游民基地、云南大理NCC共居共创社区，等等。在田野观察中，我发现，数字游牧生活方式除了与流动性、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等西方学者关注的核心概念紧密相连外，情感也是一个重要的面向，但它恰恰是既有研究的“盲点”。
美国学者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指出，在网络社会中，原本紧密的人际纽带趋向松散，人际关系日渐短暂甚至虚拟化，人们愈发孤独。孤独感已经演变为现代都市人的基本症候，而数字游民由于他们与家庭、工作单位和城市社会等固有社群的联系减弱，尤其容易受孤独的侵袭。除了孤独感，数字游民还面临对未来生活规划的焦虑。他们一边流动，以保持对任何地方的疏离感，一边又渴望扎根某地以获得归属感。这种疏离与归属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常常陷入自由与焦虑交织的情感困境。他们成了一群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不断摇摆的人，在不停的迁移过程中可能会陷入一种情感“停滞”状态。
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
为了探索数字游民的情感问题，我和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郭琦璠以DNA数字游民公社为案例分析对象，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和分析数字游民在社区中的媒介化交往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连接的基本特征。我们分别于2023年5月、6月、7月和2024年3月四次入住DNA，在那里，共居住了70多天。在此期间，我们不仅积极参与到DNA数字游民的日常生活与互动实践之中，并采用田野日记的方式记录在DNA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我们还经常活跃于DNA的办公大厅、厨房、休闲室等公共空间，参加由社区成员发起的分享会、徒步、观影、种地等各类活动。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DNA，数字游民人际互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事缘型”交往，即他们以微信群接龙的方式在线上报名参加公社内各种自发的社交活动。一旦报名人数达到预期数，活动便会顺利举行。然而，活动结束后，参与者通常不会在群中展开深入的交流和进一步的互动，直到在另一个微信群中报名参加下一个活动，循环往复。因此，这种社交模式呈现出“接入-拔取-再接入”的特征，导致数字游民之间的关系强弱不断转换。这样的社交特性具有暂时性和现实性，形成了一种“即插即用”的U盘式情感连接，而不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情感连接。这种情感连接实际上是无法满足数字游民深层次情感需求的，此外，频繁的分离反而可能让他们陷入更深的情感困境。也就是说，虽然数字游民因频繁更换居住地而不断结识新朋友，拓宽社交圈，但这些联系通常是短暂且难以维持的，无法形成深层的人际连接，使得真正的归属感变得遥不可及，孤独和焦虑很难从根本上消除。
云南大理NCC共居共创社区的价值观
孤独和焦虑成为数字游民游牧生活中的常态。在共在的短时欢愉过后，留给数字游民的，是对建立稳定关系的失望，以及对生活和情感状态更深切而持久的不稳定感。这样的研究结果使我们陷入了沉思。一方面，从工作层面来看，数字游民大多为远程工作者，虽然他们的劳动时间和空间变得更加灵活和自由，但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及薪酬收益等各维度的不稳定性都在加剧；另一方面，U盘式的情感连接加剧了独自游牧的个体对于这一生活方式的不稳定感，使他们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以独自应对风险和孤独。换言之，数字游民在他们的流动性生活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不稳定性和不稳定感的双重挑战。当弹性工作带来的工作不稳定感和感情不稳定感相互交叠时，他们很难维系现有的游牧式生活，而不得不回到传统的工作方式之中，重新回到城市水泥森林和逼仄的办公室格子间中，重新回到现代生活的“激烈竞赛”中，工休不分。
五、几点余思
在对国内众多数字游民基地进行参与式观察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选择在农村定居，转变为“数字乡民”，与此相伴随的是，数字游民公社或数字游民基地等一大批共享工作和生活空间在浙江安吉、河南信阳、云南大理、海南万宁和陵水等城镇或农村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也展现了中西方数字游民群体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根本性差异。
数字游民和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可以通过“双向奔赴”来实现“青年带动乡村，乡村赋能青年”的愿景。首先，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人才、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本的长期注入，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数字经济开辟新商机，积极吸纳和拥抱数字游民。其次，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具备了为数字游民提供既有生活品质又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工作场景的能力。换句话说，乡村能为数字游民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高效的工作条件和多姿多彩的社交活动，同时也为他们探索人生提供更多可能性，让他们拥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真切感受。最后，数字游民可以与当地社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能来激活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力量，进而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农村地区，不少数字游民通过创建工作室、实训基地、创业小镇等方式，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浪潮中。数字游民涌入乡村不但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年轻化，更重要的是，与传统的人才下乡方式不同，他们大多是科技工作者、艺术家和创业者等高素质人才，与资本、技术和市场资源相连，能够为乡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无疑对“数字乡村”的建设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河南信阳光山数字游民基地
DNA前主理人许崧在采访中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说：“数字游民，在我看，不是一种边缘的、亚文化的生存状态，而是一个崭新世界的开始。”我认为，开始这个崭新世界的关键是对新型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想象。当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特别是当代青年处于现代化机器的运转中，面对工作的异化和内卷化，这种想象就变得格外重要。正如我在前文中讨论的，数字游民群体主要由青年人构成。青年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被寄予厚望，同时连接着历史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化的主观期待与想象。因此，关注和理解他们在情感、工作和生活中的喜悦与痛苦，内隐与期待，将他们与社会变迁和时代命运紧密相连，为他们发声和书写，我想这既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更是时代的召唤。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热爱生活。”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英雄。
姚建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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