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红色故事】“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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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在铁蹄下遭受凌辱、流离失所的东北人民的悲苦及心声。它的创作者就是与冼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的张寒晖，一生先后创作了《军民大生产》《去当兵》等70多首抗战歌曲。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爷爷张寒晖一生其实从未到过东北。是流落西安街头的东北难民，给了他创作灵感。”站在河北省定州市建阳村张寒晖故居里，张满囤谈起爷爷当年创作《松花江上》的故事如数家珍。

　　张寒晖的母亲去世早，父亲张振洲靠教书养活张寒晖弟兄5个，以及张寒晖年迈的祖父、祖母。家里终年糠菜半年粮，贫寒度日，实在养活不起众多的孩子，将张寒晖最小的五弟送了人。

　　在当时传统思想影响下，不愿断送张家的书香之脉，张寒晖的祖父和父亲还是东挪西借地凑足学费让7岁的他入私塾读书。幼时的张寒晖聪明但是非常淘气，11岁时到距家10里的翟城村高小读书。整日食不果腹的张寒晖，靠着坚强的毅力艰难求学。在学校期间，受到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熏陶，并对歌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经常唱一些民谣和爱国歌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读初中的张寒晖走上了街头，宣传抵抗日货，被学校开除。于是，他转到保定高等师范附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接受革命理论的陶冶。

　　1920年，曾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张寒晖直接去了北平，在北平私立电气工业学校学电工。

　　同年，张寒晖考入北平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之所以报考这所学校，一是他从小喜爱戏剧，特别爱唱家乡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更主要的原因是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不但管学生的吃住，还发给一些零用钱。

　　1925年，张寒晖考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加入共产党。在艺专，他在著名音乐家赵元任教授的指导下，对民族音乐、河北梆子、河北民歌及昆曲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钻研，为后来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张寒晖带领同学参加“三·一八”反对段祺瑞军阀政府的游行，跟随李大钊在游行队伍中一起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军阀政府疯狂搜捕爱国进步人士，李大钊惨遭绞杀，张寒晖也上了通缉的名单。张寒晖连夜剃光头发，逃离北平，一路步行400多里回到家乡——在一天深夜，光着头、赤着脚出现在妻子的面前。

　　回到家乡的张寒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帮助定县民教馆进行秧歌、民谣的搜集研究工作，并参加了由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会，编写农民通俗读物，参与创作了《农夫歌》《除草歌》《农家乐歌》《高头村歌》等歌曲，编印了《普村同歌集》。

　　1930年，张寒晖在北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帮助组织剧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在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下，整组定县地下党组织，组织农民运动，成立抗日救国会，并以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的小日本》，以《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

　　从此，他开始了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

　　1933年2月，张寒晖接到他在北平国立艺专的同学好友刘尚达的信，邀他去西安工作。刘尚达时任陕西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长，兼任陕西省民众教育馆馆长。

　　此时，张寒晖在定县利用民众教育进行抗日宣传，已引起定县反动当局的注意。他接到信后动身去了西安。张寒晖到西安后，在陕西省民众教育馆任总务主任。他组织了“西安实验剧团”“西安铁血剧团”，自当导演和演员，演出了《不识字的母亲》《黑地狱》等话剧，并主编出版《老百姓报》，以通俗文字开展救亡宣传。然而，支持他们的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被南京政府撤免了职务，张寒晖和好友刘尚达被赶出了民众教育馆。张寒晖失业了，贫病交加。他两手空空拖着病体回家，冬天还没有棉裤，冻得瑟瑟发抖。

　　妻子邵锦萍和10来岁的女儿小艳亭去地里拾花生，换回几尺布，连夜一针一线为张寒晖缝做了一条棉裤。病愈后，他利用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做掩护，组织定县戏剧研究社，演定县秧歌，唱昆曲，编写剧本……宣传抗日。

　　1936年夏天，张寒晖二次只身去西安，以西安省立第二中学教师的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此次离家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北参加革命活动，再也没能返回家乡。

　　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学，张寒晖担任过28级（1939年毕业）的班主任等，讲授国文课，课余则在师生中积极从事抗日爱国文艺宣传。此时，他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斧头剧团”，指导演出了多部抗日救国话剧。其中《鸟国》一出影响最大。该剧在大操场演出，观众达数千人，群情激愤，抗日口号声震云天。此后，“斧头剧团”又到陕南、晋西等地做抗战宣传。所到之处，演出前张寒晖总是激情洋溢地唱起他的“主题歌”：“厉我兵，秣我马，大家齐动员；此耻不雪，此仇不报，不活天地间！”张寒晖在自己创作的歌曲与剧中这样呼号。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5年，十余万东北军被调至陕甘两地，拖家带口，愁容相对，乡音一起，一夜征人尽望乡。那是个什么样的家乡呢？那是一片遭受侵凌的故土。广大东北军将士渴盼早日打回东北，赶走日寇，重返故乡。

　　古城西安街头，拥塞着成千上万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张寒晖到达西安后，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一天夜晚，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孙志远来看望张寒晖。孙志远给张寒晖讲了很多东北军对故乡的思恋之情和西安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之情，还送给了张寒晖一本东北军第67军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该军军长王以哲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孙志远望着沉思的张寒晖说：“寒晖，你多才多艺，写一首反映东北军思想感情的歌吧！”张寒晖早有些想法，经孙志远一说，更燃起了他为东北军写歌的欲望。

　　于是，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一面宣传抗日方针，一面倾听东北同胞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倾听他们对故乡、亲人的思恋，深刻体会到埋藏在他们心底的恨和痛。张寒晖日思夜想，心潮难平，眼前那片黑土地，那条松花江，仿佛在向他招手；东北依稀成了他的家乡。

　　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仇家恨在张寒晖的胸臆翻腾；东北难民的哭泣在他脑海萦绕；东北军和难民决心打回老家去的呼唤在他心灵震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歌词写出来了，内容和感情脉络分为怀故、漂流、呼唤三个基本层次。歌词的开头部分，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而九一八事变突起，日军占领了美丽而富饶的东北，人们只得背井离乡，在关内流浪。歌词的第二层次概括地描述了悲惨遭遇，透过诉说丧家的哀痛，逃亡的仓皇，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歌词的第三层次用饱含无限感慨的发问，向故乡和亲人发出深情的呼唤，寄托了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期待，把感情推向了最高潮。

　　用什么音乐素材呢？张寒晖想起了家乡那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凄惨惨的“大悲调”，还有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尤使他历历在目，萦绕耳边的是家乡女人哭坟时失去亲人的悲痛欲绝声——张寒晖在东北撤进定县的东北军五十三军的一个营中教歌时，军兵们的歌声是那样悲愤幽怨，在从军营回来的路上，他见一妇女在新坟上烧纸，哭号失去的亲人，那哭声拖着长腔，凄惨、辛酸、悲绝……张寒晖久久回忆着女人哭坟时的凄惨哭声，脑海间萦绕着东北军和东北难民那悲愤幽怨声……

　　音乐素材有了，张寒晖于1936年11月奋笔疾书，一口气创作出悲壮动人的歌曲《松花江上》。

　　此歌既出，张寒晖先在西安二中学生中教唱，旋即引起强烈反响，教室外聚集起层层听众。歌曲唱出了那深重的民族创痛，感人肺腑。张寒晖的友人姚一征曾说：“当歌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竟呜咽地哭了。”

　　当时，正值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二中的同学们在游行队伍中唱起了这首歌，立即震动了西安古城。随后，由东北军政治部宣传队印成卡片分发到各军各师，又经中共地下党转给北平学联歌咏队。

　　同时，张寒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群众演唱，并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

　　继而，这首震撼人心的歌不翼而飞，迅速在东北军及东北难民中传唱开来，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

　　西安事变后几天，张寒晖按党的指示参加了东北军，任政治部人事股长兼“抗日演剧团”团长。身为东北军的一员，张寒晖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同样泪流满面。

　　1936年底，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指挥着东北军军官高唱《松花江上》。悲愤的歌声激起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家乡去！”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周恩来还曾问一位东北战士：“为什么一唱‘九一八，九一八’，东北人就流泪呢？”那位战士腼腆地回答道：“想家呗！”周恩来笑着说：“想家？我建议领导让你回家看看，好不好？”战士答道：“不赶走鬼子，回去也好受不了。”周恩来亲切地拍着那位战士的肩膀道：“那么，这支歌，唱出了你们的心愿，你们不愿做亡国奴，要求抗日、收复失地、统一祖国！这很好！”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时，谈及《松花江上》，激动地说“（九一八事变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对于抗日歌曲的巨大影响力，毛泽东也曾高度评价称“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

　　1937年，作曲家刘雪庵把自己从上海流亡到香港途中谱写的《流亡曲》（又名《离家》）及《复仇曲》（又名《上前线》）两首歌与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编为《流亡三部曲》，在《战歌》音乐期刊上发表，因当时对《松花江上》创作者张寒晖缺乏了解而署以佚名。这是三首歌曲以《流亡三部曲》之名首次正式发行，成为在抗战时期万众传唱、脍炙人口的一组爱国歌曲，对激励民众走向抗日战场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长期的艰苦工作，使张寒晖积劳成疾。张寒晖当年在延安的邻居郑云燕曾回忆：“我们朝夕相见，他穿着一双布鞋，衣装较整洁，衣兜里别着钢笔，留长头发，戴着眼镜，远处看上去就知道他是个文人。”郑云燕说，在相邻相处的岁月里，张寒晖总是日夜兼程谱写着一首首革命歌曲。无论是阴晴圆缺，在张寒晖的窑洞里总闪烁着油灯的光辉，时而传来谱曲的歌声，偶尔伴有阵阵的咳嗽声。

　　“我父亲郑新潮是黄埔军校炮科毕业后到延安的，当时毛主席和朱德让他与郭化若筹建延安炮兵学校，需要炮校校歌，就与李伟去找张寒晖征求编写内容，张寒晖虽然病重，但非常乐于相助，热情地答应了，他日夜兼程完成了歌曲的初稿，为了更生动，他与我父亲冒雪去找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东北干部队副队长)，唱给他听，征求他们的感受。”郑云燕说。此时的张寒晖病情一天天重了，咳嗽的痰中带有血丝。

　　1945年春，天气乍暖还寒。患了感染性肺气肿的张寒晖每天都要到窑洞外面晒太阳。郑云燕回忆说：“延安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张寒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他总咳嗽，白天只要听不到他的咳嗽声，就知道他不在窑洞里，去鲁艺学院了。有时夜间，他咳嗽得厉害，我妈妈就给他端去一碗羊杂碎汤，暖暖身子，咳嗽就会减轻一些，冬季来临，他常说最怕感冒。只要一感冒就会引起肺气肿。”

　　1946年3月初，张寒晖因肺部感染引起水肿，造成心力衰竭，出现了昏迷。当年3月11日晚，年仅44岁的张寒晖在延安溘然长逝，遗骨伴着《松花江上》哀怨的乐曲安详入土，安葬于宝塔山之南的窑背上。在他的墓碑上，铭刻着：人民音乐家《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同志之墓。次年，蒋军进犯，墓碑俱毁，墓址荡然无存。

　　可是，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墓碑是谁也砸不掉的，每当听到这首《松花江上》的时分，都会思念这位人民的音乐家的。

　　张寒晖生前谦逊自持，不露声名。当年，歌曲《松花江上》发表时，没有署上他的名字，之后多年，他坚持冠以“平津流亡学生集体创作”或注以“佚名”。一些学生也常问他：“张老师，你的歌，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呢？”张寒晖对此微微一笑：“要名字干什么呢？”在他看来，有一支能起到战斗作用的歌，也就足够了，署不署名都不重要。

　　也许正因为没有署名，张寒晖才躲过一劫。当《松花江上》刚刚出现时，西安的国民党宪兵就说它是“赤色歌曲”，谁要唱它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并下令追查歌曲的作者是谁，查来查去是“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

　　张寒晖除了留下《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这些名曲外，还创作了《游击乐》《去当兵》等70多首抗战歌曲。这些歌曲曾激励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英勇杀敌，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歌曲中感受到音乐的力量、文化的力量、革命的力量。但张寒晖生前并没有编印过自己的歌曲集，许多词曲散失了。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同志决定搜集编印他的歌集，由他的学生、同事和他的夫人一起用回忆的方法将他创作的歌曲一首首忆唱出来并记谱，整理成集，油印成册。1950年，西北文代会召开期间，改为铅印出版的《张寒晖歌曲集》成为向大会的主要献礼之一。自此，人们方知《松花江上》等歌曲的作者是张寒晖。

　　1993年6月，歌曲《松花江上》被评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2005年9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文化部、原广电部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为了正义和胜利》，序幕中选的唯一一首歌曲就是《松花江上》，第三幕又选了张寒晖创作的《去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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