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起义与部队解放
军化的片断（上）
王崇仁
王崇仁 前国民党326师少将师长，起义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10师师长、绥远军区高参、内蒙古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内蒙古政协常委等职、现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
绥远“九·一九”起义至今已四十年了。我作为起义通电签字人之一，回首往事，记忆犹新。关于起义的全过程，董其武先生在其所著《戎马春秋》一书中，已有撰述。不少同志也写了有关史料。本文系就我个人接触经历过的几件事作一忆述，拾遗补缺，不确切处，希知者指正。
一、访问“联络组”
1949年7月下旬，我师驻防萨县（即今萨拉齐镇）时，接董其武主席电话，让我来归绥述职。会面后，我简要地汇报了部队整训和地方治安情况。董主席对我师修整公路和维修河坝表示了赞许。董主席说，现驻归绥市的部队不但没有维护好社会秩序，而且还发生杀害了“联络组”的王世鑫同志事件，使“联络组”的工作无法开展。潘纪文处长带大部分人撤回集宁，留下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同志继续坚持工作。我曾声明负责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是我还是担心他们的安全的。董主席接着问我：你看谁能把归绥市治安工作做好呢？我当时领会到我任师长以前，曾担任过归绥市副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和警备副司令，可能有意调我师来负责治安工作，我当即表示愿意尽力做好这一工作。董主席听了高兴地说：你师就听候命令移防吧。董主席又说：王世鑫惨案发生以后，社会气氛很紧张，"联络组”的同志工作有顾虑，你可否去“联络组”访问，稳定一下气氛呢？我当即表示愿意去联络组慰问。董主席即刻与鲁志浩同志通电话，作了介绍。
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派驻归绥的联络组住在新城苏伯安院内。鲁志浩、曹文玉同志接见了我。我首先对王世鑫案件表示歉意和慰问，并简单通报了董其武主席准备调我师来归绥负责治安工作，请联络组的同志多加指导和联系。鲁志浩同志热诚地向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政策，希望大家自觉地走上光荣的革命道路。曹文玉同志也插话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虚伪、说话算数的。党的统战政策永远不会变的，要我传达给部队同志，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告别辞出时，曹文玉同志还送给我《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几本毛主席著作。我认为联络组的同志在当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贯彻党的政策，为完成党交付的任务，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我一直对他们怀有高度的敬仰之情。
9月3日我师奉令，除派一个团进驻安北（即今乌拉特前旗）外，其余全部移防归绥市，接受了维护全市治安任务。
二、与傅作义先生的会见
1949年8月末，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大陆的完全解放已接近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要求，准备于9月下旬召开全国政协会议，继之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此时，绥远地区执行停战协议，经过半年的学习和酝酿，举行起义的时机，基本上成熟，只有个别负责人思想上还有顾虑。在此情况下，党中央派傅作义先生来绥远促进和平起义。傅先生偕同邓宝珊等人于8月28日抵达归绥，后又移驻麦达召（即今美岱召）。我当时驻防包头市，闻讯后于9月2日率团长张玉瑶、刘会友、谢莹赴麦达召（即今美岱召）晋谒傅先生。傅先生亲切地会见了我们，对这一时期我们的工作表示欣慰，由于天已晚了，没有多谈。我们辞出时，赠给团长每人一块瑞士手表，赠我一套将校呢衣料。
傅作义先生于9月10日由麦达召（即今美岱召）进驻包头市城外东南角皮革厂，分别召见旅长以上军事干部。同日，我随董其武主席由归绥去包头。傅作义先生于9月12日上午约我谈话，其内容有三点：傅问我，你对当前军事形势怎样看法？我简要地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国民党政治腐败，军队已无战志，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傅又问：绥远怎么办？我说：绥远已成孤军被围的形势，绝大多数人赞成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傅又继续问我师对起义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从前追随共产党人吉鸿昌、宣侠父在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反蒋，现在我仍然愿意随傅先生跟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保证我师服从上级的命令，积极参加起义。我还反映了有些干部的顾虑是：怕算旧帐，怕遣散失业。傅作义先生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绥远方式”的和平解决办法。毛主席说，干部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对干部采取“团结、教育、改造，使用包下来”的政策，希望我转告大家打消顾虑。
（1939年8月10日）
来 源：《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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