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五选接班人的背后真相
文摘
2024-11-16 07:25
广东
来源：新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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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在此期间，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苦心孤诣，反复思考，多次选择接班人。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留下了诸多发人深省、引人反思的经验与教训。
在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频繁地更换中央主要负责人。这与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尚未成熟有直接的关系。一直到了遵义会议后，经过10多年的反复考验和锻炼，中国共产党才终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国革命也由此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后，最早选择了政治上高度成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刘少奇早年投身中国革命，曾在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回国后，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经受了遵义会议、长征、白区工作会议、瓦窑堡会议、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开辟华北和华中抗日战争局面等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
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彻底肃清中国共产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此，毛泽东调具有深厚理论修养、正在华中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华中军事分会书记的刘少奇返回延安。在刘少奇返回延安的路上，毛泽东多次给沿途党政军负责人发电报，严令务必确保刘少奇一行的安全，表示了对刘少奇安危的极大关注。刘少奇抵达延安后，毛泽东立即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六大至中共八大以前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表示了对刘少奇的高度信任和极大期望。从这时起，刘少奇已经成为毛泽东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重要助手。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论述，为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实际上已经居于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成为毛泽东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后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在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返回延安休假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多次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以后，每当毛泽东休假、离京或出国访问，一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些，都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末，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挽救“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挽狂澜，采取非常措施，迅速解决当时面临的严峻问题，充分显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克服困难、掌握全局的大智大勇。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委员会主席，主持西南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赋予重任。根据毛泽东的推荐，邓小平很快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等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毛泽东选择的又一个接班人。邓小平早年曾在欧洲勤工俭学，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曾经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委员兼第八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言，邓小平具有早年在法国和苏联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起草文件、工作报告、讲话稿等，都是自己动手，一气呵成，且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深得毛泽东的好评。邓小平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曾多次被毛泽东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参照执行。就经邦治国而言，从抗日战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邓小平先后主持过太行分局、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华东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长期担任一个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独当一面，积累了丰富的多方面的领导工作经验。就带兵打仗而言，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统兵一方，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从1938年开始，相继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一个大野战军的政治委员，领导过华北抗日战争，与刘伯承一起指挥过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要的战役战斗。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除此之外，邓小平雷厉风行、办事果断、知难而进、勇挑重担、善于开创新局面的作风，也给毛泽东留有深刻的印象。就年龄而言，1956年邓小平才52岁，在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因此，在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培养。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插话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确实为数不多。由于毛泽东的鼎力推荐，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确立了其作为毛泽东又一个接班人的地位。中共八大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核心对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同时，邓小平还分管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在中共八大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对自己选择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位接班人是满意的，多次作出高度评价。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继续在国内外一些重大场合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多次明确地透露出自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图使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和邓小平。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他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时，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毛泽东回答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在1959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和实施（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深入，刘少奇、邓小平与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林彪的地位开始急剧上升。他先是靠毛泽东的信任和栽培，以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身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后又利用“十年内乱”，篡党夺权，被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为新的接班人。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正是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共渡难关的时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却别有用心地大肆鼓吹“个人崇拜”，宣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抢占“高举”、“紧跟”的制高点，开始了名曰树别人、实际上树自己的现代造神运动。
1959年9月，林彪刚刚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他“创造”的所谓学习“捷径”和“窍门”。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在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用不着系统地学，主要是背若干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本来，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不断推向前进。而林彪宣扬的那一套“走捷径”、“找窍门”、“背警句”的做法，完全不顾革命导师论述问题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提倡照抄照搬，割裂、曲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但是，由于林彪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因而即便是对林彪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同志，也不便明确地提出反对的意见。“九一三”事件后，据中共中央组织的“林彪反党集团专案组”从北京毛家湾林彪家中查获的大量材料中发现，林彪、叶群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笔记、卡片和藏书中写下了许多真实反映林彪大搞个人崇拜动机的笔记。例如：“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三不”、“三要”原则：“（１）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２）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３）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出主意，勿倒行逆施。”“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才不可露尽，气不可使尽。”从林彪这些反映内心真实动机的言论可以看出，林彪根本不是在倡导“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分明是在精心揣摩“现代登龙术”。“十年内乱”开始后，林彪与江青合谋，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整死了彭德怀、贺龙，整残了罗瑞卿，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纠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组成了一个以林彪为头子，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时而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煽动“天下大乱”，鼓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时而又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上演了一幕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斗的丑剧。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原则、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遭到践踏，党内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直到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异国。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进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益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出身农民，当过兵，务过工，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怀着个人野心扯旗造反而“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以后，又由于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发动所谓的“上海一月风暴”，搞乱上海而闻名全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本来对青年学生寄予希望，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原来认为“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成了不听招呼、专打“派仗”的“混世魔王”，于是又寄希望于工人造反派。这样，从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工厂出来的所谓“产业工人的代表”王洪文便“脱颖而出”，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培养和锻炼，王洪文由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工厂保卫科干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逐渐被提拔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姓名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王洪文——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在中共十大上腾飞的“政治明星”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然而，王洪文擅长的是“冲冲杀杀”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靠“造反”夺权、登上领导岗位后，平日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经常和一班狐朋狗党为伍，过着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逍遥自在日子。初到北京时，他还能规规矩矩几天，登上高位以后，哪里过得惯整天开会、谈话、批阅文件、一熬熬上一个通宵这种苦日子，天长日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平日里，王洪文喜欢吸高级香烟，喝高级名酒，穿高档衣服，坐舒适的豪华轿车，喜欢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晚上坐着吉普车到飞机场的草丛中去打兔子，喜欢拿着高级钓鱼竿在“钓鱼台”钓鱼，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上半个通宵，整个一副旧上海滩十里洋场“阔少”的模样，就是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汇报，不喜欢批阅文件，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书报就“头痛”。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上海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毛泽东还当面告诫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了党史上搞宗派都没有好下场的例子。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王洪文阳奉阴违，执迷不悟，继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经几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每次时间不长就被更换下来。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在上海滩“冲冲杀杀”可以“一呼百应”，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王洪文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76年初，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决定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逐步交给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使华国锋成为他最终选定的接班人。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此，华国锋代替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领导工作。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历代线装书籍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太好……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百年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将华国锋确定为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华国锋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具有在县委、地委、省委主持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到中央工作后在党政军领导工作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各方面都能够接受。因此，毛泽东最后毅然选择了华国锋。华国锋接班后，立即与叶剑英等一起，依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力量，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毅然决然的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但是，华国锋缺乏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远见，也缺乏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革故鼎新、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因此，华国锋成为结束“十年内乱”与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伟大转折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