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次等教育”？他们撕掉标签逆风翻盘→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被区别对待。有人会认为这是不同于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或是觉得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只能从事低层次、机械化、低薪的工厂流水线工作，枯燥乏味的生活日复一日，社会地位不高，难谈有何就业前景。

栾成坤的求学经历和职业发展却不是如此。虽然只有22岁，他已有两年工作经验。2022年，从青岛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毕业后，他顺利应聘至现在任职的上市企业产品设计开发岗。“8小时工作制，月收入7千元至1万元。”已经担任部门制图小组组长的他，带领团队开展3D打印项目，对于当下的工作与生活很是满意。

回想起当年选择职业教育时的忐忑心境，栾成坤和父母有着共同的感慨——幸亏选择学习一门技术，才发现了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东西，获得一份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工作。

实际上，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教学模式与质量持续创新优化，毕业生的就业前景逐步拓宽。

如果遇到了感兴趣的专业并勤于钻研，职校生也并非一定是传统观念中教育“分流”后被“一考定终身”的“失败者”，绝不应从此被贴上“失利”的标签。

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他们同样可能逆风翻盘，或是至少可以通过一门技术自食其力，成为一名凭本事吃饭的劳动者。是时候客观了解一下今天的职业教育了。

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决赛实操考场，选手们正在比赛中。工人日报记者 吴凡 摄

在不少人眼中，职业学校被视为是那些在普通教育中表现不佳学生的去处，被看作是学业竞争中的 “落后者” 聚集地。进入职校，就被人们认为失去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是一种出于无奈的 “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选择。

选择普通高中还是职业教育，是许多家长在孩子初三时遇到的棘手难题。2018年，栾成坤还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一名初三学生，因为学习成绩处于班级中游水平，按照学校往年的升学比例，他和父母必须要提前规划未来的求学方向。

此刻，一家人的想法产生了激烈碰撞。在这个重要的人生十字路口选哪条路，对于当时只有15岁的栾成坤来说“真的太难了”。他的父母也很难抉择，反复征求班主任和亲友的意见，“当时家里比较担心我去职业学校‘学坏’了。”栾成坤说。

这样的“标签效应”也曾影响殷翔豪。初三之前，在他的预期中，去一所不错的普高是毋庸置疑的选择。进入初三后，高强度的学习压力和青春期的叛逆让他产生了厌学情绪，原本不错的成绩明显跌落。盯着电脑屏幕上284.5分的中考成绩，殷翔豪确实“懵了”。

偏见似乎随处可见。现任中德应用技术学校党委书记的崔秀光有着30多年职业教育经验，对此感触颇深。2000年，崔秀光还是潍坊某职业学校的校长，为了完成招生任务，他经常“求着”初中校长同意自己入校给学生做职业教育宣讲，“即便这样，每年也只能勉强完成一半的任务指标”。

马玉杰也有类似经历。“早些年，一些初中开家长会时，我们会拿着宣传册在校门口发放……”在青岛高新职业学校担任老师的她发现，这样“强推”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几乎每位家长看完宣传册后都会“反馈”给马玉杰一个白眼，潜台词似乎是：

“我家孩子怎么可能去职业学校？”

同样因“不得已”选择职校的，还有2023年入读青岛技师学院的陈愉聪。那一年，因为经历了求职挫折和对职业前景的迷茫，他决定试试“回炉再造”——读完本科再到技术院校学技术。

这样的选择让一辈子务农的陈愉聪父母很不理解，甚至担心因此“招来亲戚朋友的笑话”。

看着宣传册上“学制两年”“对口就业”“工匠人才的晋升通道”等关键词，陈愉聪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回炉”。新生报到当天，班里一共来了20多名同学，除了两人是技师学院本部直升的学生，其他多是求职不顺或职业发展受挫的本科毕业生。

这些学生中，年龄最大的34岁，比陈愉聪大10岁。他既欣喜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又惊讶于大家对于“回炉”的接受程度。

栾成坤进入职校的原因也很现实。想着“学一门技术养家糊口”，他选择了中德应用技术学校的数控技术应用专业。与想象中松散的校园管理不同，开学第一天，班主任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老师让报校服的尺码，我们在课上窃窃私语地讨论该穿多大的，老师当场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还规定上课不允许任何人开小差。”

栾成坤发现，职校的学习与生活节奏同样严格而规律。每天早7晚9的学习安排，手机全部上交，被子必须叠成“豆腐块”，学科老师每节课间都会检查作业完成情况……栾成坤的一些考入普高的初中同学每次听到职业学校的管理模式，都要调侃几句他的“幸运”。

同学们的状态，让栾成坤“悬着的心”逐渐踏实。他所在的班级中并没有亲戚朋友口中的“坏孩子”，同学们有着良好的素质和教养。栾成坤笑称：“也许大家都有这样的担心，都把彼此想象成传言中的样子。”

职校里“内卷”的学习氛围，是殷翔豪不曾预料到的。进入中德应用技术学院的综合高中部不久，当他还在适应新生活时，就已经感觉到了同学们的“卷”，“许多同学利用课间和中午写作业，到了晚自习已经开始按照计划复习和预习”。

殷翔豪正在进行实操课程。工人日报记者 张嫱 摄

当殷翔豪把这种“卷”的学习氛围告诉父母时，原本因为孩子进入职业学校有些遗憾的他们，眼神中流露出希望和期待。正是这份不经意间流露的期许，给初入高中的殷翔豪“注入”了动力和信心，他渐渐从中考的失利中振作起来。

虽然十分坚定“要靠技术吃饭”，但是对于自己选择的专业将来能干什么、职业前景如何，栾成坤仍然十分迷茫。这些疑问，在接下来的学习和实践中渐渐有了答案。

与普高的学生相比，职校的孩子入校初期往往都会有短暂的迷茫和不自信。“刚刚经历过中考失利，能否在职业学校考上大学，或者通过掌握一门技术拥有一个理想的未来，这些不确定性是他们迷茫的主要原因。”从普通高中转入职校教学的曹健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

“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要通过各种方式在短时间内让他们了解这门学科的就业方向和应用场景，激发孩子们的兴趣，树立他们的信心。”中德应用技术学校机电专业老师韩维启表示，这样的适应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多月。

产生兴趣的孩子们总能迸发出令人惊喜的学习力和创造力。一次液压传动课程，韩维启让学生观察生活中使用该原理的场景，原本以为学生会在常见的场景中完成任务，没想到有位学生在家人的帮助下，辗转从工厂找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液压千斤顶，通过向工人师傅请教，非常精准详细地掌握了液压传动的原理。这种对于专业的热爱和钻研的韧劲，让韩维启倍感欣慰。

身为班主任和物理老师，曹健从不吝啬自己的夸奖。在他看来，帮助学生重新建立自信，迅速激发学习动力，帮助他们确定目标，是职业学校老师需要具备的重要能力。

曹健的教学理念，高玉杰也十分认同。2016年，中考成绩不到200分的刘婕来到了高新职业学校服装设计班，因为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加上父母常年做生意无暇顾及孩子，刘婕的性格稍显内向，在班级的存在感也不强。

一节手绘专业课上，刘婕绘制的凤凰图样灵动逼真，细节处理妥帖到位，高玉杰抓住这次机会对刘婕大加赞赏，鼓励她上台与同学分享绘制的思路，并将作品张贴在班级板报供大家观摩学习。

自此以后，高玉杰明显感觉到刘婕的学习动力更足了，人也变得活泼开朗，一路“开挂”般成绩直线攀升，先后获得山东省优秀班干部、青岛市优秀学生等荣誉。2021年，高职毕业的刘婕考入烟台南山学院本科，2023年通过研究生考试，进入南京林业大学人工智能专业学习。

这种不自信的感受，陈愉聪也曾有过。从大学到职校，陈愉聪感受到了明显的“水土不服”，尤其是从“动脑”到“动手”的切换。

陈愉聪正在热电厂汽机中控室内控制各项参数。工人日报记者 张嫱 摄

“很多人不好意思动手，也不愿意动手。”带过数届技师班的青岛市技师学院老师徐丕兵发现，在入学初期的实践课上，“回炉”的学生们有时会不得要领，缺少工艺操作的规范性。相比之下，技师学院本部直升的学生有着明显优势。

“但是，大学生的思维逻辑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高一些。”徐丕兵表示，自己与许多任课老师时常在大学生技师班课堂上被“问懵”，这种在课堂上思维碰撞的感觉，是在普通班里很少出现的。

逐步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和模式，为学生的再次选择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不再是“一考定终身”的“断头路”。

针对社会上对于中考分流“一刀切”的探讨，教育部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建立起职教高考制度，使职教高考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招生主渠道。作为最早一批试点城市，青岛探索尝试了“职普融通”“综合高中”等教学模式，为职校学生构建了上下贯通、左右融通、校企联通的升学成长体系，缓解了“一考定终身”“非普即职”的升学压力，给了中考发挥失常或是后劲足的学生弥补遗憾的机会。

政策推动之下，中德应用技术学校创办了综合高中部，高一阶段学习与公立高中同样的教材，高二再根据学习成绩选择春季高考或是夏季高考。目前，青岛共有19所职业学校开设了综合高中班，23所中职学校开设职普融通班、7所中职学校开设新型职普融通班，与普通高中联合办学。

经过综合高中部一年基础学科的学习，殷翔豪还是感觉有些吃力，进入高二便转入了职业教育学籍的电气专业，主攻春季高考。与夏季高考相比，春季高考的知识难度降低了30%，殷翔豪学习的劲头和自信再度回归，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担任了班长。

“班里的学习氛围特别浓，因为可供我们选择的公立本科院校并不多，大家都不希望中考的失利再次上演。”殷翔豪说，班里有位女生学习特别刻苦，他们两人经常轮流取得第一二名，每次想放松一会儿，看到她还在坚持学习，自己也就默默拿起了书本，这种“较这劲儿学习”的感觉也很有趣。

这期间，殷翔豪不断听到职校学生考取硕士、博士的故事。“无论我们最终从事着什么行业，高中阶段的职业精神已经深刻植入我们内心。”毕业于青岛电子学校、如今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攻读博士的戴栋晨，时常庆幸自己有职业学校学习的经历，那些专业老师带着他们在实验室里苦练实操，班主任帮助他们确定高考方向、坚定信心的日子，成为他心中坚不可摧的磐石和专业底气，一点点托举着他更加接近心中的理想。

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如今，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为主的职教高考在全国多地推广，已成为职校招生主渠道。目前，全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超300万人，超过高职招生总数的60%。

在“就业与升学并重”的定位下，如何保证中等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避免与普通高中教育同质化，让中职生升学不弃“技”，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培养企业需要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是重要办学意义之一。日前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伴随一体两翼等办学理念和政策的落地，企业与院校的“联姻”正在不断加深。

据韩维启回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青岛市胶南电子学校就引进了韩资企业电子产品生产线，当时的目的是帮助家庭贫困的学生，让他们半工半读半实践，“那时候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这些学生每月收入能有800元。”韩维启说，这种工学结合的模式便是现在“工学一体”的雏形。

这方面，很多技术学校在创办之初便有了前瞻性考量。中德技术应用学校将新校区选址于中德产业园区，根据园区企业需求开设机电技术应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应用技术等专业，一比一还原跨国、跨行业生产线实训车间，实现了课业跟着产业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以赛代培是职业院校提高学生技能、拓宽职业选择的有效手段。在读高二时，栾成坤已经接受了为期一年的技能大赛集训，专业技能遥遥领先于同批入学的同学。高一下学期，栾成坤从100:6的淘汰比例中脱颖而出，成为学校备战技能大赛的集训选手。

“学校从校外邀请了国赛金奖的工匠师傅给我们上课，我们几个人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都在实训室学习技术，再利用其他时间补习基础学科。”栾成坤回忆，自己的整个高中阶段几乎都在实训室度过，4次参加青岛市级技能大赛，先后取得1个二等奖和2个三等奖。

在栾成坤的印象里，学校经常邀请获奖的劳模工匠到校宣讲或授课。“当时的数控操作和铣床加工老师都是企业的技术工匠，和学校的老师不同，他们喜欢讲在企业车间的工作经历，上课的过程也完全模拟车间流水线流程，更加注重实际操作。”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就业和工作的绝对优势。

技能大师唐元生正在给学生上实操课。工人日报记者 张嫱 摄

工作以后的栾成坤，无数次受益于读书时产教融合的课程经历。“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法那克、西门子软件系统，90%的知识都在学校实践课程上学过。还有加工不同工件选择什么样的刀具，一般至少需要入职两年才能掌握，而这些经验，上学时企业的工匠老师早就教给我们了。”

通过系统且专业的学习实践，职校学生同样可以掌握安身立命的手艺。他们能够成为技艺精湛的工匠、创新进取的技术人员，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他们的价值，并不亚于普通高校的学生，只是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

从事职业教育30余年，韩维启有个明显的感受，职业学校的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性非常强。虽然一直在综合高中部任教，曹健也时常感叹孩子们的实践能力很强，“汽修班有位男生，自费买来一辆电动车改装，改善了车辆性能，显示屏能显示更多信息”。

这样的发明创造，青岛高新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张立端也经常做。高一学习压力相对较小，张立端每天放学后把自己关进房间搞研究，不仅独立焊接完成了一个飞机模型，还自制了USB插排，琢磨出来的2万毫安充电宝方便小巧，40分钟就能给手机充满电。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在职校学生们身上得到验证。“如今，企业越来越注重理论与技能并重的复合型人才，技术能力更扎实、理论知识和职业素养更高的学生，是企业紧缺的专业人才。”徐丕兵对于企业用人需求的变化有着切身感受，有的职校学生入职一两年后就升为工程师，“无论是待遇，还是发展前景，都有明显优势。”

与过去尴尬的经历不同，如今，马玉杰已经不需要再去学校门口发放宣传册，而是成为初中学校邀请的职业教育宣讲老师。每次宣讲结束，家长都会热情地咨询，希望为孩子选择一条更加适合的成才之路，职业教育不再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职业教育的路上，学生们逐渐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

今年7月，殷翔豪升入高三，成绩优异的他对自己考入临沂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充满信心，希望毕业以后能够进入国家电网工作。

张立端和同学接到了人生第一笔订单，是为一家企业提供无人机拍摄服务，合作金额2万元。他盼着自己尽快成年，注册一家无人机公司，开展农机植保和测绘业务。

已经毕业的栾成坤，希望再沉淀两年，选择一家实力更强的企业专攻产品设计，或者考取教师资格证，回归职业学校，成为一名专业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