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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前，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导学生张之毅在云南玉溪中卫村进行社会调查，写成专著《玉村农业和商业》。近期，新华社刊发文章《从村庄里读懂中国——探访云南“三村”》，以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中卫社区等为研究对象，寻找理解当下农村建设、展望未来中国发展的新“钥匙”。
玉村近一个世纪的变化，代表了玉溪农村发展的缩影；玉村融入城市发展格局的历程，映照着中国式现代化玉溪实践的轨迹；玉村几代人的成长奋斗，彰显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玉溪精神。近期，沿着费孝通的足迹，玉溪市融媒体中心派出报道小组以行进式采访的方式记录、讲述、解读玉村故事，从“玉村之变”看“玉溪之变”，提炼玉村发展的经验启示，进而呈现新中国成立75年来农村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请关注玉溪市融媒体中心今日起刊发的特别策划——走“玉村”看变化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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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日报》2024年10月23日1版
“玉村”，是著名的“云南三村”（禄村、易村和玉村）之一。1940年至1941年，在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导下，其学生张之毅驻守玉村，写出《玉村农业和商业》，玉村由此成为社会学调查热点。
84年前，费老那一代知识分子怀揣科学救国的思想，试图通过对内地农村的调查，寻找新中国农村建设的“钥匙”，让广大农民过上殷实的生活；84年后，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玉村从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成为商业发达、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社区。玉村近一个世纪的变化，代表了玉溪、云南乃至全国部分农村从乡土社会融入城市的缩影。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沿着费老的足迹再访玉村，追寻中国式现代化玉溪实践在玉村的变迁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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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玉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2024年10月21日用无人机从空中拍摄的中卫社区全景。李江 摄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28岁的费孝通满怀爱国激情从英国学成归来后，在云南大学成立社会学系。1939年与燕京大学合作成立社会学研究室并开展社会调查。当年，张之毅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参与费孝通主持的社会学研究室，协同进行禄村调查。 1939年8月到10月，费孝通与张之毅一起在禄村生活和工作，共同构思今后的研究方向，并寻找到手工业发达的易村来与土地生产为主的禄村作比较研究。张之毅在易村27天的调查取得了丰富的数据，为玉村的调查打下了基础。 玉村的调查是在1940年和1941年中进行的。1987年，费孝通在《云南三村》序言中讲道：“‘玉村’是靠近玉溪县镇的一个农村。玉溪县镇是云南中部的一个传统商业中心。它在土地制度上是从禄村到江村的过渡形式，在农业经营上具有靠近城镇的菜园经济的特点，在发展上正处在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期阶段。无怪这样一个富具特点的研究对象能吸引住张之毅同志的研究兴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7年6月8日，张之毅离世，留下《玉村农业和商业》这本旧稿，费老一字一句校阅。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云南三村》中文合编本，这也是《玉村农业和商业》一稿首次与读者见面。《云南三村》虽已成为历史符号，但其在国内、国际学术界的盛誉却历久弥新，玉村同时也成为了社会学调查热点。 1990年6月1日至2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到玉溪进行考察时，计划寻访玉村，未能如愿。 2000年8月16日，90岁高龄的费孝通到云南参加西部大开发高级研讨会期间，曾与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钱成润进行了会面。费老关切地问：“玉村的地点找到了没有？”钱成润答：“找到了，原名叫中卫村，就在玉溪城边上，现在已和城区连成一片了。”费老指出了再次调查“云南三村”的路子。他说，60年前，我看到了中国的工业化，作了长期探索，现在90岁了，看到了信息时代……“玉村”，调查要扩大一点，弄清它向城市发展的过程，是怎样过渡的？在这个过程中所引起的地区变化、家庭变化、个人变化如何，要做出回答。 一个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为何会一头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叫好的社会调查，且一做就是一辈子。费老说：“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秉承费老的愿望，2004年4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受费老委托实地考察了中卫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深感玉村变化巨大，与红塔区史志办、中卫社区共同编纂《中卫社区志》。2006年，志书正式出版。2021年12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云南三村”研究中心对“云南三村”再调查、再研究，出版《玉村商业和农业》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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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卫社区全貌。蒯学庆 摄
当年，张之毅从易村来到玉溪。彼时的玉溪，已是云南的一个工商业中心，是滇缅交通大道上马帮运输的大站，在抗战时期发展了木机纺织工业。玉村正是受市镇影响较深的农村，可用来与禄村、易村相比较。 玉溪，自古以来就是云南的商业重镇，是滇中城乡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之一。在费孝通和张之毅笔下，1940年、1941年的玉村，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家家户户种植水稻，但已产生一部分菜农，种植蔬菜供应市镇。玉村人深深懂得，若要在经济上图谋发展，就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玉村素有织布传统，家家户户的妇女几乎都参与纺织，木制织机是自备的，向玉溪布商赊棉纱在家织布，用布换纱，差值就是工资。玉村的富户大多是通过商业致富的，他们中大多发了财就从玉村搬到市镇去住，把土地租给本村人经营。 在30多万字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玉村，是一个形态比较原始的乡土社会受现代工商业影响，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费孝通把这个历史进程归结为“三级两跳”的第一时期里的第二个阶段，即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 84年的历史演变中，玉村发生了多次大的跳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玉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1983年，玉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98年，玉溪撤地设市，受到中央政策的鼓励，玉村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 1993年，玉村先后建起了玉溪市铸管厂、玉溪市彩虹批发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市汇力金属结构有限公司等一批集体企业，发展最成功、效益最好的要数建筑企业——玉溪市第三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六施工队（后改制为玉溪市呈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是玉村为数不多的千万元产值的缔造者。1994年，玉村乡镇企业收入4260万元，在玉溪市（现为红塔区）乡镇企业收入超过千万元的32个村（处）中排列第三位。统计资料显示，截至乡镇企业改制（1998年）前，玉村集体企业发展到43个，从业人员646人，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总数的23.46%，有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商贸、饮食服务等行业，营业收入4518万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44.5%。 这一时期，玉村的个体私营经济也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其经营范围和行业十分广泛，有商业、饮食业、运输业。1999年，有个体私营企业391个，从业人员2202人，占总劳动力2438人的90%；营业收入1.21亿元，占经济总收入1.63亿元的7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个体经营中，玉村80%的农户先后从事过蔬菜贩卖。1986年，中卫蔬菜公司成立，与北京菜商签订收购协议，当地蔬菜远销广州、深圳、香港等地。1991年，玉村自筹67.4万元资金，兴建玉溪市彩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998年至2001年，玉村自筹资金1367万元，改建彩虹批发市场，并在玉兴路下段与七星街下段之间新建粮油、蔬菜批发市场2个。 这一时期的玉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迅猛发展，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第二、三产业带动，一批专业市场的兴起，促进了消费市场的繁荣兴旺。 2003年，中卫居委会改为中卫社区居委会。中卫社区被玉溪大河一分为二，以东为中卫片区，以西为以徐百户屯为主的徐百户片区。“云南三村”和本文中的“玉村”，仅指中卫片区，有中卫1组、2组、3组、4组4个自然村902户居民2351人。
撤地设市后，玉溪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玉村也被纳入玉溪市城市总体规划范围。1997年，玉村的耕地全部被征用，玉村的商业地位越发凸显，集商贸、批发、零售、餐饮、住宿等于一体的综合性集贸市场初步形成，玉村成为红塔区乃至玉溪市较大的物资交易中心。 1998年起，玉村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掀起了旧村改造热潮，至2003年，玉村人均住房面积从1984年的15.03平方米增加到62.6平方米，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民房建设小康住宅目标。 综合市场的建立和旧村改造的实施，是玉村实现从农村到城市最为关键的一步。综合市场的建立为玉村聚集了人气，旧村改造使玉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彻底改善，居民成为多种职业的从业者，或外出打工，或经营旅店、餐馆，或从事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繁荣，聚集了人流、信息流，“拖家带口”的外地商人在玉村安营扎寨，带动了玉村商业市场的繁荣。 自建房租赁和集体分红是玉村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据中卫社区党总支书记冯志坚介绍，玉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从事房屋出租，通常是将1至3层租给租客，4至5层自己居住，也有整幢出租，自己外出购买商品房的，每户每年房租3万元至5万元不等，如果有铺面，租金则更高。2023年，中卫社区居民房屋租赁收入总额达1600万元。
如何保证失地农民的经济来源，玉村通过开发集体预留地来壮大集体经济，预留地已然成为玉村集体经济日益发展和壮大的“蓄水池”。玉村利用集体预留地盖起了酒楼、宾馆、市场，有些小组甚至将土地直接出租给外地商人，由承租方进行建设。 截至目前，玉村先后建起了彩虹蔬菜批发市场、彩虹小百货市场、旧货交易市场、彩虹家私广场、大米市场、水果批发市场6大专业市场，形成彩虹商业广场、兴玉商业广场、阿富尔连锁酒店3大核心商圈。2023年，中卫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达2885万余元，有各类市场主体3339家，其中个体3130家、法人单位209家。 2018年，我市启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项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更多权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 “2023年，中卫社区各小组的集体分红均有所增长，增长的背后，是集体经济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双增’。4343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配最高的是中卫4组居民，人均达到11500元。”冯志坚说。 从分田到户到土地确权，再到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分红利”，这不仅是玉村的变迁轨迹，更是中国农村改革不停步的“缩影”。 社区居民不仅分得红利，60岁以上老人每季度还领取养老金，逢年过节还有慰问款。去年，中卫社区返补居民和慰问老年人费用达到146万元。 费孝通扎根田野调查，一生践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传世情怀，无论是江村经济，还是禄村、易村、玉村的调查，其主旨都是如何富民，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天下大同”理想的追求和实践。跨越84年，今日玉村的发展变迁，正是沿着费老的足迹前行，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玉溪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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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红塔区融媒体中心
从“玉村”读懂中国城郊农村的发展变迁
对“云南三村”的研究，费孝通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通过在农村发展不同形式的工业，最终使广大农民富裕起来。晚年，费孝通用“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16个字总结自己毕生的理想与追求。玉村84年的发展变迁，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玉溪探索和实践，更是沿着费老足迹前行的生动注脚。
扎根田野调查，费孝通结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把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村分为：沿海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深的类型——以“江村”为代表；内地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自给自足类型——以“禄村”为代表；内地较为封闭、手工业相对发达的自然经济型农村——以“易村”为代表；在发展上正处在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期阶段的农村——以“玉村”为代表。84年前，费老打造了“江村”“禄村”“易村”“玉村”这样的学术典范，用辛劳和汗水，为我们铸就了一座“读懂中国”社会的历史丰碑。
玉村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的84年间，经历了与新中国发展同步的历史发展进程，并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发展路径、发展类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城郊农村的发展变迁，即从农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变，从乡土社会到城市文明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农民转变为市民、社员变为股民。玉村这只“麻雀”的解剖过程，折射出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农村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三农”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玉村农业和商业》的调查报告，为人们认知当时中国内地农村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也让我们看到一代学者是如何主动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感知天下冷暖，体会民众忧思的，昭示着一代学者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担当。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就是人要把自身的社会生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加以科学的观察和分析，以取得对它正确如实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认识中国社会。”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温经典，再访玉村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