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肖像：人物绘画的世纪巡礼丨中国嘉德2024秋拍

林风眠是“中西艺术融合”理念最初的倡导者与践行者，他于1920年留学法国，先入迪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后转到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受印象派、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影响。1925年回国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后于 1928年，受蔡元培之邀筹办杭州国立美术学院（后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并任院长，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艺术人才，如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李可染等。

在一系列京剧作品对于不同故事与角色的呈现中，“宝莲灯”是林风眠最钟爱的剧目之一，“救母”、“团圆”等题材或许与他儿时失去母亲的悲痛记忆息息相关。本幅《宝莲灯》就演绎了沉香劈山救母的经典桥段，林风眠大胆摆脱现实的限制，参考民间剪纸艺术、皮影戏和西方立体主义布局，将三位主要人物的形象平面化。完整地表达了林风眠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融汇东西的前卫艺术观念，突破了单一空间的局限，成功实现中西艺术语言互助、互补的探索，也有其80年代借戏抒情的理念，可谓艺术家承前启后之力作，亦是林风眠对戏曲人物绘画的一大突破。本作来源有序，并曾出版于1979年由林风眠学生席德进为恩师出版的《林风眠画集》中。

关良作为中国近现代画坛上一位不可或缺的大师，最早将西方现代派的绘画理念引入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之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戏剧人物画，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关良打破了油画中固有的西方文化本位观念，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出发点进行创作。他将传统戏剧对“意”的审美理念融入到油画中，使作品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他认为对于外来艺术应当吸收、融化后为我所用，这种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坚持在其油画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不仅是艺术创作手法的创新，更是对艺术创作回归本民族语境的积极探索。

《花前端坐的女子》创作于1960年代，关良将曾经的侍女画加以改造，将主角换为更有时代气息的少数民族女子，人物线条朴拙，用色强烈，将油画、国画在方法论上融为一体，十分耐看。

朱沅芷被誉为“华人现代主义先驱”，是最早探索于欧美现代艺术的华人艺术家。他生于中华、长于美国，而两度闯荡欧洲，既具备东方的生命与文化渊源，又适时投身两次大战之间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现代艺术运动；更为特殊的，是他大半生以前卫先锋的身份，见证、参与以至推动着美国现代艺术发展，这在当时不利于华侨的美国社会环境，蔚为罕见。

在朱沅芷毕生创作中，以纽约风貌为题材之作可谓最为经典，当中不乏展现中央公园、百老汇大道、城市景观的系列之作。1939年因欧战爆发，朱沅芷被迫由巴黎返回纽约，他曾在1939年2月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把艺术上困难的问题，如光线、角度、色彩等一一解决，以形成我个人的绘画风格”，可见此时正值艺术创作的高峰期。裸女亦是贯穿了朱沅芷整个艺术生涯的首要题材，且在不同时期所作均有其独到之处。左前方的三位将象征古典绘画惯见、象征着美丽、优雅与欢愉的希腊神话“美惠三女神”纳入其中，不同的是，他在这里加入了或缠在身上或踩在脚下的玲珑丝缎，无疑更接近中国神话典故或戏曲人物的仙女造型，为全作增添了几分轻盈；右边稍微靠后的另一组四位裸女则比例夸张拉长的身躯以及互相交 缠成类似无限符号“∞”的曲折手臂，以优雅的姿态吸引观者的视线不停在画面中循环流动……画面背景一如中国传统文人画之美学追求，重点并不在于以写实的方式去再现眼前所见之自然物象，而是透过山水造境来突显个人的性情、精神、理想。

同样创作于 1939年的《我的画室》展现了两幅画中画。其中一幅是《庭院七美图》，以西方裸女与中式裸女相互呼应，展现了艺术家对于这个题材的多元思考。值得一提的是，斜放在长梯中心的那把带着剑鞘的中国长剑，恰好成为从裸女到两件画中画之间的视线引导，使三者形成极为特别的互文关系，更蕴含了强烈的怀乡情感。

乔治·卢奥（Georges Rouault）是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画家之一，被视为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奥的整个艺术生涯都在创作宗教题材的作品，也是第一位真正将宗教题材和宗教精神运用到现代艺术中的画家。他将艺术视为上帝赋予画家的手段，并由此对艺术有着无比的虔诚，而其绘画也因宗教性的内涵而愈发隐忍，颇具深意。

1930年开始，在著名画商沃拉尔（Ambroise Vollard）和皮埃尔·马蒂斯（Pierre Matisse）的帮助下，卢奥陆续于慕尼黑、伦敦、芝加哥、纽约等多地举办展览，这也帮助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此时卢奥已年逾60，在生活变得安定后，他的绘画开始变得安静，色调也更加绚丽，表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和谐与优雅。创作于1937年的《基督与穷人》正是卢奥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也是他在1929年至1939年间完成的一系列圣经风景画之一。艺术家用单点透视描绘了一座宁静的小城，视点尽头的圆顶高塔带着强烈的升腾感，白衣耶稣面前的男子衣衫褴褛，耶稣紧握住他的手，带来希望和救赎。强悍肆意的笔触，粗涩斑驳的肌理，浓烈醒目的色彩，塑造出悲怆、沧桑之美。作品老辣、古拙的气质，透露出深沉、幽微的宗教情怀。对他来说，艺术是一种通过画笔、色彩和质地进行交流的方式，也是一种 “激情的忏悔”。

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饱受战火摧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贝尔纳·布菲（Bernard Buffet）不但亲身经历了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占领巴黎的阶段，再加上母亲于终战不久后因病离世的悲痛经验，都促使布菲往后一生的创作主题始终围绕在生死之间的思考上，透过绘画与世人共同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及价值。布菲的艺术思想接近于萨特（Jean Paul Sartre）、加缪（Albert Camus），奉行“存在就是选择，选择成为自己的可能性”的存在主义哲学，而在西班牙悠久文化占有一席之地的斗牛士，就成为其笔下贯彻自由意志的重要象征人物。

本次呈现之《斗牛士》即完成于1961年，画中描绘了一名斗牛士的半身肖像，他头戴黑色贵族角帽面容坚毅，粗黑爽利的黑色线条不但加深了斗牛士健壮有力的肢体轮廓，也是布菲用以对抗内心不安的武器；望向左方的双眼专注凝神，彷彿外界的一切都无能形成干扰，突显出斗牛士已做好慷慨奔赴斗牛场上，与可预见之悲剧结局华丽对峙的心理准备。艺术家在此作中刻意将观看的视角从远方突然拉近，以上的胸像特写着重于人物内在精神状态的渲染力量。可以说，此作纵使静默无语，却激昂恢弘地传达了人类存在的高贵价值，堪称布菲平生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绘画。

马库斯·吕佩尔茨（Markus Lüpertz）被誉为德国国宝级艺术家，曾任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院长长达二十余年，与基弗、伊门多夫、巴塞利兹共同作为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而闻名于全球画坛。1941年生于波西米亚，其最早的童年记忆只留下了两个印象：从天而降的炸弹以及随之而来的飞机轰炸。60年代开始的“酒神系列”中，他的创作就呈现出对希腊古典精神的缅怀，也沉浸于哲学的思辨中。这种创作特点贯穿了吕佩尔茨的一生，及至2010年代的“阿卡迪亚”系列，他仍充溢着对人类过往历史和遥远未来的想象。

《收藏家》正是吕佩尔茨该系列的佳作，“阿卡迪亚”是神话中森林之神的故乡，在西方语境中多指未经现代文明濡染的诗意田园生活。该作在构图和理念上或借鉴了乔凡尼·弗朗切斯柯·巴尔别里（Giovanni Francesco Barbieri，即圭尔奇诺Guercino）的《阿卡迪亚的牧人》，并进行艺术家自我独特的转译和改写。被吕佩尔茨描绘为成排的树木，遮挡住了观者看向更远处的目光。艺术家在此以成排的树比喻社会，强硬的黑色枝干，也与前景裸露的身体之间形成了一种抽象的对应关系。壮硕的人物原型应该是来自著名的罗马大理石雕像《法尔内赛赫拉克勒斯》，他的一只手臂残缺，另一只手举着一把利刃，似乎要砍向他面前的三个物体，而这正是吕佩尔茨绘画中经典的三大视觉要素（这在他很多作品中几乎以相同的形态反复出现）——黄色的头骨象征死亡，军绿色的钢盔代表战争，而暗红色的颜料板象征艺术。吕佩尔兹所选择的是一条社会学角度的前卫之路，以此去抵抗时代的遗忘、异化和死亡。《收藏家》一方面清晰而完整地体现出吕佩尔茨对于西方艺术史传统的承续，又在同时展现了其对当代文明的深刻反思。

作为中国第三代画家的重要代表，靳尚谊在不断塑造艺术形象的同时，为作品注入新的时代特征，以现代人的艺术视角和含蓄静穆的审美情趣发展了徐悲鸿、吴作人等第一、二代油画前辈的写实主义传统，以自成一体的画风、厚重的文化积累和精神风度开中国“新古典主义”绘画之先河，开启了中国油画历史一个新的维度。

《塔吉克新娘》是靳尚谊在1982年美国之行归国后，深研西方古典造型和追求理想美后融会贯通的倾心力作，兼容了古典风格、理想主义精神、民族文化气质，被奉为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开山坐标，也是靳尚谊油画艺术的巅峰之一。靳尚谊把对体积的领悟总结为西方“大明暗体系”，《塔吉克新娘》设计构图时采取侧光的方式，形成强烈的明暗关系，人物形象轮廓明确，强烈的明暗反差一方面加强了人物体积的充盈之感，是靳尚谊运用古典形式深入解决体积问题的一次目标明确的尝试，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跨越而直接向欧洲古典溯源的理想和愿望。犹如一场技术革命，这幅力作的问世在中国油画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靳先生自言：“我只希望能在自己的作品里体现一种理想美，表现一些宁静、和谐、崇高、纯洁的情感，冲淡或解脱一下自己心里的苦闷。而在《塔吉克新娘》中，在艺术的追求上我对西方明暗体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在心态上则深深地融入了我对理想美追求的情感，两者有机地结合，完成了这幅肖像画的创作。”

2000年之后，刘野开始以各种他喜爱的人物为描绘对象进行创作，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随着女孩形象的出场，女教师也开始出现在刘野的画中，刘野创作的“老师”系列持续时间六年（2000-2006），但产量极少。作于2006年的《我的老师的记忆》带着温暖与梦幻的美感，这也是刘野作品的魅力所在。本作中的老师形象是其笔下标志性圆脸女性，留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短发，戴着厚镜片黑框眼镜，可以说是对一代人心中老师形象的经典诠释。深蓝色的背景中，女教师的形象变得更加突出，镜片上的反光遮挡住了双眸，使得观者更无从揣测人物的心理状态，人物面容粉嫩的色调与粉色的衣领相应，带着对过往记忆和逝去青春的淡淡缅怀。刘野深谙东西方绘画美学的精髓，并专注于自身独特的美学范式，擅长以孩童般的面容表现出成人世界的多面与复杂，其作品往往能够打破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艺术的隔阂，将观众引入浮想联翩的画面和想象中。

毛焰一直以观念性肖像绘画受到世人瞩目。他的作品并非简单地追求人物的形似，而是深入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内在气质，笔下的人物常常呈现出一种孤独、迷茫、内敛的状态。毛焰对画面的把控能力极强，笔触细腻如神经末梢，能够精准地捕捉到人物的形态、神情和细微的表情变化，达到了形神相融的境界，这是肖像艺术中趋于完美的体现。

1995至1996年是毛焰创作的转型期，作为毛焰“朋友肖像”阶段的大尺幅精品之作，《X的肖像》见于多处重要权威出版和展览中。该系列作品奠定了艺术家对肖像精神空间深层探求的创作基础，一经问世便成为其最为经典的代表创作。此作之中，人的外形在他那里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精神的质地成为他的主旨。画中X 的眼睛圆睁，借助较小的瞳孔和眼中流转的高光，毛焰表达了一种不信任和冷漠，这是90年代弥漫于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症候。画中人物的眼神，呼应于画作左下方同样冷漠神情的小像，以其特有的神经质特性有力冲破着这一切的稳定和永恒。作品营造出一种神秘、朦胧的氛围，使画面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毛焰的绘画在写实主义的框架下，探讨深幽微妙的人类精神世界。既有着对传统绘画技法的传承，又融入了自己对当代社会和人类精神状态的思考，他的创作不追求宏大的叙事和主题，而是注重对个体精神的表达，具有很强的当代性。

1997年汪建伟以首位中国内地艺术家的身份获邀参加了“第十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并先后参加了“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布鲁塞尔艺术节”等全球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先锋性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从上世界80年代初写实主义的油画、到90年代对控制论和社会空间的研究，汪建伟持续探索知识综合与跨学科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尝试使用不同学科的方法论去创造新的艺术语言，从知识层面发展和建立一种新的主体的可能性，以哲学式的质询，实践一种交叉学科的观看世界方式，并赋予这些实践以形式。“做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并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我相信我可能是其它的什么人或什么事。在这些影像里，我的身份为一个观察者，以一种社会学的方式，就像我在剧场中所使用的一样。我对自己的工作是否能称的上是艺术家并不感兴趣，但我总把它以一种实验的形式呈现出来。”

白衣女子的背影，在刘晓辉的作品序列中占据极为特殊的位置—她铺陈出了刘晓辉作品中罕有的、细腻的情感空间，相较于其他系列的作品，此类创作更为感性，创作于2013-2014年的《无题——故乡的海》即是这一类型的代表。画中女子背向画面，身着白衣、白裙以及白色高跟鞋，欲行又止，沉默地面朝大海，几乎是“没有动作”的动作，趋于静态。这个形象源自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秋刀鱼之味》中的一个镜头，艺术家起初觉得“她”神秘、令人迷恋，但反复描绘后，这一女性背影也被抽离出原本语境，成为了刘晓辉构建绘画的一把钥匙。海平线作为一道分界隔开了画面具象和抽象意图，画面的上半部是抽象而诗意的，女人的黑发停留于核心位置，走到离观众最近的地方。周围的空白停顿在从具象向抽象的转化瞬间，放大了海天相交的虚无感，也给情感的汹涌留足了空间。

创作于2021年的《有富士山的房间》描绘了一位斜靠在躺椅上的女性，她笔挺的肢体经由变形，曲臂为枕的姿态汲取了乔尔乔内《沉睡的维纳斯》的经典样式，玩味而慵懒的眼神中，充满了悸动的欲望，也有一种自洽的安闲。技法上，季鑫保留了清晰和完整的边缘线，与之相应的，是室内布景的极尽简化，地板、躺椅、墙壁和门均被简化得近乎抽象。墙上辽阔、美丽的富士山，象征着身体渴望突破斗室，心中所想的远方；而门上挂着的女子肖像，画家则意在完整地展示女人的多变，一张画面表现出人物的两种性情，多个层次，平面立体相结合，细腻、微妙的感官描述，和唯美、颓废的心理体验，将阅读者引向别处，在这个过程中，季鑫那极其个人化的，愈发清晰的世界正在我们面前铺陈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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