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毛主席逝世追悼会转播，他吃花生，被判了8年
财富
2025-01-05 09:59
河北
这些新来的犯人都是在毛主席逝世之后速判的，连我们这些外行人看都是瑕疵累累。有个案子刚刚判了十八年，关了不到俩月就被叫走、放了，这真是视法律如儿戏的时期。这是个老工人，到了三中队后总是心神不宁的，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筒道里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因为是电工，到了一监的清河塑料厂，干的也还是电工那一套活，颇顺手，但其神态与行为明显地让人感到他心魂不定。“我是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也吓得直哆嗦，手抖得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当时县领导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十八年有期徒刑。”“我都五十多岁了，共产党没来的时候，我也得干活吃饭啊。”听这话可以想见，他解放前的事由可能有点问题。我对他说：“尽管这件事与你无关，但谁让你赶上了，而且历史上又有点瑕疵呢？”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顺理成章的，谁也不能反对，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被抓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了十八年，这样长的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想写个详细的辩护词，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花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写申诉往高层递送。“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他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儿，有希望”。上面找了几次后，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其他人就不一定有他这样的幸运，用相面的“套话”说，就是“有贵人相帮”。那时愿意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热心人还是不多见的。另外，有两个被判八年的老人也是因主席逝世而犯事儿的。两人都是农民，一个是近郊的，一个是远郊的。近郊那位是因为在主席逝世时，人人都要戴黑箍，他没钱买，生产队并没有责备他。然而他的养女把他告了。养女对党支书说：“我向我爸爸要钱买黑箍。我爸特别凶地说：‘花那冤钱干什么？我没钱，不买。’”在农村，戴不戴黑箍不像城里要求那样高，不戴也没人管。但这类事是属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只要老百姓有告的，则一定要“究”的。因为这涉及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你要是不究，这种罪行自然会摊到这个当官的身上。那时经历了“文革”，只要事关毛主席则是无人不怕的。于是村干部把他送到了县公安局，这个老人又当过国民党兵，当然会“对新社会充满仇恨”，于是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判了八年。在9月18日那天，大队组织社员参加追悼会。1976年中日已经建交，因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赠送了一些黑白电视机，北京郊区的农村，每个大队部都有一台。这天大队总支组织社员参加追悼会，社员们正在看电视转播，这个老人觉得没意思就在自己口袋里乱摸。本来参加追悼会是很安静的，社员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十分紧张，屋子里除了电视的声音外，连喘气的声儿都听不见。当电视上宣布默哀时，室内没有任何声音，静静的一片死寂。这时就突显了老头翻兜儿的声音，总支书记盯着他，他还浑然不觉。突然从兜里翻出一个生花生来（当时已经是收获花生的季节），便惬意地放在嘴里吃了。此时总支书记大吼一声：某某某，你在破坏追悼会。说着便把他的嘴巴掐住，使其张开，向大家展示老头儿口中的食物。并怒斥：革命群众悲痛万分，你还高兴地吃东西！大队把他押送到公安局，按照“阶级敌人仇视毛主席”对待，也判八年。这两个老头只在三中队待了三五天，很快也走了。不过因为他们是轻刑犯（十年以下），被送到农场去劳改，他们到一监只是个过渡。我想他们在1978年末开始的平反浪潮中一定会得到平反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