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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叶圣陶同志诞辰130周年。日前,光明日报刊发江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韩松刚纪念文章——
叶圣陶(1894—1988年)
130年前的1894年,叶绍钧出生在江苏苏州一个平民家庭。他入小学读书前,取号“秉臣”,升入中学后,改号为“圣陶”,出典于“圣人陶钧万物”。这个称号渐渐为人所熟悉,而叶圣陶也成为对中国教育和文学发展具有卓越贡献的重要人物。
作为文学家的叶圣陶,创作了短篇小说《隔膜》《潘先生在难中》《多收了三五斗》、长篇小说“扛顶”之作《倪焕之》、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理论著述《文艺谈》等,实为中国新文学曲折发展进程中的参与者和探索者。
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编撰《开明国语读本》《开明国文讲义》《国文八百课》,开创中小学教科书新例;编写《文心》《文章例话》,成为青年阅读和写作的引路人;撰写了十多本语文教育方面的论著,为中国语文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编辑出版家的叶圣陶,从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开始,当编辑的时间超过一个甲子。他编辑过中国第一种新诗刊物《诗》,编过一年半的《小说月报》,主编《中学生》,创办《公理日报》和《新少年》半月刊,担任中国文艺界抗战后援会成都分会的机关刊物《笔阵》主编。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的所有职务几乎都和编辑工作相关,毫不夸张地说,编辑是叶圣陶的第一职业。
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叶圣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与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高举“为人生”的写作主张。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左联”保持密切交往,竭诚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参加全国“文协”和“文协”成都分会活动,努力进行抗日爱国宣传。
可以说,在叶圣陶这长长的一生中,作为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他,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根本责任。为了这种责任,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甘为他人作嫁衣。更多的时候,他将个人的创作放在一旁,更着迷于如何提升青少年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着迷于如何编辑出版适合中小学教育的优秀教材,尤其是着迷于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叶圣陶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便是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在很多方面,我们依然在实践着以他为代表的前辈们所开创的文学、编辑、教育理念。
叶圣陶与朱自清唱和诗手迹
叶圣陶在文学、教育等领域有丰富的著述,图为长篇小说《倪焕之》。
1942年,在《略谈学习国文》中,叶圣陶写道:“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不具备这种能力,那就是生活上的缺陷,吃亏的不仅是个人,对社会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在今天,我们依然期待全社会提高正确、有效使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叶圣陶还指出:“正确地使用语言原是大家的事,不仅是文学作家的事。谁能够正确地使用谁就有好处,而且好处不仅在自己。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以为文学作家应该起带头作用。”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文章”教学,叶圣陶所提倡的也基本上是这一理念的延续。他特别重视和强调文学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文学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特别强调文学作家应该在正确使用语言方面起带头作用。
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语言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叶圣陶在《文艺作品的鉴赏》中说:“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灵敏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叫做‘语感’。”学生,不管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要注重感受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敏锐的“语感”。只有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自主而自信地理解、体验和揣摩,才能真正地找回思考的乐趣和生活的趣味。
写作是比阅读更需要下大力气的事情。要提高写作能力,一个关键环节是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叶圣陶说:“写作能力跟阅读能力有关联,阅读得其道,无论在思想吸收方面或技术训练方面,都是写作上的极大帮助。现在说写作能力差,大概阅读能力也不见得没有问题吧。”在叶圣陶的一生中,不管是身为教师,还是作为作家和编辑,他几乎就是把语言能力、阅读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视为自己的专门责任。他说:“阅读跟写作不会比走路跟说话容易,一要得其道,二要经常的历练,历练到成了习惯,才算有了这种能力。”如何历练呢?他也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南。他带领读者仔细品味精挑细选的文学文本,认真分析段落佳句的精彩之处,精心推敲作家遣词造句的匠心,让读者逐渐领悟阅读和写作的不二法门,从而较为自然地习得语言文字和阅读写作的本质。他尤其强调,作文要和生活紧密切合,“作文不该看作一件特殊的事情,犹如说话,本来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作文又不该看作一件呆板的事情,犹如泉流,或长或短,或曲或直,自然各异其致。我们要把生活与作文结合起来,多多练习,作自己要作的题目”。而作自己要作的题目,最重要的是“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说真话,说诚实的话,说自己的话,是一个人基本的语言能力和人格特质。
叶圣陶在文学、教育等领域有丰富的著述,图为《文章例话》。
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叶圣陶,对于文艺创作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在他看来,文艺的本质是思想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创作我们所希望的真文艺品,没有范本可临,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方法乃在自己修养,磨炼到一个‘诚’字。我们应以全生命浸渍在文艺里,我们应以浓厚的感情倾注于文艺所欲表现的人生”。他还明确指出,真的文艺作品有一种特质,就是“浓厚的感情”。叶圣陶特别强调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并且以自身的创作实践着自己的文学观。顾颉刚在为他的短篇小说集《隔膜》撰写的序言中评价道:“圣陶做的小说,决不是敷衍文字,必定自己有了事实的感情,著作的兴味,方始动笔;既动笔则便直写,也不甚改窜。换句话说,他的小说完全出于情之所不容已,丝毫假借不得的。”
随着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的普及,于作家来说,文学创作手法越发熟练、文学表现手段越发多元,但依然要注重内在真挚情感的抒发,谨防无力的苍白感和复制般的浅表化取代文学情感本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拥有真实的感受和深入的了解。叶圣陶在答复朋友们说:“一个人本当深入生活的底里,懂得好恶,辨得是非,坚持着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践着如何尽职如何尽伦,不然就是白活一场;对于这一层,我现在似乎认得更明白,愿意在往后的小半截路上,加紧补习。”这与如今提倡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一脉相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但需要经常保持敏锐的感知,拥有深刻的判断,而不是无端地被生活裹挟着。
在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的当下,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学来展现这个时代,来寻找美丽心灵?阅读叶圣陶,依然可以从他的文学理念中得到某种激励,从而激发出一种对生活和文学的信心与希望。他说:“反映现实,喊出人民大众的要求,是文学的时代的使命,这个纲领我极端相信。”文学就是要坚持与现实生活同频共振,深切反映人民的心声,为时代提供真实的“证词”。
“作品即人品”,这话于叶圣陶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正如茅盾所言:“作品乃人格之表现:这句话于圣陶而益信。凡是认识他的朋友们都不能不感到,和圣陶相对,虽然他无一语,可是令人消释鄙俗之心,读他的作品亦然。你要从他作品中找寻惊人事,那不一定有;然而即在初无惊人处有他那种净化升华人的品性的力量。才笔焕发,规模阔大,有胜于圣陶的,但圣陶的朴素严谨的作风,及其敦厚诚挚的情感,自有不可及处。我们所以由衷的爱慕圣陶,而圣陶的作品对于青年的教育意义之重大,唯有从这一点才得到了最真切的说明。”
叶圣陶对生活着的一切充满了感情,对自己所从事的一切工作保持着一丝不苟的态度。他说过:“编书和写家信不同,写家信有差错,受害人少。编书、写文章有差错,使读者受害,即使是小错,也成了大事。”终其一生,他凡事事必躬亲,对于朋友们托请的看著写稿任务,也是从不拒绝,即便是在90岁高龄,还在审读一部书稿的注释。他既对自己负责,也对作者负责,更对读者负责,加起来就是对社会负责,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根本职责。于他而言,教书育人是生活,编辑出版是生活,写作著述也是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写文章不是生活上的一种点缀,一种装饰,而就是生活的本身。一般人都要认识文字,练习写作,并不是为着给自己捐上一个‘读书人’或者‘文学家’的头衔,而是使自己的生活更见丰富,更见充实。”叶圣陶把自己长长的一生过成了生活本身,简单、悠长而耐人寻味。
语言和文学的本质,应该是本真的、诚实的、纯粹的。叶圣陶说:“星在向我眨眼了。”那透明灵魂中的灿烂星空美好而动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纯真和丰盈。
《光明日报》( 2024年10月30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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