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国际关系。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从国际层面来看也是如此，每一个历史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国际秩序形态。
农业社会在国际层面出现的是帝国，土地和人口是帝国生存的要素，所以帝国形成了以陆地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秩序。进入商业时代，贸易尤其是通过海洋进行的远程贸易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交通要道便构成了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在工业化时代，海洋贸易、工业制造品和能源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信息成为国际秩序的要素，人类开始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尽管其内涵和外延被不断定义，但我觉得人工智能注定要成为这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毫无疑问，基于人工智能之上的经济基础正在重塑国际秩序。不难理解，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核心就是人工智能，主要是中美两国的竞争。可以肯定，这一竞争关乎世界的未来。
（一）
可以想象，如果是冲突，未来的世界秩序有可能会向美苏冷战式的核武器之下的威胁演进，中美两国用各自的人工智能能力，对对方构成毁灭性威慑。如果是合作，则可以利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同时中美两国可以合作管控风险，这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安全的国际秩序。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今天和未来，中美之间围绕着人工智能的谈判就像冷战期间美苏围绕着核武器的谈判那样重要。基辛格看到了人工智能对国家间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人工智能强国，如果不合作，那么对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可能是毁灭性的。
比较而言，人工智能远较核武器复杂，核武器就是一个武器，放在那儿用来威慑其他国家而已。大国之间一直在讨论核武器数量问题，即使各个国家对此保密，很难完全透明，但基本情况是知道的，并且不少拥核国家已经表明使用核武器的态度，中国就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国际社会也已经设立了一套监管机制。
但是，人工智能的情况完全不同。一是与放在仓库里的核武器不同，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人类生活，人们日常所见、所听、所感、所知、所行、所食，几乎没有不受人工智能影响的。人工智能已成为我们的生存环境，不过应当强调的是，人工智能不是人类命令的被动生存环境，而是主动塑造人类的生存环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把人工智能比喻为“人造上帝”。
现在确切地知道，人工智能正在拥有对人类越来越巨大的塑造能力。尽管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先人工后智能，但有充分理由相信，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终究会超越人类的智慧，或者说至少是超越大多数人的智慧。
如果以“牧羊社会”（由牧羊人、牧羊犬、羊群构成）为喻，今天，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已经有能力扮演或者已经在扮演着牧羊犬的角色。
美国技术大亨马斯克在推文上说，“星链”计划现在构成所有地球轨道卫星的约2/3。作为一家私人公司，“星链”不具有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马斯克对他所掌控的星链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样拥有绝对权力的个人，如果是好人没有问题，反之会发生什么？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纽约时报》近期发表的一篇题为“对人工智能的痴迷可能导致民主的终结”的文章认为，随着技术发展，信息传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随之而来的注意力争夺战导致有害信息泛滥，但战线正在从“注意力”转向“亲密度”。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生成文本、图像和视频，还能与我们直接交谈，假装是人类。
我认为，人工智能赋能的社交媒体早已导致美国传统形式的民主的死亡，不仅仅是学习制度，所有其他制度都在经受着考验。没有这些传统制度的保护，人类无异处于极度个体化的原子常态，我们表面上好像互联互通了，但实际上却越来越原子化。
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是否会最终超越牧羊犬的角色，而成为牧羊人？或者说牧羊人最终反而被牧羊犬所主宰？
尽管人工智能已经显现出巨大的影响力，但人类对人工智能领域有太多的“不知道”，也许永远没有办法知道那些“不知道”。或许哪一天，人工智能已然成为“人造上帝”，但人类却浑然不知。尽管学术界、政策界、研究界甚至企业界都在呼吁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但这种呼吁并没有表现在行动上，我们对人工智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
（二）
一是不监管，即有意识的不监管，或者不知道如何监管。二是不发展，出于恐惧而不发展，不过不发展并不是不监管。一国之内的监管问题都没有解决，更不用说国际层面的监管机制了。各国都在努力发展人工智能，主要国家都想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优势，表现在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情况是，几乎只有竞争没有合作。
尽管中美两国就人工智能监管达成了一些共识，但迄今还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双方之间的对策还都是防御性的。作为资深外交家，基辛格敏感地感觉到中美人工智能谈判对构成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性。
中美之间的确有很多事情可以谈。今日世界，如果中美不合作，许多事情都做不成。但问题出在哪里？在地缘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中美两国很难就这些问题真正坐下来谈，即使可以谈，也导向不了新世界秩序的出现。真正能够促成两国谈判的，现在或许就是人工智能。
这就对中美两国又提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人工智能+核武器”威慑下的“冷和平”秩序是不是中美两国想要的？
XQ-58A无人机与美国F-22、F-35战斗机进行编队测试的资料画面
因此不难发现，美苏谈判的主题从一开始就是核武器互相对峙，而中美人工智能谈判在最低限度就是为了避免产生这种局面，在更高层次上是追求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
（三）
中国如何能够与美国在避免冲突的同时实现合作？简单地说，是否避免冲突或者是否合作不仅取决于主观意志，更取决于实际能力。
人工智能尽管较核武器复杂，但道理是一样的。中美认真谈判的前提就是双方拥有旗鼓相当的能力，没有能力不会有人和你谈。一方过强，另一方过弱的情况下，双方很难认真谈判，更不会促成合作。
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所关切的。在世界范围内，尽管欧洲和其他国家也在人工智能的部分领域具备一定技术和产能，但一般认为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跑水平。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中美人工智能的竞争和合作，至少涉及两国在人工智能的差异和差距两个问题上。竞争指的是两个国家在同一个赛道上的竞争，如果两个国家不在同一赛道上，就很难说是竞争。
同时，差异导向合作，合作就像经济领域的交易，要通过合作双方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都能有所得。如果没有差异性，大家都生产同样的东西，那么就很难有合作的动机。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既有差距也有差异，这使得两国既竞争也有合作空间。
美国人工智能发展技术，包括芯片、算力、算法等都领先世界，促使美国侧重民生专业用途的人工智能发展，主要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基础模型，其目标是商用。不过，美国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存在很大的问题。基于人工智能之上的社交媒体使得美国民粹主义泛滥，冲击着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所有现成制度体系。
中国在人脸识别、可视化监控、无人港口、个人信息系统等领域的人工智能走在世界前列。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是非常互补的，中国需要学习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发展，而美国则可以借鉴中国的监管技术和模式。
尽管美国从意识形态出发，把中国的人工智能描述为“监管权威主义”，但总有一天，美国需要补上监管的短板，因为人工智能已经冲击到美国现有制度体系的方方面面。现在，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过度而缺少合作，特别是缺少实质性合作，这不是因为缺乏技术或经济基础，而主要是因为双方缺失战略信任。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竞争日益白热化，现实地说这一趋势不可避免。对中国来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尽管任务艰巨，但只要努力，就有可能实现赶超的目标。
文/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来源 / 破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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