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徐世勣，距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
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的新领袖魏公李密，为瓦岗军前任首领翟让准备了一场致命的宴席，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等瓦岗军元老也在受邀之列。
翟让真不愧于一个“让”字，自从他让位于李密后，瓦岗军蒸蒸日上，却埋下了内讧的隐患。
李密决定用计除掉翟让，他在宴会上屏退翟让的随从，随后拿出一把良弓给翟让观赏。翟让接过弓，刚把弓拉满，李密事先安排的刺客立马从身后拔刀，砍死了翟让。
眼见翟让倒在血泊之中，徐世勣等人不知自己是否也在李密的暗杀名单上，顿时乱作一团。徐世勣跑得最快，可他刚逃到门口，就被李密的部下一刀砍中脖子，差点儿没命。
李密本来只打算杀死翟让及其亲信，对徐世勣等元老则进行安抚，看到乱兵杀红了眼，他当即大声喝止，随后命人把重伤的徐世勣扶到自己营帐中，亲自为其包扎伤口。
一场突如其来的动乱，迅速恢复平静。
从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后，徐世勣从急性子变得无比惜命，即便日后成为帝国的顶级名将，他仍奉行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治哲学，如不倒翁般，行走于大唐初年的政坛。
▲李勣画像。图源：网络
徐世勣在历史上更为人熟知的是他后来用的姓名——李勣。
这是因为，唐初，徐世勣从瓦岗军归降唐朝后，被唐高祖赏识，赐姓李。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李世勣因名字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便改名为李勣，其家族后来几经荣辱，但后世史书多沿用此名（下文统称为李勣）。
李勣年轻时以勇猛著称，他回忆起那段岁月，曾自豪地说：“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早年的李勣脾气暴躁，这段牛气满满的自述，大致上概括了他从少年古惑仔到隋朝末年参加瓦岗军的经历。
正是在这一时期，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李密袭杀翟让后，瓦岗军表面上强盛一时，暗地里已经出现难以磨灭的裂痕。
当时，李密率领的瓦岗军主力与占据洛阳的王世充相持。瓦岗军的三员元老大将中，王伯当是李密的小粉丝，只想死心塌地跟着他；单雄信在李密设下的“鸿门宴”中一度叩头求饶，实际上不服李密；李勣伤情好转后，率军镇守黎阳（今河南浚县），这里是重要的粮仓，为各方诸侯必争之地。
李密当年运筹帷幄，将瓦岗军推向了顶峰，使其成为山东最强的一支起义军。到后来，李密却频频失策，先后与宇文化及、王世充两股势力交锋，最终元气大伤，盛极而衰。
随着瓦岗军分崩离析，单雄信带着自己的军队投降了王世充，李密和王伯当则逃往关中，投入新兴的李唐政权。
驻守黎阳的李勣只有二十多岁，却已经是一个参加起义多年的“老革命”了。此刻，李勣面临着命运的抉择，他可以继续率领瓦岗军的残部，占据黎阳以东的广袤地盘，也可以像好兄弟单雄信或老领导李密一样，转投其他势力。
原为瓦岗军一员的魏徵身在唐营，他写了封信给李勣，劝降道：
始魏公（李密）起叛徒。振臂大呼，众数十万，咸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败不振，卒归唐者，固知天命，有所归也。今君处必争之地，不早自图，则大事去矣！
魏徵这是告诉李勣，好兄弟啊，当年咱们大哥李密那么能打，现在也投靠天命所归的大唐，你把守的黎阳就是个烫手山芋，希望你趁早跟我们一起投降唐朝。
李勣权衡利弊，决定投降唐朝，但不是以自己的名义。他对副将郭孝恪说：“这里的民众、土地，皆是魏公所有。我若上表献地，是利用主公的失败，来邀功求取富贵，这样我会感到羞耻，不如将我们所辖郡县的土地、户口、兵马等送交魏公，请他献给大唐。”
武德元年（618年），李勣命郭孝恪奉表入朝，将黎阳等地的户口造册送交李密，再通过李密献给唐高祖李渊。
唐高祖听说李勣遣使入关中，大喜过望，但听说郭孝恪先去见李密，有些不解，直到得知事情原委后，才称赞道：“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是一个纯臣啊！”于是，赐其国姓李氏，命他经略虎牢关以东的地区。
自从李密杀翟让后，瓦岗军诸将朝不虑夕，李勣差点儿送命，自然对李密的做法耿耿于怀，而李密将李勣派去黎阳，也有疏远他的意思（“虽为委任，实亦疏之”）。
但经历过生死劫的李勣知道，乱世之中，老板最看重的就是忠诚。
李勣再怎么对李密不爽，也是瓦岗军的将领，现在前老板带着自己的小团队转投新公司，他也要以前公司员工的身份加盟，才能表示自己始终忠于李密，甚至掩盖了他与李密之前的矛盾。
唐高祖对李勣的做法十分满意，认为这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才。
相比之下，李密背信弃义，从翟让手中得到权力后，用计杀害了后者，而今投降唐朝，尽管与李渊同为关陇贵族，也难免遭受猜疑。
没过多久，李密就因不满降唐后遭受的冷遇，图谋叛唐，与王伯当一同被处死。
唐高祖也是个心机boy，他命人带着李密的首级去召李勣入朝，实际上是再度考验李勣的人品。
李勣看到李密的首级后大哭，上表恳请李渊让其收葬李密的尸身。唐高祖见李勣表现得如此伤悲，以为他念及故主之情，便满足李勣的愿望，让他以君臣之礼厚葬李密。
李密送葬那天，李勣与归降唐朝的瓦岗军旧将身着丧服，前去相送，从此，世人皆知李勣为人忠贞。
李勣通过一系列操作获得唐高祖李渊的信任，而在李渊得力的次子秦王李世民面前，李勣也有展现道德的高光时刻。
瓦岗军的另一名大将单雄信，投降了洛阳的王世充，后来王世充兵败，单雄信被李世民所擒。
单雄信号称“飞将”，也是个战斗力爆表的人物，他为王世充效命时曾与李世民在阵前相遇，险些纵马持枪直取李世民。
单雄信沦为战俘后，被判了死罪。李勣和单雄信是曹州（今山东菏泽）老乡，感情深厚，于是找到李世民，自称愿以自己的官爵为代价，为单雄信求情，但李世民没有同意（《旧唐书》称李渊下旨处死单雄信）。
单雄信临刑前，李勣到狱中与他诀别，泣涕而言：“我不惜余生，想要与兄同死，但我已经以身许国，忠义难两全，况且我死了，还有谁能照顾你的妻儿呢？”
接着，李勣用刀割下自己大腿的一块肉，对单雄信说：“就让此肉随兄入土，也算是我没有辜负当初的誓言。”单雄信听了，吃下李勣的肉，慷慨赴死，之后李勣按照约定，抚养他的儿子。
隋末唐初，群雄割据，城头变幻大王旗，忠诚是这种时局中最稀缺的宝物。
李勣几经辗转，先后在瓦岗军、唐军效命，甚至在归唐后还曾短暂投靠过窦建德。但在对待李密、单雄信之死时，李勣表现出了难得的忠义品质，这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使他在唐朝有了一席之地。
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战胜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劲敌，攻破洛阳。
《旧唐书》记载，唐军凯旋之日，唐高祖在长安论功行赏，以李世民为上将，李勣为下将，二人身着金甲，乘坐兵车，告捷于太庙。
按照唐朝史料的记载，当时排在李勣之前，一起受到封赏还有李世民的弟弟齐王李元吉。
但是，玄武门之变后，李元吉与隐太子李建成一样，大量功绩被抹杀，很多人忘了他曾经参与洛阳之战。不过，就算把李元吉算上，李勣的战功也仅次于秦王、齐王两位皇子，可谓功勋卓著。
在唐初平定四方的战争中，李勣随李世民破王世充、窦建德，随李建成平刘黑闼，与李孝恭灭辅公祏，屡立战功。
到玄武门之变前夕，李勣已经成为唐朝的一方大将。
《旧唐书》记载，“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诚烟阁之最。”
英国公李勣与卫国公李靖并称，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都是唐朝初年数一数二的名将。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前，曾经派人密访李靖和李勣，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
对于二位大将的表态，史书留下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
《旧唐书》说，当时，李世民与李建成的矛盾愈演愈烈，李靖和李勣选择站队秦王这一边，劝李世民先发制人：“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故而李世民即位后，仍对他们委以重任。
《资治通鉴》则采用唐朝的另一种史料，说李世民犹豫未决，派人询问李靖、李勣，二人皆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李世民对此没有恼怒，反而更加看重他们（“由是重二人”）。
这一记载也很合理，当时，李靖和李勣分别在灵州和并州镇守，带兵防备突厥，并没有在长安，无法决定玄武门之变的成败，所以没有贸然站队。
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解释了自己采用第二种史料的原因，是“有益风化”。后者既能维持李靖、李勣的忠臣形象，也体现了唐太宗李世民不计前嫌，宽宏大度。
后一种史料，也符合唐高宗所撰《李勣碑》铭文说的，李勣“慎同温室”的性格。
李勣在世时，他带兵就像其为人一样，有口皆碑。
史载，李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
唐太宗在位时，评价李勣道：“隋炀帝劳役百姓，修筑长城以防备突厥，最终也没带来什么好处，朕命李勣镇守晋阳，边尘不惊，这就是我的长城，岂不壮哉！”
贞观年间，李勣犹如帝国的长城，为平定边疆立下汗马功劳。
贞观四年（630年），李勣被任命为通漠道行军大总管，配合李靖分兵出击，灭东突厥，李勣俘虏五万余口而还，从此，唐朝“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勣任朔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六万，击败薛延陀与其他部族的联军二十万，此战，李勣“命士卒皆下马，执长槊直前冲之”，一如年少时那样勇猛。
此外，李勣是高句丽的终结者，他三次参加东征，终于实现了隋唐两代王朝的夙愿。
自隋朝以来，位于东北的高句丽便是中原王朝的眼中钉。不可一世的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把整个王朝的气运搭进去，多少名臣大将随大军东征，却都折戟辽东。
唐太宗出兵高句丽前，召集群臣讨论此事。
宰相褚遂良是反战派，担忧唐太宗重蹈隋炀帝的覆辙，于是说：“陛下英明神武，不比前代的皇帝，若是发兵渡辽，指日克捷，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稍有差池，就无法示威远方，若再愤怒用兵，则安危难测。”褚遂良为人谨慎，又敢于犯颜直谏，他的观点得到了朝中反战派大臣的支持。
此时，作为坚定的主战派，时任兵部尚书的李勣力排众议，回应道：“之前薛延陀犯边，陛下本来打算追击，却听信他人之言，失去机会，若按圣策行之，薛延陀必定无一人生还，五十年内不再作乱。”李勣认为，东征高句丽可以消除隐患，高句丽长期割据辽东，兵力比北方的薛延陀更盛，威胁也更大。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听从李勣的建议，任命张亮、李勣率领水、陆十万大军出征高句丽，并于次年亲赴辽东战场。唐太宗为此昭告天下，发出了那段著名的宣称：
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雠，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
此次出征，李勣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来到辽东城下。当时，高句丽已经调集大军四万人前来增援，李勣一边派出唐朝宗室中的名将李道宗，带四千兵力牵制高句丽派来的援军，一边集中兵力攻打辽东城。
面对固若金汤的辽东城，李勣调动抛石车和撞车猛攻城楼，一连十二日昼夜不息，等到唐太宗的精兵前来会合，李勣又借助战场上刮起的南风，放火烧城，终于攻破辽东城，大获全胜。唐军杀敌万余人，俘虏人口四万，获粮食五十万石，唐太宗在此设立辽州。
之后，唐军势如破竹，收降白岩城，进军安市城，高句丽举国震恐，却仍负隅顽抗。恶劣的气候成了高句丽人的帮手，随着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唐军久攻安市城不下，又难以抵抗辽东酷寒，不得不放弃东进，唐太宗下令班师回朝。
然而，唐朝的征伐并未像隋朝一样半途而废。
次年，李勣再度率军渡过辽水，连下数城，焚烧其城后凯旋。贞观年间，唐军将士的奋力苦战，大大削弱了高句丽的有生力量，为后来者铺好通往胜利的道路。
唐高宗在位时，高句丽统治集团出现内讧，唐朝抓住机会，出兵辽东。
年过七旬的李勣再次被任命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唐军东征，当他来到高句丽的西北门户新城时，对部下说：“新城，是高句丽的西边要害，不先攻取它，其他城池也无法轻易攻克。”于是，李勣集中兵力攻打新城，经过长时间的围城战，迫使新城开门请降。
此城陷落后，高句丽的防线果然迅速崩溃，唐军一鼓作气，连克高句丽十六座城池。
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扫平了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城池，终于攻陷平壤，俘虏末代高句丽王宝藏王（一名高藏）与权臣泉氏一族。这一年，李勣75岁。
至此，高句丽政权灭亡，唐朝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
年老的李勣挂帅出征时，唐高宗与大臣贾言忠有过一段对话。
唐高宗问道：“辽东诸将孰贤？”
贾言忠列举了战功赫赫的老将李勣、濮国公之子庞同善、铁勒族名将契苾何力、曾经生擒突厥车鼻可汗的高侃，以及大器晚成的薛仁贵，回答道：“李勣是先朝旧臣，陛下再熟悉不过了。此外，庞同善虽非斗将，却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名声可震慑敌人；高侃俭素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虽有忌前之癖，但沉毅持重，有统御之才。然而，诸将夙夜小心，忘身忧国，都不及李勣啊！”
当李勣回忆往事时，不知还能否想起当初那个风风火火的少年猛将，他成名于隋末乱世，后为唐朝南征北战五十载。
东征高句丽，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远征。
晚年的李勣回顾自己的一生，不再如年轻时那般气盛，而是带着职场老油条的口吻。他说：“我山东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滥居富贵，位极三台，年将八十，岂非命乎。”
他谦卑地表示，自己能有今天的富贵，全是靠攀附明主。
李勣之所以在大唐朝堂屹立五十年而不倒，靠的不仅仅是军功，还有他过人的政治头脑。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终南山上的翠微宫避暑养病，病情却逐渐加重，自知不久于人世。
唐太宗临终前嘱咐太子李治（即唐高宗）：“你无恩于李勣，我现在将他贬黜到地方，等我去世后，你再授予他仆射之职，他一定会感恩戴德，誓死效忠你。”
史载，唐太宗特别交代，如果李勣被贬时不服从命令，徘徊观望，便下诏杀了他。
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大臣不过都是皇帝家的“打工人”，兴衰荣辱，全凭皇帝的施恩。
在唐太宗看来，李勣这么多年来备受重用，离不开皇恩浩荡，所以先将李勣贬到边疆，再让儿子李治重新提拔，方能表现出新主对老臣的恩义，维护君臣的尊卑关系。
于是，唐太宗病危之际，任命李勣为叠州都督，出镇边疆。李勣接受任命后，连家都不回，当即前往叠州（今甘肃迭部县）赴任，摆脱了唐太宗的猜忌。
唐太宗驾崩后，唐高宗李治很快就召回李勣，任命其为尚书左仆射，升为宰相。
不过，有学者认为，唐太宗这番处心积虑的安排，可能只是为了加强边疆的防御。
李勣出镇的叠州是唐朝西北重镇，三面与吐蕃相邻，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假如唐高宗即位后，边疆形势有变，可以利用李勣的军事威慑，安抚边境。
回到长安，出将入相的李勣迎来了其政治生涯的最后荣光，但波谲云诡的政治形势，让他面临新的考验。
唐高宗宠爱自己曾经的“小妈”武氏（即武则天），想要以皇后王氏无子为由，废黜皇后，改立武氏为后，于是就此事询问众臣的意见。
在废王立武事件中，大臣们分成两派。以皇帝的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坚决反对废后，而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新兴士族，暗地里与武氏勾结，劝说唐高宗：“民间的田舍翁多收十斛米，赚了钱都想换老婆，天子要立皇后，何必考虑其他人的建议？”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老于世故的李勣称病不朝，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等到唐高宗亲自登门，李勣才说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李勣看似没有表态，其实是顺着唐高宗的意思。既然这是皇帝的家事，那肯定是听皇帝的，唐高宗想要废后，谁也拦不住。
史载，见过李勣后，“帝意遂定”。
废王立武后，此前表示反对的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贬的贬，死的死。李勣却得到进一步的礼遇，此后见皇帝，可乘小车入禁门至内省。
旧史家治史，出于对武则天“牝鸡司晨”的偏见，大都指责李勣默许的态度。
北宋的范祖禹把废王立武的责任，归于李勣一人，说：“勣若以为不可，则武氏必不立矣。勣非为不谏，又劝成之，孽后之立，无忌、遂良之死，皆勣之由，其祸岂不博哉！”
然而，很多人只看到了李勣顺从帝意的为臣之道，却忽视了李勣做出这一选择的深层意义。
李勣是山东人，并不属于关陇集团，尽管在唐朝上班近五十年，但仍被排除在权力的核心圈子之外，尤其是在唐太宗病危时做出贬谪李勣的决定后，李勣或许可以感受到，自己与关陇集团的疏离感。
武则天成为皇后，则标志着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山东庶族地主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关陇贵族的力量被进一步削弱。因此，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武则天掌权，是“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
李勣间接推动了这一转折，这既符合他作为山东庶族出身的利益，也为自己换来生荣死哀的结局。
总章二年（669年），从辽东战场凯旋的李勣病逝于长安，享年76岁。
唐高宗闻讯，下旨宣布七日不上朝，到下葬当天，他登上宫楼目送灵车远去，哀恸不已，连随从都被其哭声感动。
李勣死后陪葬在唐太宗的昭陵之旁，其所筑坟墓，仿照汉朝卫青、霍去病的故事，以山为原型，堆成阴山、铁山、乌德鞬山的形状，纪念他在这些地方大破突厥、薛延陀的战绩。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李勣留下遗嘱，向弟弟李弼交代后事，主要说了三件事：
一是希望子孙不要像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的儿子那样“破家荡尽”，这三位功臣在世时备受荣宠，但他们的儿子都因为卷入政治斗争被杀，因此，李勣临终以他们为例子来警告子孙；
二是要求死后薄葬，仅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用幔布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
三是安排家中姬妾、佣人的出路，希望弟弟助其“抚恤小弱”。
在遗言的最后，李勣告诫子孙：“违我言者，同于戮尸。”
不曾想，李勣生前如履薄冰，死后仍摆脱不了权力的魔爪。
李勣去世15年后，其孙子李敬业不满武则天擅行废立、临朝称制，在扬州起兵讨伐武氏，随后兵败身死。
武则天大怒，剥夺李敬业一家的赐姓及其祖父李勣的官爵，随后命人挖掘李勣墓，破坏棺木，以儆效尤。
忠臣良将的一世武功，终究抵不过帝王家的一纸诏书。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顺手点个在看让我知道您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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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南朝子云
编辑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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