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贤泽 | 欧洲议会整体偏右但还未走向极右：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观察

石贤泽，国观智库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大选刚刚落下帷幕，但其冲击和影响才刚刚开始。此次选举给欧盟交上了一个偏右的新议会，这在欧盟历史上是第一次，并且其中极右力量大为增强，但欧洲议会内部力量格局仍然被中间党团的获胜联盟绝对主导，极右力量发挥空间有限，欧洲议会还未走向极右。

这是欧盟发展进程中一场向右的演变，而非急剧右转的革命。极右势力并未主导欧洲议会，也未成为权力中心，但它们在逐渐侵蚀权力中心的基座，在某些议题和政策上给欧盟的行动降速或加以稀释。那种认为“欧洲的特朗普时刻到来”的论断还为时尚早，但也足以值得欧盟领导者警醒。他们需要利用难得的时间窗口，努力建立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以避免真正的“欧洲特朗普时刻的到来”。

时隔五年，欧洲议会选举“马拉松”于2024年6月6日至9日再次拉开帷幕，欧盟27国超过4亿选民投票选举产生第十届（2024-2029）欧洲议会720名议员。

欧洲议会是目前欧盟七大正式机构中唯一由欧盟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在复杂的欧盟制度中，欧洲议会的权力缓慢而稳定地增长。最新的《里斯本条约》赋予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共享立法权、预算决定权、独特的民主监督权，是欧盟体系中拥有实权的权力机构，绝非一般国际组织的议事大会可比，其政治重要性显而易见。

即便如此，欧洲议会选举本质上是27个独立国家选举，各国竞选活动、政党甚至选举规则大相径庭，形成“非欧洲的欧盟选举”的悖论，也获得“次等选举”（second-order election）的名号。与“首要选举”不同，作为欧盟立法机构之一的欧洲议会选举不能直接决定欧盟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领导人选。人们倾向于将其视为象征性选举，但这种认识与欧洲议会在欧盟机构体系中的实权地位不相符，尤其是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特别背景使得这场选举更是意义重大。

在新冠流行、英国脱欧、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因素构成的多重危机新常态下，欧盟各国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情绪高涨，极右翼政党期望在议会中有所斩获，传统政党受到挑战，欧盟政治格局可能重塑，急剧右转趋向引人关注。

第十届欧洲议会正式启动时间是2024年7月16日，各政治党团组成会议将在6月18日至7月3日举行。因此，目前所公布的结果都是暂定结果而非最终结果，相关分析也以当前暂定结果为基础。

2024年大选投票率为51.07%，相较于2019年的50.66%略微上升，维持了2014年以来的投票率止跌回升势头。

新议会内部的政治力量组合不再以国家为依据，而是根据意识形态倾向，形成七大正式党团（party group），分别是：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EPP）、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S&D）、自由派的复兴欧洲（Renew）、绿党/欧洲自由联盟（GREEN/EFA）、极右翼的认同与民主（ID）、保守派（但实际上也是极右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ECR）以及极左翼的左派党团（The Left）；最后是独立议员（NI），不享有党团特权。各党团在2019年和2024年所获得的席位及其变化情况如下表：

就上表来说，在总席位增加情况下，EPP从176席增加到190席，增长显著；S&D从139席小幅下降至136席，但与EPP的差距甚大；RE从102席骤降至80席；ECR从69席蹿升至76席；Greens/EFA从71席降至52席，降幅显著；ID从49席增加至58席，并且还是在将“德国另类选择党”（AfD）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发展势头强劲；The Left从37席略微上升至39席。

总体来看，新议会将是目前为止欧盟历史上最右倾的欧洲议会。中右的EPP表现出色，是唯一一个在本次选举中获得增长的中间派党团，190名议员占总数四分之一强，是议会最大政治党团，影响力巨大。极右翼确实在继续壮大，ECR和ID不仅增加了选票数量，而且在政治权力方面都是大赢家，但由于他们的分裂，不太可能形成一个大党团。绿党大败，在欧洲议会中影响力会被削弱。更中间的自由派也失去不少席位，主要是因为在法国和德国等重要国家失利。

选举前，政治新闻网（POLITICO）预测极右的ID党团和极左的The Left席位会增加，EPP也会增加席位，S&D会减少席位，但两党还是支配性大党。选举初步结果基本符合预测。

另外，知名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的选前报告认为，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会“急剧右转”，通过以上图表和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担忧被夸大了。中右的EPP获得大约26.39%的席位，在历届欧洲选举中表现最佳，与2019年选举（24.96%）相比涨幅并不高。极右翼的ECR和ID分别获得10.56%、8.06%的席位，与2019年的9.78%、6.95%相比，涨幅也不大，但整体状况确实是所有右翼光谱上的党团席次都在增长，而且欧洲议会选举历史上第一次右翼力量超过左翼力量，确实在印证欧洲正在向右转的观点，但还称不上是“大右转”。

除了新议会右倾化的总体特征，此次选举中的局部国家政治图景也引人瞩目，特别是法德意的激进右翼势力强势崛起。在法国，极右翼的“国民联盟”（RN）获得31.37%的选票，是马克龙所在的复兴党14.60%选票的两倍多。在德国，“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尽管出爆出一系列丑闻，仍领先于总理舒尔茨的执政联盟中的每一个政党，跃居第二位。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FdI）遥遥领先于其他政党。可见，欧洲议会选举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欧洲大陆的激进右翼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重新崛起，极右翼政党在许多欧盟国家中正日益走向政治主流。

虽然如此，就权力格局而言，新议会的极右翼议员人数（134）并未超过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保守派EPP（190）。并且中间派联盟已经稳住阵脚，中右的EPP、中左的S&D以及自由派的RE是欧洲议会中最大的三个党团，如果再加上亲欧的绿党，中间派绝对占据力量多数。

与“右来了”相对照的是，中间派和左派力量萎缩，欧洲议会选举重挫RE党团、打脸欧洲绿党。

在过去五年中，RE是欧洲议会的第三大党团，也成为议会“超级大联盟”中的第三大支柱。今年选举中，RE党团席次巨减22席；法国选民投票支持极右翼国民联盟，表达他们对马克龙政府的不满；属于RE党团的西班牙政党Ciudadanos完全失去力量，7个议席被EPP悉数夺走。更关键的是，RE从上届议会的14.46%席次份额下降至约11.11%，与ECR党团的10.56%份额相当。这意味着RE在上届议会中大部分时间里都充当“关键先生”角色的光景不再，这一角色可能被ECR取代，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党”笑逐言开。无论是在席次数量还是在实际权力上，RE均遭重挫。

绿党也被重重打脸。在欧盟将“绿色新政”作为旗舰议题五年后，选民们开始反对具有生态意识的政党。绿党此次减少19个席次，在议会中的规模也将从第四大党团下降到第六大党团，可谓大败。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损失严重，在法国从2019年的12席降至2024年的5席，在德国从2019年的25席降至2024年的16席。

欧洲人民党成为大赢家，极右翼大胜，中间派和左派力量萎缩，所有这些拼图汇聚起来呈现出新议会的独特政治景观：整体偏右的欧洲议会第一次到来了，但是极右翼的欧洲议会还远未到来；所有“进步的”（progressive）党团都败下阵来，而“保守的”党团高奏凯歌。

偏右但又去极右化的第十届欧洲议会对欧盟立法和政策会有何影响？欧盟未来哪些政策会右转？这是选举后备受瞩目又难以回答的问题。

关于这些影响的可能回答需要回到欧洲议会选举如何影响政策的传导链条中加以观察：国家选区内的政治力量→欧洲议会中的党团政治力量→欧洲议会运行中的党团联盟→欧盟立法→欧盟政策。因此，仅仅从某些成员国的选举状况不足以直接得出欧盟政策变化的相关结论。

目前，国家选区内的选举工作已经完成，欧洲议会也已基本确定了各政治党团的力量规模，接下来需要观察的则是新议会实际运行中的党团结盟的可能情况，这些党团联盟才会真正决定欧盟层面相关立法的进程，框定接下来的政策推进。

与国家议会不同，欧洲议会中没有固有的“获胜联盟”，随议题而定。希克斯（Simon Hix）等学者对2019-2024年间欧洲议会的不同政策领域党团联盟分布研究发现如下：

中间派大联盟（EPP+S&D+RE）通常在预算、预算控制、文化和教育、经济和货币事务、外交事务、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法律事务、交通和旅游方面获胜。

中+左联盟（S&D+RE+G/EFA+the Left）通常在公民自由、司法和内务、发展、就业和社会事务、环境、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方面获胜。

中+右联盟（EPP+RE+ECR，有时还有ID）通常在农业和农村发展、渔业、产业和研究、国际贸易方面获胜。

新议会仍然沿袭上届的七大党团，但有些情况在发生变化：

（一）EPP的权力地位使其处于使欧盟议程向右倾斜的最有利位置。过去五年来，EPP与S&D、RE结成联盟，瓜分高级职位，推动“绿色新政”等政策的实施。但在大选前夕，EPP一直公开与ECR打情骂俏，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特别是移民和欧洲绿色新政上，基本照搬了ECR立场，对绿色新政的态度变得更加怀疑，在欧盟移民政策上采用了极右翼政党的一些言论和政策。

（二）极右翼政党在新议会中的席位大幅增加，他们是典型的反气候、反移民立场。ECR的变化是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在选举后成为该党团的主要成员，梅洛尼在移民问题上仍持强硬立场，并认为欧盟的做法过激，但她已表现出与欧盟其他国家合作的更大意愿，这意味着ECR可能会在新一届议会中发挥更大作用。ID作为最右翼的党团，法国国民联盟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在绿色新政、能源危机和移民问题上与主流政党渐行渐远。在移民和环境问题上，极右翼政党非常团结，因此在影响这些政策领域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这两个变化可能给新议会的获胜联盟带来向右转的改变，并波及若干政策：

（一）大联盟向右转的重大转变导致欧盟监管的放松。中间派大联盟目前占据56.39%的席位，与上届的59.13%相比，规模缩小，但还是占主导地位，似乎会延续既往政策，但EPP一家的强大力量使得它具有灵活空间寻求与其他右翼党团结盟，而不是与S&D结盟时，我们可能会看到大联盟向右转的重大转变。EPP+ECR+ID的联盟可能在新议会中出现支持成员国享有更多经济、财政和监管上的自由的多数派的形成，推动减少欧盟对国家经济、财政和监管的干预。

（二）中+左联盟处于劣势，使得绿色新政受阻，移民限制严格。中+左联盟目前只占据42.64%，相比上届的49.41%下滑厉害。更关键的是，这意味着在一些过去左翼往往以微弱优势获胜的政策领域，右翼多数现在比左翼多数更有可能获胜。在公民自由、司法和内务以及环境这两个领域，这种情况可能尤为明显。

在公民自由、司法和内务方面，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向右转的新的大联盟会要求加强“安全化”（将移民问题作为一个安全问题来处理）和“外部化”（将庇护责任外包给第三国），对欧盟的移民和避难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支持限制性的而非自由的移民政策，并将寻求推动欧盟委员会改革欧盟的避难政策框架，允许成员国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并限制难民分配的任何共担。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最大影响将与环境政策有关。多年来气候政策一直处于优先地位，今年欧洲议会选举将把焦点从气候保护转移到竞争力和气候监管效率上。新一届议会重大右转意味着一个“反气候政策行动”的联盟将占据主导地位，选择支持生产者利益（如农民）而非消费者和欧洲未来的利益。这将极大阻挠雄心勃勃的绿色新政的推进，也会影响欧盟为满足净零目标所要通过和执行的共同政策。

（三）中间派大联盟的主导地位稳固使得欧盟外交政策保持稳定。中间派大联盟继续存在并且不大会受到挑战，因为极右翼党团在欧盟层面的外交合作分裂严重。例如，在俄乌战争后的外交政策问题上，议会中的中间派党团迄今为止一直保持团结，过去ID公开支持俄国，而ECR则是大西洋主义者，自始至终支持乌克兰和北约。因此，在外交事务方面，新议会的多数议员可能会支持西方国家继续提供自2022年2月以来一直批准的对乌克兰的财政、后勤和军事援助，但与此同时，数量不少的同情俄罗斯的欧洲议会议员（尤其是ID和无党团议员）的存在可能导致对乌援助会减弱。

（四）中+右联盟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更加强大，使得欧盟政策可能优先考虑工业和农民，而不是绿色目标，欧盟产业政策力度会加强，竞争力新政在重要性上超过绿色新政。

在政策执行保障方面，欧洲议会的偏右化，尤其是EPP的显著优势使得冯德莱恩再次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概率较大，因为冯德莱恩是EPP竞选推出的热门候选人。2019年，她在EPP、S&D、RE支持下当选，原则上，今年同样的大联盟可以再次为她提供多数席位的投票支持。马克龙在法国遭受的重挫使得自己属意的德拉吉（Mario Draghi）方案概率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