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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理性
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将外国对手描述为“非理性的”已司空见惯。在过去25年间的某些时点上，萨达姆·侯赛因、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乌戈·查韦斯、穆阿迈尔·卡扎菲、金正恩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其他一众人等皆被贴上了“不理性”、“不合逻辑”、“疯狂”、“妄想”或“疯了”的标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拿来跟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而后者经常被描绘为非理性的典型人物。
在学术界，将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个人视作非理性的观点可能更具影响力—据说，“在过去几十年间，一场新的行为革命席卷了社会科学领域”2。许多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子们在心理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经常违背理性的要求，从普通消费者到国家元首莫不如此。
如果这些说法属实，那么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学术研究就遭遇麻烦了，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国家是理性行为者的假设之上。3发现国家经常是非理性的，这将破坏掉该研究领域的许多核心论点和见解，并促使人们对整个研究事业产生怀疑。4这也将使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毕竟，他们将无法预测其他国家会如何采取行动。总而言之，学术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是如此休戚相关。
我们写作本书旨在考察世界政治中的理性行为者假设。我们试图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什么是理性？任何关于理性行为者假设的讨论都必须首先正确地理解，对国家来说，理性思考和行动意味着什么，以及反过来，非理性思考和行动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定义，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可以用来区分理性与非理性思考和行动的基准。第二，国家真的是理性行为者吗？也就是说，实证记录显示，它们通常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理性事关理解世界，而理解世界的目的是在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中掌控世界。5在对外政策领域，这意味着理性既有个体层面的，亦有国家层面的。理性的决策者是理论导向型的，他们运用可信的理论来理解当前形势，并决定实现其目标的最佳政策。一个国家是理性的，前提是其关键决策者的观点经由审议性过程汇集起来，并且其最终出台的政策基于可信的理论。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战略缺乏可信的理论作为基础，或者没有经过审议，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这个国家就是非理性的。认真检视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按照这些标准来评判，各国的对外政策通常是理性的。
我们的论点与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的现有文献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主导这场争辩的两个角度—理性选择和政治心理学来看，很少有人探讨个体如何理解世界，这真是令人惊讶，因为这一步是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理性选择传统的学者们压根儿没考虑过政策制定者是如何运用其批判能力来弄清楚世界运作方式的，你本来还期望看到他们就此议题发表长篇大论呢。当谈及政策制定者是如何尝试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时，政治心理学家也基本保持沉默。
反过来，理性选择理论家和政治心理学家都专注于研究一个更为狭隘的问题，即个体如何在不同的政策选项中做出决定。理性选择学者们声称，理性的个体行为“好像”是为了最大化他们的预期效用。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到个体实际上是如何思考他们的选择的。与此同时，政治心理学家确实研究了个体实际上是如何做出决定的，从而对理性选择的样貌形成了自身看法。然而，他们的理解与我们的不同：我们强调运用可信的理论，他们则说理性的个体通过使用预期效用最大化公式来做出选择。
比起谈个体层面的理性是什么，理性选择理论家和政治心理学家更少谈国家层面的理性是什么。他们承认对外政策的制定是一项集体事业，但他们极少谈论不同决策者的观点如何汇集起来以产生理性或非理性的战略。
再回到国家实际上是不是理性行为者这一实证问题，理性选择学者和政治心理学家不同意我们提出的“理性是司空见惯的”这一主张。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理性选择理论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些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持有立场的人则坚持认为，国家经常是非理性的。政治心理学家还声称，非理性在国际政治中普遍存在。
所有这些皆表明，我们的观点是对这场辩论的激进干预。一则，我们对国际政治中的理性给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定义，而此前从未有人给过定义。再则，我们并非简单地断言国家通常是理性的，而是给出了理由。
冷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
伴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制定应对东亚的战略。关于东亚地区的新兴政治力量、美国可能采取的战略及其将产生的后果，这些方面的重要信息均是缺失的，从而使得他们的任务变得越发复杂。
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该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均遭受了重创，但它拥有强大的核武库和东山再起重返大国地位的“原材料”，即规模庞大、技能熟练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该国也拥有核武器，却算不上一流的军事强国。日本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东亚地区遥遥领先的最富有国家，但其军事实力薄弱，严重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至于美国，它深耕东亚地区，在那里保有大规模的驻军，并为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核心盟友提供核威慑力。华盛顿还与所有的主要东亚经济体保持着深厚的联系。
东亚政局将如何演变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很难搞清楚俄罗斯会否实现复苏，如果复苏了，它在军事和经济上究竟会变得多么强大。至于俄罗斯和美国以及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将如何发展，也前景不明。更难预测的是，中国能否继续保持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如果实现了继续增长，它会否将新获得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而且也无人知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是什么，以及中国将如何与邻国和美国打交道。至于日本，没有人知道它与华盛顿的军事和经济关系将走向何方。日本在历史上与其他东亚国家有着复杂的关系，也看不清楚它未来将如何发展。
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日本将构成美国在东亚利益的主要威胁。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些预测显然是错误的，中国更有可能崛起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然而，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思考缺乏可靠信息，这使得美国的政策精英们很难评估“中国威胁”的样貌并制定应对措施。
面对制定战略的需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有三种选项。第一个选项，如果奉行孤立主义，那么美国将放弃均势政治并从东亚撤军。尽管如此，美国仍将与中国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保持着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第二个选项，奉行接触政策。这意味着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推动其政治自由化，使其进一步融入国际机制，与此同时期待中国成为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最后一个选项是奉行遏制政策。这需要美国扩充在东亚的盟友并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存在，同时力求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鉴于有关中国、日本、俄罗斯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信息匮乏，人们很难知道这三种战略中究竟哪一种对美国最为有利。中国将如何应对每一种战略？如果美国军队从东亚地区撤出，那么中国会否在该地区谋求霸权？该地区的其他大国如日本、俄罗斯等将会做出何种反应？这将会对美国产生怎样的后果？如果美国与中国接触，那么中国会成为维护国际稳定的力量，还是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如果美国决定制衡中国，这一战略会约束中国，还是会引发一场有可能导致战争的激烈安全竞赛？在这两种情况下，俄罗斯和美国的盟友们将会做出何种反应，又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很难确定哪项战略最具前景。
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运用理论的优势
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国际政治是一个信息匮乏的世界。无 论政策制定者是在处理危机还是在制定大战略，他们总是必须 根据有限且存在缺陷的数据资料来评估形势并做出决策。他们 缺乏关于其他国家在利益、意图、决心和能力方面的丰富且可 靠的信息，此类匮乏不一而足。他们也不清楚本国与这些国家的互动将如何发展演变。尽管如此，他们却别无选择，只能选定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实现其目标的战略。
哲学家们已经确定了行为者借助自身的批判能力来获取周 遭世界知识的两种典型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逻辑演绎。为了 处理某种情况，个体做出假设（又被称作前提），然后从这些 假设中推断出结论。“这是拥有如此强大力量的工具，”史蒂 芬·平克写道，“使我们能够发现关于世界的新的真理……并 且解决人们对于许多事物的纷纭争议。”4 第二种推理形式是 经验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通过客观地检查相关证据来发 现问题的解决方案。根据布赖恩·拉思本的说法，这种归纳方 法特别适用于“数据导向型分析”，并会提供“对世界的准确 理解”。
在理解世界政治的运作和为最优地达成特定目标的决策提 供信息支持方面，每一种方法以其纯粹形式而言都仅能发挥有 限的效用。纯粹的逻辑只能保证：如果政策制定者对国际关系 的假设前提是正确的，那么结论也会是正确的。然而，纯粹的 逻辑对这些前提是否正确只字未提，这只能通过评估经验记录 来进行确认。纯粹的经验主义同样站不住脚。由于政策制定者 能够搜集到的有关国际体系运作的证据通常是复杂交织、模棱 两可、自相矛盾、无法利用、一团乱麻的（上述情况甚至有可 能全部出现），所以再多的客观性也难以揭示真相。“纯粹的经 验主义是不可行的，”罗伯特·杰维斯写道，“事实本身不会给出答案。只是‘像个孩子那样坐下来面对事实’［1］ ，是不明智的， 实际上也是不可行的。”
在应对不确定的国际政治世界时，理论思维是最佳的方法， 虽然它绝非完美。简单地说，它结合了纯逻辑方法和纯经验方 法的优点，同时规避掉它们的缺点。理论化即发展出逻辑上一 致的解释，这些解释是基于经验证实的假设和对事实的检验而 做出的。7 普鲁士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敏锐地意识到了国际政 治充满不确定性的本质，他说道：“理论无法为头脑提供解决 问题的公式，也无法通过把原则作为藩篱树立在狭窄路径两侧 的方式来标记唯一解决方案之所在。然而，它可以使头脑洞察 大量的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然后使其自由地升华到更高的行动 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