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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2023年5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9次会议通过，自2023年12月5日起施行）0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且未超越权限，法人、非法人组织仅以合同加盖的印章不是备案印章或者系伪造的印章为由主张该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02、合同系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但是仅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签名或者按指印而未加盖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印章，相对人能够证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时未超越权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但是，当事人约定以加盖印章作为合同成立条件的除外。03、合同仅加盖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印章而无人员签名或者按指印，相对人能够证明合同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其权限范围内订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04、在前三款规定的情形下，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时虽然超越代表或者代理权限，但是依据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的规定构成表见代表，或者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构成表见代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二、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小组《关于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十六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无代理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条第2款、第3款还针对实践中常见的“有人无章”“有章无人”情形进行了规定：合同系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但是仅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工作人员的签名而没有加盖印章，相对人不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时未超越代表权限或者职权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发生效力；合同仅加盖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印章而无人员签字，相对人不能证明合同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在其职权范围内签订，也不能证明合同系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签订，该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不发生效力。 需要说明的是，在判断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是否享有代表权时，不应仅审查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是否超越权限，还应审查是否构成表见代表；在判断代理人是否享有代理权时，不应仅审查是否存在无权代理的情形，还应审查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第九次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司法实践中，有些公司有意刻制两套甚至多套公章，有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甚至私刻公章，订立合同时恶意加盖非备案的公章或者假公章，发生纠纷后法人以加盖的是假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并不鲜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之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公司法》第16条等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法人以法定代表人事后已无代表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合同，要取得合法授权。代理人取得合法授权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责任。被代理人以代理人事后已无代理权、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第九次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 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印章，包括公章以及各种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各种专用章，只能用于特定用途，超出特定用途就很难代表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意志。鉴于本书主要针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在缔约时的盖章行为，故所指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印章主要是指公章，当然也包括合同专用章等能够用于订立合同的各种专用章，但不包括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不以缔约为目的的专用章。自然人签订合同，除作为受托人签订合同外，本身既是行为人又是合同当事人。而法人、非法人组织作为组织体，需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行为才能实现其意志，从而出现行为人和合同当事人相分离的特点，导致需要考察行为人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以及在行为人越权代表或者无权代理时，还要考察相对人是否善意、有无过失等因素来确定公司应否承担以及承担何种责任。此处的“行为人”，主要是指在合同书上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身份签字的人；未在合同书上签字的，是指盖章之人或者与相对人进行缔约磋商之人。至于其身份，既可能是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也可能是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代理人，甚至是没有任何授权的人。而且，行为人与相对人进行磋商后，通常还需要法人、非法人组织以盖章方式予以确认。可见，盖章行为以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行为人签订的合同符合法人、非法人组织利益为前提，其性质与自然人在合同书上签字相同，即是法人、非法人组织表达意思或者说将其意思表示外化的主要方式。 因此，法人、非法人组织在合同书上盖章会产生以下法律效果：一是法人、非法人组织作出要约或者承诺等意思表示的方式。依据《民法典》第490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以及第493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以签章方式作出承诺之时视为合同订立之时，盖章的地点视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加盖公章表明法人、非法人组织是合同当事人，而不是代表或代理法人、非法人组织订立合同的行为人是合同当事人。三是作为确定合同内容的依据。盖章行为同时还表明，法人、非法人组织对行为人经磋商确定的合同内容表示确认，进而作为自身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依据。正常情况下，行为人通过与相对人进行磋商，确定合同条款后，再由法人、非法人组织进行盖章确认，即法人、非法人组织通过盖章方式对行为人与相对人磋商后确定的合同条款予以确认。二是盖章确认的是有权代表或者有权代理的行为人签署的合同，即代表或代理行为与盖章行为具有一致性； 相应地，对异常人章关系进行类型化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民商审判会议纪要》第41条规定的即属此种情形，即尽管公章是假的，但行为人是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主要包括：（3）代理人尽管并未在合同书上签字，但能够证明其以代理人身份参与了缔约磋商。此时，行为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且签订的合同也体现了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意思，法人、非法人组织本应通过盖章行为予以确认。但其为逃避未来可能面临的责任，故意加盖假章，自然不应让其得逞。故即便盖的是假章，也不影响公司承担责任。其指的是合同书上仅有盖章并无行为人的签字，如果能够确定合同系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其权限范围内签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反之，如果不能确定章系何人所盖或者系与何人进行缔约接触，当最终确定是假章时，当然不能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即便认定盖的是真章，因为不能确定行为人，自然也谈不上适用代表或者代理制度的问题，故应当认定合同不成立。此时要综合考虑合同内容、行为人的身份及职权等因素，来确定行为人究竟是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还是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合同，不能简单地以未加盖公章为由就认定属于个人行为。在确定是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代理人的身份签订合同后，再根据其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是否超越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以及相对人是否善意等因素确定法人、非法人组织应否承担责任。相对人能够证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时未超越权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但是当事人明确约定以加盖印章作为合同成立条件的，此时合同未加盖公章表明合同尚未满足成立要件，合同不成立，自然不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一是公司将加盖了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交给行为人，由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过磋商确定合同内容。此时,应当视行为人与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是否存在代理权来确定法律后果：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视为法人、非法人组织给予了行为人概括授权，所签订的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生效；行为人无代理权的，则属于无权代理。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考虑到此种情形实在有悖交易习惯，一般不宜认定相对人为善意无过失，即原则上不能适用表见代理规则。二是法人、非法人组织将加盖了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直接交给相对人，由相对人确定合同内容。此时相对人既是合同当事人，又是公司的代理人，属于自己代理行为。依照《民法典》第168条第1款有关“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之规定，该行为原则上无效,除非公司事后表示同意或者予以追认。 其二，“假人真章”。即公章尽管是真的，但行为人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公章是真的，即便行为人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也应由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合同责任。【我们认为】，即便公章是真的，也不排除他人通过偷盗甚至抢夺等方式取得的可能，因而一概由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合同责任，显然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也对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公。况且法人、非法人组织盖章确认的事实基础是行为人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在行为人没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情况下，法人、非法人组织盖章确认就缺少事实基础，故不宜简单地以公章是真的为由就认定法人、非法人组织是合同当事人，进而判令其承担责任。一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签字是他人假冒的，但发生纠纷时难以认定系由何人所假冒。在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主张被假冒签字的情况下，考虑到相对人有义务核实代表人或者代理人的身份，因而相对人要举证证明何时何地与何人进行缔约接触、何时签字盖章等事实；未能举证的，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二是他人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名义代表法人、非法人组织缔约，纠纷发生时可以认定该他人系何人。《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在法定代表人依法登记的情况下，相对人很容易核实缔约人是否为法定代表人。故他人以法定代表人名义代表公司缔约的行为并非代表行为，自然也谈不上越权代表的问题。但其确有代理权的，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缔约，不妨碍构成有权代理；反之，构成无权代理。 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相对人明知缔约人并非法定代表人且未取得代理权就与其订立合同，往往表明其并非善意相对人，一般可以排除表见代理规则的适用。三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在代理权终止后仍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此时应当根据《民法典》第171条、第172条有关无权代理、表见代理的规则来认定公司应否以及如何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公章问题的案件时，应当坚持以下裁判思路。通过对异常人章关系的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考察人章关系的核心在于确定行为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只要行为人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即便未加盖公章甚至加盖的是假章，都要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反之，行为人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也不会因为加盖了公章就使越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表或有权代理。在认定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时，要区分是代表还是代理，代理则要进一步区分是委托代理还是职务代理，从而在认定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以及越权代表或无权代理的后果上有所区别。相对人应当核实与其交易的对象究竟是自然人本人还是其所代表或代理的法人、非法人组织，也就是说，相对人有核实缔约当事人身份的义务。一旦认定缔约当事人是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还应当进一步核实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具体来说： 一是要核实行为人的身份，如核实行为人是否为委托代理人或者职务代理人。前者主要审查有无授权委托书，该项审查主要是形式审查；后者主要审查行为人是否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是否享有法定职权,行为人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乃至着装等可能给予相对人行使职权的外观,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委托代理中，主要考察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授权范围、授权时间；在职务代理中，需要考察工作人员的职权，重大交易还需要了解作为被代理人的章程、机构设置、合同审批流程等。总之，相对人审核的对象既包括人，例如核实行为人的身份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或代理权限；也包括章，例如所盖公章的类型及真伪；还包括人章的结合，例如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盖章；等等。就此而言，笼统地说“认人不认章”是失之偏颇的。最后，盖章行为给人以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外观。为保障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相对人审核行为人的身份及代理权限是有限度的，在相对人已尽合理审查义务但仍未核实行为人的身份及权限的情况下，此时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盖章行为往往给人以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外观，使相对人成为“善意”相对人，很大程度上可能构成表见代理。当然，能否构成表见代理，还需要考察相对人是否无过失，12、仅有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的签字，合同未加盖公章的，能否认定为是公司的行为？根据签字等同于盖章的规则，加之盖章问题的本质在于是否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故只要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是以公司名义而非自身名义签订合同的，就应认定为是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主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13、先在空白合同书上加盖公章，后确定合同内容的，公章显示的公司应否作为合同主体承担责任？通常情况下，是先有合同条款后加盖公章，故加盖公章的行为除了表明是公司行为外，往往还有对合同条款予以确认的性质。但在空白合同上加盖公章的场合，则是先加盖公章后有合同内容。此时，务必要严格考察空白合同持有人与公司之间是否具有代理关系，来综合认定合同效力是否及于公司。空白合同持有人确实具有代理权，或足以使交易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在空白合同上添加的合同条款效力及于公司。反之，仅仅根据持有盖章的空白合同这一事实，尚不足以认定其具有代理权，应按无权代理规则处理。【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主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公章种类很多，常见的有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原则上，公章的种类与文件的种类要相匹配，在最高法院（2014）民申字第1号陈某某与国本建设有限公司、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具有特定用途的公司项目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公司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合同是公司的意思表示。该观点总体可值赞同，但尚须追根溯源。之所以不认可超出公章特定用途的盖章行为的效力，本质上并非公章本身代表了某种意思表示，而是因为盖章之人缺乏代理权。反之，如果盖章之人确有代理权的，即便超出公章的使用范围，亦不宜认定合同无效。故公章须与文书种类相匹配的要求，并非绝对。即便考虑此种要求，实务中仍需要考虑交易习惯，尽可能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借款合同加盖公司项目资料专用章固然不太符合交易习惯，但如加盖的是财务章，似亦在情理之中。故在匹配度的认定上，还要根据通常的交易观念从宽予以认定。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主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15、能否以与备案公章不符为由就认定某一枚公章是假公章？司法实践中，公司通常以涉案的某一枚公章为假公章为由提出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抗辩，理由则往往是与备案公章不符。公章的备案，既有公安机关的备案，也有工商管理部门的备案。就民商事审判来说，更多地涉及工商管理部门的备案问题。公司使用备案过的公章，即便该公章实际上已经废弃不用了，只要相对人信赖该枚公章仍在使用的，法律就要保护此种信赖。但要求相对人在任一交易活动中都去核查公章的真伪，是不符合交易便捷原则的，因此，相对人不应负有审核某一公章是否为备案公章的义务。故在公司使用备案公章以外的其他公章场合，法院不能以相对人未尽审核义务为由，就认定公司的该枚公章为假公章，除非公司能够举证证明该枚公章确实是伪造的、废弃不用的公章。当然，相对人也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公司使用的该枚备案公章以外的公章，曾在此前的交易中或者在与其他的交易中使用过等事实，证明该枚公章就是公司的公章。与公章备案相似的是预留印鉴。所谓预留印鉴，是指存款人在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时留存的、凭以办理款项支付结算的权利证明，也是开户银行收付结算的审核依据。预留印鉴约束的对象主要是银行，对交易当事人并无拘束力。在存款人预留印鉴的情况下，银行未尽审核义务，因向他人付款导致存款人损失的，应根据约定承担继续付款责任。 【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主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16、法定代表人加盖伪造公章的合同是否有效？（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18次法官会议纪要）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后果由法人承受，不问其是否加盖公司，抑或加盖的是假公章。退一步说，对于某一枚公章是否为假公章，法定代表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法定代表人弃真公章而不用，故意选择加盖假公章，本身就是不诚信的。如果仅仅因为加盖的是假公章，就不认可合同效力，无异于让不诚信的当事人从中获益，对善意相对人不公，也有违诚信原则。合同书上盖章的意义在于，该书面形式的意思表示系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显示的主体所为。假公章意味着该意思表示并非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法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在合同书上加盖公司公章的法律意义在于，盖章之人所为的是职务行为，即其是代表或代理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但章有真假之分，人也有有权无权之别，不可简单根据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认定公章显示的公司就是合同当事人，关键要看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盖章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代理人的，即便其未在合同上盖章甚至盖的是假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的签字是真实的，或能够证明该假章是其自己加盖或同意他人加盖的，仍应作为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盖章之人如无代表权或超越代理权的，则即便加盖的是真公章，该合同仍然可能会因为无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而最终归于无效。印章是印在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包括公章和私章两种。公章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用自己的名称制作的签名印章，私章则是自然人用自己的名字制作的签名印章。《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从该规定看，盖章与签字具有同等效力，都是对书面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确认。对自然人而言，签字与加盖私章都由其自身完成，二者具有同等效力，一般不存在争议。但公司是个组织体，需要通过特定自然人的签字或盖章才能实现其意志。而该自然人本身同时也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在此情况下，确定该自然人的行为是其自身的行为还是代表公司从事的行为就至关重要。而仅凭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尚不足以区别某一行为是其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因此，只能通过加盖公章来区别。就此而言，盖章具有签字所不具备的功能。自然人在合同书上加盖公章的行为，表明该行为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应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而从事职务行为的前提是，该自然人不仅须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还需要享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盖章确认的合同，自然对公司具有约束力。而无代表权或代理权人加盖的公章，即便是真公章，也不能产生合同有效的预期效果。对合同相对人来说，合同书加盖公章的情况下，其可以信赖公章显示的主体为合同当事人，并推定合同记载的条款系该主体作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意思表示是否自愿真实，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等问题，均不能通过盖章行为本身直接得到确认。 可见，公章之于合同的效力，关键不在公章的真假，而在盖章之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故对于盖章行为的效力，不宜过分夸大。关于公章的问题，实务中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仅有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的签字，合同未加盖公章的，能否认定为是公司的行为?根据签字等同于盖章的规则，加之盖章问题的本质在于是否有代表权或代理权，故只要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是以公司名义而非自身名义签订合同的，就应认定为是公司行为，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二是先在空白合同书上加盖公章，后确定合同内容的，公章显示的公司应否作为合同主体承担责任?通常情况下，是先有合同条款后加盖公章，故加盖公章的行为除了表明是公司行为外，往往还有对合同条款予以确认的性质。但在空白合同上加盖公章场合，则是先加盖公章后有合同内容。此时，务必要严格考察空白合同持有人与公司之间是否具有代理关系，来综合认定合同效力是否及于公司。空白合同持有人确实具有代理权，或足以使交易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的，在空白合同上添加的合同条款效力及于公司。反之，仅仅根据持有盖章的空白合同这一事实，尚不足以认定其具有代理权，应按无权代理规则处理。三是公章的种类与文件的种类是否必须要相匹配?公章种类很多，常见的有公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原则上，公章的种类与文件的种类要相匹配，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号陈某与国本建设有限公司、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上加盖具有特定用途的公司项目资料专用章，超越了该公章的使用范围，在未经公司追认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借款合同是公司的意思表示。该观点总体可值赞同，但尚须追根溯源。之所以不认可超出公章特定用途的盖章行为的效力，本质上并非公章本身代表了某种意思表示，而是因为盖章之人缺乏代理权。反之如果盖章之人确有代理权的，即便超出公章的使用范围，亦不宜认定合同无效。故公章须与文书种类相匹配的要求，并非绝对。即便考虑此种要求，实务中仍需要考虑交易习惯，尽可能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借款合同加盖公司项目资料专用章固然不太符合交易习惯，但如加盖的是财务章，似亦在情理之中。故在匹配度的认定上，还要根据通常的交易观念从宽予以认定。当前，诚信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伪造、私刻的假公章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假公章，是不能表征公司对某一书面形式的意思表示予以确认的公章，是伪造的、私刻的、废弃的公章。既然公章问题的实质是代表权或代理权问题，那么，考察假公章问题，也应从加盖假章的人的角度着手。盖假章的人，既有与公司无关的人，也有公司的工作人员甚至法定代表人。与公司无关的人，本身就不能代表或代理公司签订合同，其加盖的假章自然不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我国当前的法制下，只要是以公司名义从事的行为，其后果原则上均由公司承受。故即使其加盖的是假公章，只要其在合同书上签字，就要由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值得探讨的是代理人。代理人包括职务代理和个别代理，只要有证据证明他们确实是以代理人身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的，即便加盖的是假公章，同样也应由公司承担不利后果。 司法实践中，公司通常以涉案的某一枚公章为假公章为由提出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抗辩，理由则往往是与备案公章不符。公章的备案，既有公安机关的备案，也有工商管理部门的备案。就民商事审判来说，更多地涉及工商管理部门的备案问题。公司使用备案过的公章，即便该公章实际上已经废弃不用了，只要相对人信赖该枚公章仍在使用的，法律就要保护此种信赖。但要求相对人在任一交易活动中都去核查公章的真伪，是不符合交易便捷原则的，因此，相对人不应负有审核某一公章是否为备案公章的义务。故在公司使用备案公章以外的其他公章场合，法院不能以相对人未尽审核义务为由，就认定公司的该枚公章为假公章，除非公司能够举证证明该枚公章确实是伪造的废弃不用的公章。当然，相对人也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公司使用的该枚备案公章以外的公章，曾在此前的交易中或者在与其他的交易中使用过等事实，证明该枚公章就是公司的公章。与公章备案相似的是预留印鉴。所谓预留印鉴是指存款人在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时留存的、凭以办理款项支付结算的权利证明，也是开户银行收付结算的审核依据。预留印鉴约束的对象主要是银行，对交易当事人并无拘束力。在存款人预留印鉴的情况下，银行未尽审核义务，因向他人付款导致存款人损失的，应根据约定承担继续付款责任。 假公章的认定问题，往往需要借助举证责任的分配予以解决。通常情况下，是公章显示的公司以加盖在合同书上的某一枚公章是假公司为由提出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的抗辩，此时，应由该公司承担举证责任，公司可通过申请鉴定、比对备案公章等方式进行举证。公司举证后，合同相对人可通过举证证明盖章之人有代表权（如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代理权（职务代理、个别代理）或其有合理理由相信盖章之人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等事实，从而主张根据相关规则认定合同对公司有效。此时，公司只能通过举证证明交易相对人为恶意相对人来否定合同的效力。17、人章关系的类型化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21年第17次法官会议纪要）虽然乙以法定代表人甲的名义代表A公司订立合同，但其毕竟不是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以A公司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不属于代表行为，而系代理行为。尽管乙持有并加盖A公司公章这一行为本身可能会给交易相对人丙以很强的其具有代理权的信赖，但其是否享有代理权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而非主观信赖问题，故，如果其确实享有代理权，则是否加盖公章及加盖的是否为真章，均不影响公司承担责任；反之，如其不享有代理权，也不会因为加盖公章这一事实就使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理。 乙不是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其以法定代表人甲的名义代表A公司订立合同的行为不属于代表行为，而是属于代理行为。但乙持有并加盖A公司公章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其已经取得了A公司的合法授权，A自然应当承担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申言之，只要公章是真实的，加盖公章的行为就是公司的意思表示，至于盖章之人的身份则在所不问。公司主要通过代表与代理两种方式对外从事交易活动，除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任何人以公司名义对外从事的行为（包括冒充法定代表人名义对外进行的所谓代表行为）均属代理行为，要综合考虑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或者在无权代理时相对人是否善意、有无过失等情形确定公司应否及如何承担责任。考察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时要区别职务代理与委托代理进行具体判断，不可一概而论，但不论何种情形，都不会因为所盖公章的真实性而使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理。当然，考察公章真实性并非全无意义，其是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的重要考量因素，但绝非全部因素。在认定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无代理权时，还需要考察行为人的身份及职责、盖章场所、公章类型等因素。就此而言，“认章不认人”“认人不认章”等表述均不够全面准确，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有其合理性。综合前述分析，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盖章问题的案件时，应当坚持以下裁判思路。 通过对异常人章关系的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考察人章关系的核心在于确定行为人有无代表权或代理权：只要行为人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即便未加盖公章甚至加盖的是假章，都要对公司发生效力；反之，行为人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也不会因为加盖了公章就使越权代表或无权代理转化为有权代表或有权代理。就代表权来说，鉴于相对人很容易核实行为人是否为法定代表人，因而认定其是否为有权代表行为相对比较简单，本部分对此不再详细展开，此处主要讨论如何判断是否构成无权代理问题，这就有必要区分委托代理和职务代理而进行具体判断。委托代理，是指基于被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而发生代理权的代理。委托代理中，代理权来自委托人的单方授权，授权的形式主要是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代理权限和期间，并由作为被代理人的公司签章。授权委托书不同于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是单方行为，一经颁发就产生授权的效力，无须征得被授权人的同意；而委托合同作为双方行为，只有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后才能成立。通常情况下，委托人基于与受托人之间存在委托合同而向受托人颁发委托授权书。职务代理，顾名思义，即根据其所担任的职务而产生的代理。 职务代理确有不同于委托代理的某些特征，如职务代理的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工作人员，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与其说是受民事法律关系的约束，不如说更多地受劳动法律关系或行政法律关系的约束，职务代理相对稳定，除非代理人职务变动，其代理权一般不能被剥夺等。但职务代理又具有委托代理的本质特点，即都是被代理人单方授权行为的结果，尽管其授权形式各有特点，代理人都只能在授权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等。因此，职务代理实质上是委托代理的特殊形式。总之，在委托代理中，要着眼于客观事实来审查代理人有无代理权，不考虑相对人是否有合理信赖等因素。但在职务代理中，鉴于本身并未明示的授权，且职权范围又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在确定有无代理权时要充分考虑相对人是否有合理信赖的因素，这也是《民法典》第170条第2款规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原因。相对人应当核实与其交易的对象究竟是自然人本人还是其所代表或代理的公司，也就是说，相对人有核实缔约当事人身份的义务。一旦认定缔约当事人是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还应当进一步核实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具体来说：一是要核实行为人的身份，如核实行为人是否为委托代理人或者职务代理人。前者主要审查有无授权委托书，该项审查主要是形式审查；后者主要审查行为人是否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人员及是否享有法定职权，行为人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乃至着装等可能给相对人行使职权外观的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委托代理中，主要考察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授权范围、授权时间；在职务代理中，需要考察工作人员的职权，重大交易还需要了解作为被代理人的公司章程、机构设置、合同审批流程等。总之，相对人审核的对象既包括人，如核实行为人的身份以及是否具有代表或代理权限；也包括章，如所盖公章的类型及真伪；还包括二者人章的结合，如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盖章；等等。就此而言，笼统地说“认人不认章”是有失偏颇的。为保障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相对人审核行为人的身份及代理权限是有限度的，在相对人已尽合理审查义务但仍未核实行为人的身份及权限的情况下，此时公司的盖章行为往往给人以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外观，使相对人成为“善意”相对人，很大程度上可能构成表见代理。当然，能否构成表见代理，还需要考察相对人是否无过失，篇幅所限，本部分对此不再展开。18、第二巡回法庭：法定代表人以虚假公章签订的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2019年第12次法官会议纪要）公司法定代表人以法人的名义对外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法定代表人具有代表公司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与外观，不论书面合同是否加盖公司公章，其行为后果均由公司承担。法定代表人使用不真实的公司公章订立合同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但若仅因为公章不真实而否认合同效力则会损害善意相对人的期待利益，亦不利于商事活动的稳定性。 加盖印章的行为意在表明该书面合同所涉内容系印章主体所为，反映的是印章所代表的主体的真实意志。虚假的公章不能够代表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实际上行为人以虚假公章订立合同属于无权代理的范畴，在公司未表示追认的情况下，合同内容所生发的法律后果或者法律责任不能直接归于公司承担，非公司意思表示所订立的合同不能够对公司发生效力。商事活动中的职务行为不同于一般自然人之间的代理行为。法定代表人是由法律授权，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其有权代理或者代表公司整体意志作出意思表示，法定代表人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代表公司所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职务行为。一个有职务身份的人使用不真实的公司公章假意代表公司意志从事民事活动，该行为是否对公司产生效力，不能仅仅取决于合同所盖印章是否为公司承认的真实公章，亦应当结合行为人所为之行为是否属于其行使职权的范围，即在假意代替公司作出意思表示之时是否存在能够被善意相对人相信的权利外观。即使未在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亦或是合同订立者擅自加盖虚假公章的，只要是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代理人代表公司而为的职务行为，并且其在合同书上的签章为真实的，仍应当视作公司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合同解释旨在确定当事人双方的共同意思，是对形成于书面的、表现为合同条款的意思表示及其相关资料的含义所作的分析和说明。不论合同书中使用的语句是否清楚，都需要必要的解释。¹加盖于合同书上的印章不是合同条款、不是意思表示本身，因此，合同解释的对象并不包含合同上所盖之印章。但是，为符合更加妥当地解决纠纷的要求，对于印章的认定不能过于机械和简单化，加盖印章的行为仍与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加盖公司公章的绝大部分行为都是合同行为，公司的生产、盈利、发展也离不开合同行为。印章对于书面合同而言意义重大，愿意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达成合意以后在合同文本上盖章，意在确定自身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加盖印章的时间也是双方合议达成的时间。而且，合同成立的地点也因最后一方盖章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因大陆法系采取到达主义，合同成立的地点影响着法院管辖权及法律的适用，更有可能影响着合同的效力。印章不属于合同条款亦非意思表示本身，但解释合同往往需要对印章进行核查和认定，解释合同还需要综合缔约人的身份并就意思表示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说明和阐释。因此，合同解释宽于意思表示解释。合同书上加盖印章，表明意思表示系印章主体所为，印章能够指向作出某特定意思表示的表意者、受领者，那么通过对印章真伪的判断亦能够协助核查、判断所谓表示的存在与否。印章在一定程度上是诚实信用的凭证，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弥补信用制度不完备的重要工具。 加盖印章与当事人签字的行为均意在表明印章或签字所指向的主体是书面合同中意思表示的发出者，二者具有同等效力。意思表示贯穿于合同的成立、生效及履行。《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合同成立必然要求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合同生效则要求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合法的。公司意思表示的形成与一般自然人作出表意行为的过程不同，公司的意思表示是指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权利主体，在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范围内所做的经营活动或者决策；而印章的表征效力是指，印章将公司内在的意思表现于外，即通过公司公章代表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作为一个组织体，其意志的表达需要通过特定的自然人代而为之。在此种情况下，该特定的自然人所为之行为并非因其个人意思而产生，而是代表公司的整体意志，在实践活动中为了能够更加明确地将两者区分开来，表明该行为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故而在法定代表人或者有权代理人签章的同时加盖法人公章。但是，在合同书上加盖法人印章的行为却无法直接确认形成于书面的意思表示为真实，这是在实践活动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有代表权或者代理权的人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从事代表、代理行为，应视同被代表或被代理者自身所为的行为，这才是合同对于被代表者、被代理者产生效力的关键。公章加盖于已然达成合意的合同之上，此时印章的真伪对于合同的效力并不能起到当然的判断作用。 公司公章是公司为了从事经营活动，在公司成立之时，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备案的具有公司全称的唯一印章，用以代表公司意志，是公司对外最有效的凭证之一，且具有很强的集合性。公司公章通常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之人执掌，公司内部管理规范一般规定公司行为需要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章同时使用。《印章治安管理办法》第13条第1款规定：“需要刻制印章的单位，只能申请刻制一枚单位法定名称章。”需要准备工商部门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公安机关出具准刻证明手续之后到指定地点进行刻制，刻制完成后需经工商部门备案、公安机关登记后方可使用。印章的保管也要符合《印章治安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实践中因为法人公章存在增刻、补刻的情况，所以便会存在公司同时持有两枚以上备案公章的可能性。法人公章的使用范围由法人决策机构授权，主要应用于经营管理事务，例如：公司性质的证明文件、财税报表、合同专用章之外的物资采买及产品销售等个别行为或者公司主要负责人认为需要使用公章的情形。公章因其对公司意志的高度代表性而使得公章的使用要求也较为严格。实践中，在实施上述经营管理具体事项时，公章的使用都需要经过主管负责人的审批和签字，并报分管领导后经公司总经理批准方可使用。公司印章在司法实践中多被解释为公司的特殊财产，在法人实在说看来，公司从成立时起即具有主体资格，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并具有独立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志和财产。公司财产不仅仅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财产权利和利益，还包括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公章等，这一观点将公司公章视为公司财产。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公司印章解释为特殊的物。该观点认为，公司印章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物，只能由法定代表人或者公司授权董事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掌管，而公司的一般员工，比如财务、办公室雇员等，仅属于形式上的保管人员。在公司印章返还纠纷案件中，仅能要求公司印章的实质掌管人履行返还义务。理论上存在法人否定一说，该说否认法人人格存在的必要性，认为公司的意志实际上为各个成员的意志之和，即使法人存在人格亦应当归属于一定的自然人或无主财产，不应当拟制为想象中的人格。但是我国立法赋予了法人以人格，即采纳了法人组织体的学说，这代表着公司可以进行独立的意思表示。鉴于公司以组织体形态存在，一个组织体无法实施签字行为，故其表示行为必然需要依靠载体来实现，即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实施签字和盖章行为，或者委托代理，经由合法授权的代理人实施。 异常公章不一定不具备法律效力。异常公章的效力争议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形：因此，异常公章亦不等同于不真实的公章，如上所述，应当结合行为人的身份、代理权限来判断以异常公章所签订的合同对公司的效力。首先，当行为人使用真实公章，却不被公章所属公司承认表意效力为真时，即合同书加盖的公司公章为真实，但其内容却不被公司认可时，应当根据行为人代理行为的性质综合进行判断。行为人此时的职务行为在职权范围内即为有权代理，合同效力自然及于被代理人，无需公司承认即对其发生法律效力。但当职务行为超越职权范围之时，便发生无权代理的效果，此时还需考虑相对人是否为善意，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其次，存在着一个公司经常性使用多枚“公章”进行经营活动的情形，此时公司对于公章的管理虽然不符合《印章治安管理办法》的规定，但对于所订立合同中加盖与备案不一致的公章却并不持否定意思。司法实践中，对于先前订立的合同书上使用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的印章但公司仍然认可其效力，而在其后订立的合同中却以公章不真实为由主张合同效力不可及于印章所属公司的情形，法院不予支持。即非由公安机关准予统一刻制的印章未经备案、公示，原则上不具有对外代表公司的效力，但若该公章此前所为法律行为已被公司认可或接受的，则该公章嗣后由公司再次使用时，可视为公司意思表示的表征。最后，若合同书上加盖公章为虚假公章，亦非以往签订的合同上的公章，而是由有代表权或代理权的人私自刻制以达到非法目的的，此时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以及责任后果是否可以归责于公司便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加盖私刻的虚假公章会弱化职务行为的特性，协议上加盖的公章不真实可以证明行为人并非在履行职务行为，至少可以证明其是在非法履职。此类协议多以损害公司法人的利益来为个人谋取私利，是非职务的个人行为。对于行为人伪造代理权凭证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私法效果，有观点认为，行为人伪造代理权凭证实施法律行为的，不构成表见代理。有学者意见称，伪造他人公章、合同书或者授权委托书的情形或者属于伪造签名亦或是并非从签发人处取得的空白文书，即便其使用的是他人真实的公章或签名，也应解释为无权代理人所作出的表示，从而依无权代理的规则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责任。在实践中，亦存在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在从事了某一行为后，公司以其加盖的是假章、所盖之章与备案公章不一致、行为人没有代表权或者代理人没有代理权等为由否定合同效力。此时关键要看盖章的人在盖章时是否有代表权或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而不能将重点放在公章的真伪问题上，迷失裁判方向。我国《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3条规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经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在通常情形中，法定代表人以登记机关备案为准。但是，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0条、第21条的规定，公司设立登记时，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以上规定则意味着，在向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之前，法定代表人已经确定并开始履行相应职务。³因此，登记并非法定代表人取得职务资格的条件，即使在未经登记的情形下，只要股东（大）会确认，其亦可代表设立中的公司。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因公司代表权而产生的外部争议时，基于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则应以工商登记为准。公司章程中规定了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用以防止其滥用代表权利作出越权行为继而损害公司及债权人的利益，但此章程规定对于第三人来说实难了解。而将第三人查询作为交易的前置条件则会极大地降低效率，因此，为了保护信赖利益，在代表人形成足以使第三人信赖的某种权限外观之时即可推定第三人为善意。就公章而言，第三人对于公章的真伪无法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判断，只能以通常人的标准去辨识。如法定代表人未经公司同意发表遗失声明，进而自行刻制公司公章并报公安备案的，第三人根本不具有辨别哪一枚公章为公司意思表示表征的可能性。以真实意思表示来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即倾向于对法人意思自治的维护，但是不能仅为了保护意思自治而忽视了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善良、诚信的第三人信赖利益之保护是经济交易稳定与安全的基石。法定代表人对外以法人名义行为，其职权来自法律明确授予，无需公司另外授权。由此可知，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事代理关系，而是代表关系。代表权的产生外在表现为相应的商事登记而非一般的授权书。《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所以一旦董事长、执行董事、经理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被登记为法定代表人，他们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活动时即可视为公司的代表机关，只要在合同书上签章即可代表公司，其行为对公司具有约束效力。代表人是企业组织架构的一部分，是法人对外交易行为的纽带。第三人只要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不知与之交易之人并非具有代表身份，即可以认定为善意。审判实践中，出现涉嫌虚假签字、加盖虚假公章的情况时，公司往往会对协议中公章的真伪申请鉴定，意图证明合同内容与签章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当公司意图恶意逃避责任时，鉴定往往成为其增加诉讼活动的复杂性、拖延诉讼进程的手段。而且恶意申请鉴定的行为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裁判的思路和方向。基于职务行为的代表关系，以推定的方式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后果归责于法人，使其概括承受行为人的对外行为后果，而不以公章真伪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事实依据，也是促进纠纷适当解决，节约诉讼资源，制裁不诚信行为的有效手段。19、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涉嫌伪造公章，出借人起诉借款人、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答：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中，担保人与债权人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并承诺在质权未设立或无效情形下，担保人作为出质人对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债权人起诉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诉讼中担保人主张质押合同附件中的相关材料存在涉嫌伪造印章的犯罪事实，应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案件移送刑事侦查机关处理。因该涉嫌伪造印章的犯罪事实并不影响案涉金融借款合同关系的成立，亦不影响保证关系的成立，故人民法院应继续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同时将涉嫌伪造印章的犯罪线索移送侦查机关处理。【观点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裁判规则》，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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