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每次发生严重的社会矛盾都与大规模的失业有关，这次城乡能否承载住？

大家想搞清楚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两张金字塔图就可以解释清楚了。我们现在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无外乎就这两个金字塔，但它们属于超稳态。

当经济结构矛盾已经深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都不敢碰。谁想真去碰一下，就会意味着“债务暴露，无药可救”。对外又不能打仗，那对内也只能继续扩大投资，维持住现在的产业资本过剩的问题不马上爆发。

如何继续扩大投资?现在提出的就是城镇化。

有一系列的问题要考虑，比如说我们如何在城镇化的基础上去构建生态社会，如何在城镇化中形成创新政府治理的条件。

例如我们现在正在乡镇做的试验，看所谓政府善意如何与社会结合形成善治，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建立乡镇良治。通过结构多样性和市民参与治理创新来形成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不仅仅把城镇化看做是一个新的投资的空间，同时城镇化还有新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创新的空间。

城镇化是中小企业和打工者返乡创业的领域，因为发展恰恰是相对远离大资，投资门槛低得多，何况很多打工者本来不愿意长期留在大城市。

为什么打工劳动力为什么跳槽这么厉害，其实不外乎就是打工者整体上是小资属性，不想降低身份成为产业工人或者工人阶级，小资外出打工的目标是成为小老板，从小资变中资。

请看现在城市郊区征地，为什么城郊村都巴不得政府来征地，是因为村民可以一步从小资跃升到中资，可以分得几套房子或者得到一大笔钱，这就是郊区农民的“农民之梦”。

现在提出的城镇化建设适逢其时，给那些想当小老板的打工者提供了一个创业的地方。由此，怎样能够形成城镇化治理创新?怎样能够让那些向中资身份跃升的小老板们、打工者们参与进来，变成社会化的治理创新。这些讨论和教科书上写的大不一样。

对此，大家可以看我们搞了12年的乡建，历史上的乡建改良思路为什么总能切合中下层社会的实际需求，在于百年乡建接地气比较多一点。

以前工业文明时代，形成工业集中的城市化，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生态文明新战略。因为我们近代的城市化体制，本源于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的集中所客观需求的标准化、规模化和它所派生的制度。

我们从“九五”时期就要把产业集群和城市带叠加在一起。那是符合工业文明要求的。因为工业化内生的需要的就是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搞城市带最适合这套要求。

然而农村文化却“十里不同风”，农业又是个自然过程，因此，农业最不适应工业集中的城市化要求。

当然，强行要把农业搞成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时候，农业自身的反抗就是制造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食品不安全，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深受其害。

例如，现在地沟油已经普遍化，却没有人再出来骂地沟油了，因为政府组织清查了老半天，请专家们来检测，发现地沟油的理化指标和普通油是一样的，既然没查出来，大家就干脆闭上眼算了，上街吃饭的人吃的基本都是地沟油。不过，今天食物安全领域的社会诚信已经被地沟油彻底毁掉了。

当我们过度把资本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一定是同步集中了过量的风险，过量的风险转化成的周期性危机虽然爆发，但往往是向“三农”转嫁危机代价的。

现在大家所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在这个工业文明历史阶段产业资本过量集中到城市所发生的问题，首先是三大资本过剩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一条件下所造成的代价向全社会转嫁。

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认识。不同在于，中国并不可能有西方所说的集权主义。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发展充分竞争的结果就是比拼招商引资，然后就导致创业资本集中，形成的风险却上交。于是，中央就得增发货币、增发国债。

关于城镇化，中央在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强调城乡一体化，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其实得呼应生态文明条件下的发展创新，关键在于城镇化所对应的主体是全国3000多万个县市区下辖的30000多个镇。

中国县以下一共是40000个乡镇，60万个左右的行政村，300万个左右的自然村，这是中国现在的区划结构。

我们的城市现在看已经算超前发展了，下一步要重点发展县域经济，特别是县级城关镇和县城范围内的中心镇。

如果我们三千个县的城关镇都得到了发展，那客观上就会使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之下向县域经济转移，否则县域经济很可能就是个口号，很难落实。

需知，承载县城经济的载体，主要是县内的城关镇和三个左右的中心镇。这样看呢，全国会有一万多个中心镇得到投资发展的机会。

做法上，首先是基本建设得到改善，然后吸纳打工者回乡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的投资。农村60万个行政村已经实现了村村通，下一步如果能配合城镇化进一步能使300万个自然村实现村村通，那周围村里农民就可以骑自行车到镇里去上下班了。

现在农村中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我们有时会认为“三农”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政治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

例如，现在农村大量出现“劣绅驱逐良绅”，结果就是“良民变刁民”，基层治理劣绅化就很难让老百姓再相信什么，整个社会的思想体系的垮塌是最可怕的。

还有城乡关系恶化。在这种不断地向“三农”转嫁代价的体制的压力之下，农民的基本的行为已经扭曲了。如果能通过社会恢复或者社会重建，真正把国家投资重点转移到城镇化上去，就可以使农民就近得到非农收入，而不至于背井离乡。

所以，生态文明与城镇化战略结合到一起，应该是四个复兴：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治理。

据此，大家不要简单地把城镇化又理解成某个主管部门的思路，它所面临的真正的客体，还是农村、农民。如果“三农”局面能维持住，这个国家尚可维持，全球大危机砸下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应对危机的社会基础。

当年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出现大规模失业时的状况，那里28%的进城农民是没有土地的人，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是转向了暴力，最终也致使大批华人受到迫害，非常惨重的教训。总之不是虚言。

中国遭遇华尔街金融海啸，在2009年曾出现过一个季度的经济下滑，沿海有6万家企业倒闭，发生2500万打工者失业，也出现了各种社会不良因素集中爆发。

幸亏那个年代，正好是国家在大规模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的时期，危机爆发时中国已经增加了上万亿的农村投资，农村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吸引了回乡的打工者，沿海城市社会恢复平静了……为此，请注意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每次发生严重的社会矛盾都与大规模的下岗失业有关。

例如，1960、1961两年7000多万失业，中国重新强调阶级斗争：20世纪80年代知青回城4000万“待业”，中国提出两个严打：20世纪90年代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中国强调维稳。

城乡一体化方面，国内外的教训很多。例如，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的发达国家都超过了生态足迹。又如，全球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都是污染非常严重的地方。

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跟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就是大量进口垃圾、人为制造着污染，用这种发展方式推动GDP，对中国来说实质性增长是负的。

发展中国家生态系统下降是非常严重的，而发达国家略有好转。如果我们在社会问题上继续想农村系统转嫁代价，那发生社会对抗性矛盾冲突也就不远了。

还有些应该讲的，下面列出相关要点：

一是在以往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交流中，欧洲、亚洲的日本韩国“转型城镇”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二是我们一直强调农业三产化，强调综合性农民合作社。

三是就乡村旅游而言，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乡土文化最适应“个性化定制”，因为千差万别的与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自然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参与休闲农业和“三慢”生活，让中产阶级体验生态化的“四洗”，这就变成市民下乡新的消费内容。总之，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创新机会，取决于你如何去发现题材。

还应该提炼以上讲述中的理论问题:

其一，农村存在的是“三农”问题和“三治”问题，“三农”是经济基础，“三治”是上层建筑。

其二，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有过四次外资进入，每次外资都造成对外债务演变为国家财政严重赤字，也都带来两个次危机，每次危机都向“三农”转嫁代价，能转嫁成功城里就软着陆，否则就是硬着陆。需要了解硬着陆的例子，如1960年和1980年，没有成功向农村成功转嫁，出现在城里硬着陆。

其三，中国政府是不可能集权的，是因为中央政府长期是没有财政能力的。当出现大危机的时候，只有中央和地方共同受害，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够被地方所接收，否则地方是长期抗拒宏观调控的，中央手里没财政是指挥不了地方的。(关于三次“圈地运动”，可查阅往期文章温铁军：三次“圈地运动”是如何引起的？。)

其四，如果讲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中国目前的现行体制看，实现的难度非常大；如果我们在城镇化问题上能够率先推进一体化，引导市民下乡、引导农业生态化进程、引导返乡农民去城镇创业、引导有“余钱剩米”的市民到农村去创业……

总之，如果这些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经验都能够做到，那么，也许城乡一体化能够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有所体现。

结论：新型城镇化是生态文明多样性与市民农民相融合的过程。

（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2013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