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苦涩人生,禅意世界
整理编缉_《当代国画》
文章来源_网络
苦老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凡是接触过他的人几乎都是这么说。
传奇在哪儿呢?
。。。。。。
1972年初,在苦禅老人的缘合下,我和李燕成了婚。至1983年老人去世,我与他共同生活了十二年,但是没有读懂他。那时我也会跟在婆母李慧文和李燕的后面,为他的“说话没遮拦”而着急和揪心。
但是近几年,我似乎读懂他了。因为在这十多年里,为了整理苦禅老人和我父亲漫画家孙之俊的资料,我查阅了许多历史文献,对近百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文学家有了重新的认识和了解。当他们每个人的学术观点和成就,成为历史,尘埃落定的时候,方显出各自客观清晰的面目。由于苦禅老人的个性与成就,使他的形象在那一代从历史沉淀出来的艺术家中,显得更具淳朴、厚重、丰富而生动的传统内涵和生命力。
虽然苦禅老人在北平沦陷时期曾为掩护八路而被捕受刑,当时的社会舆论评价很高;虽然他出身贫苦,为求学拉过洋车,按阶级成分说,起码应该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吧,但是为什么在不断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反而变成“落后分子”了呢?
1958年美院教师开会座谈“大丰收”。现在的人都能冷静的知道,“丰收”是要有科学基础的,但是在那虚夸的年代,人人都得赛着报捷,造成“捷报频传”之势,否则就跟不上形势要挨批评。轮到了苦禅先生发言,他操着那一口山东话说:“听人说有个地方大丰收,一亩地收的粮食比平地刮下三尺土的份量都沉”,说到此处,自己都忍不住要笑,“还有一个地方,有人挖出块大白薯比他爷爷还大,哈哈哈!”全场顿时哑然,不知道他是“正说”呢还是“戏说”?主持会的人赶紧请下一位发言。
1976年,作为美协负责人华君武对他说:“苦禅同志,请你明天参加一个会。”“这会??我知道你心直口快,当然该提的嘛还是要提的??可是明天这个会呢,你就多听听吧??”“不让我发言,不让我多说话,是吧?那我就别去了!”“让我去,又不让我说话,哪我去干什么?行行行,我去只听不说。也真够难为你的呀!”说到此,两人都乐了。
这个颇具戏剧性的小情节非常说明问题:苦禅先生的率真真是已经达到了“路人皆知”的程度,华君武同志以其诚恳的态度巧妙地提示,完成了邀请的任务。
他“率真”的原则是什么呢?从上面几件事就能看出:不实事求是的,他不盲从;位高爵显的,他不逢迎;莫须有的,他不屈从,这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士人”境界。然而他又有着极为善良与柔情的一面。
1949年,李苦禅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受到冷遇,没安排课程,生活极为清苦。一天他看到家门口围了一圈人,当中一位大汉在耍刀使枪,有人不时丢下几个钱,显然是卖艺的。他便拨开人群大步走入圈内,对那大汉说:“你的功夫不到家,我给你练两下子。”说着,又从家中取出了自藏的鲨鱼皮鞘月亮盘护手的双刀,瞬间抽刀,起势,舞了起来,最后将一把大刀朝空中一抛,单手在背后接住,收势。要知道这可是开过刃的宝刀,多悬啊!令观众一惊,顿时响起一片叫好之声。围观的人们纷纷扔下了钱,只见那大汉把地上的钱拾到匣里,送到他的面前,连说:“好功夫!这钱理当是您的。”可是苦禅先生却说:“我不要钱,我这是为你帮个场子!”说罢扬长而去。
有一位老友向苦禅先生索画,因为忙,搁置了几天,不料这位老友竟去世了。他知道以后追悔莫及,立即挥毫画了一幅《白荷》,并题上了这位亡友的名字,尔后亲自烧掉以祭亡友。他一直看着焦纸片儿的火星星随风散尽,才回到屋里,并且叮嘱李燕“凡日后有上年岁的让我画画,你要记下来,我得先赶紧画,岁数大的人与世不久啊!”
有人在王府井和平画店见到李苦禅与许麟庐在谈话,亦趋前攀谈,并且一直跟到苦老家中,一再诚恳地说:“我真喜欢您老画的鹰,可惜太贵了些。”苦老说:“不必买,我现在就给你画。”说着说着就挥笔画开了。待这幅四尺中堂《雄鹰图》画完,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苦禅先生留他在家吃饭。时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每个月的半斤定量肉统统地待了客,可家里人呢,却在另一屋里吃素。这位爷餐后携画而去,苦老热忱送出大门才回来。此时家里人问:“他是谁呀?怎么没见过?”苦禅先生怔了一下:“他说他爱书画,忘问名字了。”又赠画又招待吃饭,他竟不知人家叫什么!只是因其爱书画便视为同道,也太轻信了吧?!谁知后来此人又来多次,要去了大大小小多幅画作,苦禅先生皆是无偿赠送。然而日后此人对苦禅却甚刻薄,老人只是摇摇头叹息而已,再不愿提及。
1977年,为支持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的筹备工作,苦禅先生在一年里义务作画130多件。当时主持筹建工作的黄胄先生一碰到难处就向苦老求援,批柴油,购沙子,买水泥,备石料。为此,年底有关部门送来节日慰问费200元。苦禅先生说:“慰问费怎么这么多?”
1980年,老人赴香港举办《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展》,李燕陪父母一行三人随展赴港。在宴席上,盛情的主人问:“李老喜欢用点什么?”他笑道:“我是有腿的不吃板凳,有翅的不吃飞机。”“客气啦,请点菜嘛!”“我会点什么?我是吃混合面儿、杂合面儿(日军侵占北平时的一种劣等粮)过来的,会点什么呀!”下榻处也不是豪华酒店,而是新华社招待所。即使如此简朴的住所,他仍要让李燕退掉一套房间,搬到他们老俩住的那套房内。每晚睡在外屋沙发上。他说:“这样国家开销少些。”有人不解地问:“人家大画家都住大酒店,您一家怎么住招待所?”他连说:“那太贵,在这里住心里踏实些。”“您们的画展不是能赚钱吗?”“那是给国家作贡献,少开销些国家就落得多些。其实住这里比我家里还强得多哩!再说,要是住进那高级地方,不成了刘姥姥进荣国府了吗?真要露了怯影响不好,还是住这里自在。”在港之日他每天忙于接待四方来客,照应画展,难得出门逛街。老人在港13天,只应邀去过一次山顶公园,为的是俯瞰当年“租让”出去的香港。另外还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宣讲中国文人画的大写意精神,又参观过一家国货公司,只看了一场电影。回京上飞机时,他不提洋货,只攥着一大把香港郁郁葱葱的“万年青”,一直攥到家中,亲手插养在古瓷瓶里。
金钱的概念对于苦禅先生来说是极其模糊的,大康(康殷)先生谈到这方面的事例,感慨地说:“苦老是我见过的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苦禅先生不是不知道钱的重要,年轻时他经常被钱所困。解放前他就无数次地以自己有限的画酬资助地下工作者和穷学生,谁不知道干什么都得用钱呢?!但是他却从来不以自己的艺术作品作为获取高额金钱的手段。因此很多人笑称他“傻”,其实这种“傻”正带有传统文人的清高,在他的心里最高尚的是他的艺术,绝不可以被金钱玷污了。
1976年,金风肃煞之秋,有关部门的干部来问苦老损失文物的线索,以便查找到归还给他。他说:“别问了!谁偷掠了文物谁当财物存着,你一追,他就当赃物给销毁啦!你不追,等到他灰孙子辈儿上许能拿出来换个棺材本儿。这文物本是咱们祖宗传下来的,只要能传世,不论在谁家都行。”
又有单位按通知规定,让李燕去认领1966年至1976年间被查抄的散乱文物,苦禅先生再三叮嘱:“上次叶浅予和陆鸿年把错还给他们两家的那些东西都退给咱了。这时候可正是看人心的时候,咱们要有错领的文物也一定要还给人家啊!”正巧,在李燕领到的“杂画一批”中发现一卷儿20件黄宾虹未装裱之作,内有二、三件画上题有李可染上款。他马上交还工作人员收好,并立即到李可染先生家通知佳讯。李老喜出望外,要以赠画答谢,李燕未要,只是赶回家来禀知父亲。苦禅先生也很高兴,在场的友人开玩笑地说:“还不趁早跟可染先生讨张牛?”苦老连说:“物归原主是做人的本份,再向人家讨画,那太小器了!不可!不可!”所以,至今李燕藏品中也没有一件可染先生的字或画。
这是苦禅先生做人的标准,他的这个标准很清楚——正直,不失人格。诸如此类的故事很多很多,古人常说,“画如其人”,“字如其人”。在这里我为什么加上“古”字呢,是因为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写字了,完全依靠电脑打字,如果非让他写也是歪七扭八,连笔顺都不对。但是我绝对不能说“其人是歪七扭八”的吧?!苦禅先生绝对做到了“画如其人”,“字如其人”。在他的画里,描物写景则疏朗大气;抒发心境则爱恨相生;议理明志则泾渭分明。在他那一代,他是全面继承诗书画与金石美于一体的画家。绘物写意,妙合眼前;剖事议理,纵横千古。在他的画面中、无论是大禽小鸟,鲲鹏雄鹰,鱼龟蝦蟹,牡丹荷花,还是松竹梅兰,蔬笋瓜果,皆是画以情显,情因画发,借画寓理,理归于诚,充满了人性化的意境和人生的哲理。使观画者只顾睹其性情襟怀,而忘却了观其“随缘忘法”的技巧了。他是以庄骚之情理,超纵之笔墨作画。
这是我几十年研究拜观苦禅先生作品之心得。究其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那是由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研习、运用和继承的结果。
黄埔四期的文强将军,曾在电视镜头前忆谈拜访同乡白石老人时见过苦禅先生,并且在白石画屋聆听过苦禅先生讲《易经》。
1945年日寇投降,文强将军北上,过北平,一行四人前往跨车胡同齐白石家拜见这位湘潭同乡画师。叩门后,开门迎接者是一位气宇轩昂的高个子男子,将一行请进“白石画屋”,齐翁向文强一行介绍这位男子:“这是我的弟子李苦禅,他到我这里拜师以前已经画得很好喽!好读书,还深通《易经》呀!”文强说:“我一直对《易经》感兴趣,可惜忙于政务,无暇专攻啊!今日来主要是拜访我们同乡长者白石老先生,三天后我想专程来,请苦禅先生讲讲《易经》,好不好?”齐翁师徒都欣然同意了。
三日后,文强将军一行四位如约而至,白石老人早已嘱咐摆好了座位,李苦禅也立于主讲座位前迎候。请诸位落座,李苦禅即开讲,唯白石老人因有人订画,仍立于画案里侧作画。文强倾耳听讲,嘱同行者记录。讲到“热处”,白石老人竟放下画笔,也拉来椅子坐下,李苦禅见恩师如此举动,不禁停讲,白石老人立即举手示意,说:“讲下去,我也要听,我们一道学《易》论《易》才好。”文强将军说:“讲得好!我们文家的祖宗文天祥讲的‘法天不息’就是苦禅先生所讲的‘乾’卦的精神,要效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嘛!他的详释更加深了我对‘法天不息’的理解。苦禅先生讲的‘阴阳’变易,不仅可用于如何处理写意画的黑与白,刚与柔的关系,也用于敌与友的关系,苦禅先生讲‘可以化敌为友’很合《易》理的。”白石老人不断点头,大家的谈兴更浓了,李苦禅在恩师的如此鼓励下讲得也更加起劲。一时间,“白石画屋”竟变成了“《易》学讲堂”。
是年李苦禅46岁,正值壮年。他与恩师白石翁以及南方的黄宾虹老先生,皆把国学中被古贤尊为“众经之首”的《易经》思想融入自己的人生与艺术实践和教学之中,这在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而经学日淡的岁月中,实属难能可贵,于画坛尤属罕见的幸事。直至苦禅先生老年,在《易经》被打入“封建迷信”禁区时,他仍尊孔子教导“吾道一以贯之”。1961年曾致信晚辈画家李巍:“中国文人画作之理,其要在《易》。”并与来访的中央美院史论系毕业生薛永年谈及学《易》。当然,在“家学”中也要李燕好好继承祖先的《易》学。
这是苦禅先生的根基!他在北京国立艺专学习油画时期,却转身拜师齐白石,自有他对西方艺术和传统艺术的认识过程。而他之所以有此方向性的转移,是他从土生土长的中华文明沃土中,从易、儒、释、道等传统哲理中汲取的养分所决定的。在他的心中和笔下,黑中有白,白中有黑,阳刚与阴柔相济,飞动与静寂并存。加之多年文化积淀和笔下功夫的磨炼,在他的画中才浑然形成了必达之意与难显之情的高度结合。
20世纪50年代前期,苦禅先生曾有一首题画小诗,颇有唐偈禅意:“人道我落后,我处亦自然,等到百年后,或可留人间。”这四句如大白话的诗中蕴含的坚守、冷静、直白和坦荡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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