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考古学期刊《《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发表了莱顿大学王宸为第一作者的基于铅釉陶器同位素分析汉代社会流通的最新科研成果《Exploring circulation dynamics in Han Dynasty China: insights from isotopic analysis of lead glazed p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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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铅釉陶器的分析，探讨铅资源的来源及其流通模式。研究选取了四件陶器样本，结合类型学研究、元素化学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分析进行探讨。研究结果与“铅矿区” （铅矿省和矿床）和 “铅使用区” （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出土的含铅文物）数据库进行比较，以评估每个样本的铅来源，并分析这些铅资源的使用范围及其时空分布特征。本研究在六个样本中鉴定出三组不同的铅来源及其可能的流通时空范围，并提出了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与东汉（公元25年-220年）之间铅供应网络可能变化的假设。此外，研究还指出从西汉到唐代（公元618年-690年），铅资源流动模式可能发生的变化，反映了长距离运输能力的提升以及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分工与交流网络的发展。研究成果深化了对汉代经济和政治动态的理解，并强调了通过铅釉陶器的铅同位素分析探究资源流动的重要意义。
釉是一种玻璃质的覆盖层，能够在陶器表面形成连续的涂层。在中国，低温釉主要指铅釉。铅（Pb）在烧制过程中起助熔剂的作用，其熔化温度范围通常为800℃至1000℃，但部分学者将该范围定义为700℃至900℃ (Zhao & Wei 2020; Luo & Zheng 2022)。
在中国陶瓷史上，低温铅釉陶器以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的绿铅釉陶器和唐代（公元618年-907年）及辽代（公元907年-1125年）的三彩陶器为代表，逐渐崭露头角。中国最早的铅釉陶器证据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齐国都城遗址中出土的（Lang & Cui 2017）。铅釉陶器在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广泛流行，并在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期间的生产量迎来首次高峰，随后逐渐衰退并最终消失。经过数百年的沉寂，铅釉陶器在唐代（公元618年-907年）以三彩陶器的形式重新兴起并得到发展（Luo & Zheng 2022; Wang 2013）。
汉代的铅釉陶器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数量相较于泥质灰陶稀少、不具备日常使用功能以及形制上缺乏独特性。
首先，铅釉陶器的数量明显少于同期的泥质灰陶。例如，在烧沟汉墓中，铅釉陶器仅占发现陶器总数的4.4%，而泥质灰陶仍是墓葬中主要的陶器类型（Wang & Tian 2010）。即便在铅釉陶器最繁荣的时期，其在墓葬中出现的数量仍低于泥质灰陶。例如，在东院墓地中，含有铅釉陶器的墓葬占东汉早期墓葬的94%，但这些墓葬中铅釉陶器在所有陶器中的比例仅为34%（Xu 2019）。此外，铅釉陶器在汉代的分布也极不均匀，主要集中在河南和陕西两省，与其他地区相比数量更为突出（Wang 2013）。
其次，铅釉陶器不具备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尽管在墓葬背景下具有其独特的功能）。这些器物通常显示出制作遗留的痕迹，如修整痕（即修整过程中留下的表面划痕或线条）、接缝、刷痕，以及釉面流淌的痕迹。此外，釉层有时不均匀且易于剥落（Wang & Tian 2010）。
第三，铅釉陶器，特别是器皿类，缺乏独特的形制和风格。除了釉的存在外，其基本特征与泥质灰陶极为相似（Wang & Tian 2010; Chen 2005）。在古代中国，铅釉陶器的使用可能因其易剥落的釉层和有毒的铅含量而受到限制，因此铅釉陶器主要出现在墓葬背景中，而非居住遗址中（Wang & Tian 2010; Xiong 2014; Wang 2013）。由于其非独占性形制和粗糙的工艺，铅釉陶器被视为青铜器（或带铜锈的青铜器）和漆器的经济型替代品（Wood 1999）。
中国汉代铅釉陶器的初步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由苏秉琦主持开展（(Su 1948）。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汉代铅釉陶器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扩展（Wang et al. 2022; Dong et al. 2020; Wang 2013）。关于铅釉的研究聚焦于多个方面，包括其起源、发展、演变、生产技术、装饰风格、分布模式、类型学分类、墓葬背景、区域性研究以及其与玻璃和faience的关系（Luo 1990; Chen 2005; Yang 2005; Yu and Teng 2008; Xie 2010; Wang and Tian 2010; Tang 2011; Du 2011）。此外，研究者如Zhang and Zhang（1982）、Zhu et al.（2010）以及Wang et al.（2019）也对铅釉的化学成分及其腐蚀特性进行了分析。
在全球范围内，铅同位素分析已被广泛应用于陶器和釉料来源的研究。例如，Wolf et al.（2003）对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伊斯兰铅釉陶器（公元8世纪至14世纪）进行了铅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釉料所用的铅来源于包括伊朗、突尼斯、撒丁岛、西班牙和金牛山脉等遥远地区。Huntley et al.（2007）研究了新墨西哥州里奥格兰德地区的陶器生产，强调了使用来自多种来源的混合矿石的情况。Renson et al.（2013；2014）通过铅同位素分析区分了塞浦路斯的本地和进口陶器，并显示某些陶器材质类型与不同的铅同位素组成相关。Medeghini et al.（2020）研究了不列颠尼亚的陶器沉积物，特别关注其在罗马建筑陶器中的作用，突出了不列颠群岛对罗马帝国陶器工业的贡献。Paghi et al.（2024）通过铅同位素分析研究了意大利的锡釉陶器（maiolica），确定了不同生产中心及其原料来源。
其他同位素分析也被应用于陶器研究中。例如，Ma et al.（2014）对中国越窑和景德镇的不同器物中的草木灰釉和石灰釉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不同石灰来源和生产技术的独特同位素特征。Renson et al.（2021）将同位素分析扩展到古代墨西哥早期成形期陶器中，利用铅同位素和锶同位素成功区分了不同的生产中心，识别了进口陶器，并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生产策略的新见解。Frigolé et al.（2024）提出了一种多同位素方法，将锶同位素、钕同位素和铅同位素结合使用，以更好地理解南美陶器的来源。
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釉料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唐代及其以后的三彩釉陶器以及战国时期的一批低温釉陶器，而对汉代铅釉陶器的研究相对较少。铅同位素分析被公认为研究釉料中铅来源的最有效方法（Henderson et al. 2020），并已应用于中国古代釉料的研究（Shen et al. 2019；Henderson et al. 2020；Shen et al. 2018；Tatsumi et al. 2011；Chang 2019；Chang et al. 2021；Cui et al. 2010）。然而，目前关于中国釉料的铅同位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唐代三彩釉、辽代釉陶以及渤海国（公元698年-926年）的釉陶。针对汉代铅釉陶器铅同位素特征的研究仍然极为稀缺。
本研究首次对四件汉代铅釉陶器的铅同位素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标志着这一领域的重要进展。通过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本研究为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提供了宝贵的见解，涉及贸易网络的探索、技术进步的解析、艺术演变的研究，并丰富了中国陶瓷史的整体背景。
本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图1）来自哈佛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具体来说，编号2006.170.191的器物为“山水纹饰碗”，编号2006.170.197的器物为“锥形盖圆柱形三足器（奁）”，编号2006.170.200的器物为“熊形底座灯具”，编号2006.170.202的器物为“龟形底座博山炉”。（详细描述见原文Appendix.A。）
Wang, C., De Ceuster, S., Eremin, K. et al. Exploring circulation dynamics in Han Dynasty China: insights from isotopic analysis of lead glazed pottery. Archaeol Anthropol Sci 16, 189 (2024). https://doi.org/10.1007/s12520-024-02096-0
作者王宸，目前就读于荷兰莱顿大学考古学院，2020年本科毕业于中国山东大学考古系。目前研究课题为：结合铅同位素分析和计算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矿石和器物的铅同位素比值。更多个人信息请访问个人主页：
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staffmembers/1/chen-wang#tab-2
论文在线链接：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520-024-020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