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霍译《红楼梦》牙牌令的
知识生成方式、原则与动机
姚奕吟 许 多
引用信息：
姚奕吟、许多. 2024.论霍译《红楼梦》牙牌令的知识生成方式、原则与动机［J］. 当代外语研究（5）：33-44.
摘要：作为《红楼梦》的重要英译者之一，大卫·霍克思出于热爱，完成了这部作品的译介。通过翻译，霍克思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文学价值和文化内涵，使这一经典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以《红楼梦》中牙牌令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探讨这一中国传统知识在译者霍克思笔下再现于英语读者的知识生成方式，以此深入分析霍克思在知识生成中的内在原则和行为动机。知识生成方式、内在原则和行为动机三者有机统一。知识在文学文本中的生成与译者整体的翻译行为紧密相连，与其行为动机也相吻合。译者在行为动机的指导下，根据内在原则采取不同的方式将知识再现，即生成知识。霍克思从情节叙事的连贯与完整和读者接受下的可读与易读出发，坚持以译介核心知识为主、减轻非核心知识负荷为辅的内在原则，采取了看似矛盾的信息增添和删减的两种处理方式。霍克思英译牙牌令的知识生成彰显了译者如何在文学作品的知识生成过程中发挥其主体作用。
关键词：大卫·霍克思；《红楼梦》；译者主体性；知识生成
0. 引言
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深入思考知识与翻译的关系。2021年末，杨枫发表了《知识翻译学宣言》和《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两篇文章，厘清了知识、语言、文化三者的关系，提倡知识返本还源，让翻译研究不再囿于语言的羁绊和文化的束缚，从而得以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杨枫 2021a: 2)。在杨枫看来，“翻译与知识二者紧密相连，互为依存。知识是翻译的存在和目的，也是翻译的理论和方法；而翻译是知识的世界性再生产和再传播。翻译的知识属性使翻译成为学科之王”(杨枫 2021b: 2)。李瑞林(2022: 51)指出，“跨语言知识迁移是翻译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底层逻辑，也是翻译知识融通性、系统性建构的重要起点”。同样，陈大亮(2022: 49)也指出，“自有翻译实践的时候起，知识就存在，知识与翻译相生相伴，不离不弃”。由此可见，译者的翻译活动会打破知识的非对称性结构，推动知识从地方流向世界。译者对知识进行译介，知识由此而延续与再生，这一过程即为知识生成，对其进行研究可以窥见译者知识生成行为背后的方式、原则与动机。
被誉为“百科全书”的《红楼梦》涉及多维度的知识，译者霍克思在翻译这些知识时，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以牙牌令为例，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宴会游戏，行令者根据牙牌牌面作令，兼顾文雅与趣味。霍克思通过考据中国传统史料，从牙牌点面所代表的具体形象升华至其所蕴含的抽象象征，运用溯源、类比、联系等多种学习手段了解和接受牙牌令这一知识，最终通过翻译让牙牌令这一知识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得以再生。通过回溯这一过程，可以深入挖掘译者霍克思知识生成的内在原则及其行为动机。
1. 霍克思知识生成的方式
信息的增添和删减是霍克思加工和再生产牙牌令这一知识的具体方式。霍克思主要通过翻译文本来实现知识生成，除此之外，他还增添了一系列附加信息来丰富译文，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添加副文本、将专有名词首字母大写等。这些附加信息使译文更加丰富且更为准确地传达原作中的知识内容，增强了译文的完整性和可读性。霍克思还倾向于在翻译中对拟生成的知识进行选择，重点生成核心知识。对于核心知识，霍克思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这里的核心知识指的是对情节叙事产生直接影响的知识。而对于原文中的冗余或细枝末节的知识也就是非核心知识，他通常采取删繁就简的处理方式，以减轻相应的知识负荷。以上行为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精选出影响读者理解主要内容的知识，同时删减那些无关紧要的知识，以确保译文更加流畅和精炼。信息的增添与删减看似矛盾，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霍克思却运用得非常频繁。本节将围绕这两种处理方式分别举例论述。
1.1 信息的增添
在翻译牙牌令时，霍克思习惯在正文中进行增译来补出一些信息。如下例所示，霍克思增添了《西厢记》和杜甫诗歌的相关信息，来帮助英语读者理解这些知识信息在小说情节叙事上的作用。
例(1)
鸳鸯又道：“左边一个‘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听了，回头看着他。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鸳鸯道：“中间‘锦屏’颜色俏。”黛玉道：“纱窗也没有红娘报。”鸳鸯道：“剩了‘二六’八点齐。”黛玉道：“双瞻玉座引朝仪。”
(曹雪芹、高鹗2005: 546)
译文：
‘Sky on the left, the good fresh air,’ said Faithful, putting down a double six.
‘Bright air and brilliant morn feed my despair,’ said Dai-yu.
Bao-chai, recognizing the quotation, turned and stared; but Dai-yu was too intent on keeping her end up to have noticed.
‘A four and a six, the Painted Screen,’ said Faithful.
‘No Reddie at the window seen,’ said Dai-yu, desperately dredging up a line this time from The Western Chamber to meet the emergency.
‘A two and a six, four twos make eight.’
‘In twos walk backwards from the Hall of State,’ said Dai-yu, on safer ground with a line from Du Fu.
(Cao 1977: 301)
在这一情节中，黛玉行牙牌令时，引用了《牡丹亭》中的诗句“良辰美景奈何天”(汤显祖2005: 53)，随后又参考了《西厢记》中的“纱窗外定有红娘报”(王实甫2005: 55)。黛玉的这两处引用并非偶然，事实上，黛玉在原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这一章回中，就已经和宝玉共读了西厢。因此，黛玉才会在牙牌令一情节中，情急之下引出《西厢记》中的诗句。同时，黛玉的引用也引发了第四十二回的故事，宝钗劝诫黛玉“看杂书容易移性情”这一情节(曹雪芹、高鹗2005: 567)。由此看来，霍克思所增添的“The Western Chamber”，点明了此处引用出自何处，对于上下文情节的连贯至关重要。倘若霍克思未在此处点明“《西厢记》”这一信息，读者便会出现阅读的断层。黛玉的前两令分别出自《牡丹亭》和《西厢记》，所以，最后一令，霍克思补出“on safer ground with a line from Du Fu”(Cao 1977: 301)这一信息。在他看来，黛玉引用杜甫的诗句“双瞻玉座引朝仪”(杜甫1998: 126)，较于前两令引用“杂书”，是相对稳妥的做法。霍克思补出“《西厢记》”和“杜甫”这两条信息，显然加入了译者自身对情节发展的考量，这也恰恰体现了译者对背景知识的觉察。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思曾做过杜甫诗歌的翻译，他译写的《杜诗入阶》也反映了他对杜甫诗歌的个人理解。霍克思对杜甫诗歌整体风格的把握使他能够进一步思考黛玉诗学观点与杜甫诗歌之间的关系。在《红楼梦》前四十回中，曹雪芹曾多次引用杜甫的诗歌，第四十回至八十回中，黛玉与杜甫诗歌的关系越加频繁。因此，霍克思选择在此章回增添“杜甫”的信息，也是为后文做了良好铺垫。
除了上述对正文进行增译，霍克思还偏好通过副文本的方式增添信息，补充背景知识，以帮助读者理解。针对牙牌令这一知识，霍克思在文内增添了许多信息，例如文后的附录(Hawkes 1977a)。附录中不仅解释了何为牙牌，还对牙牌和多米诺骨牌进行了区分。他灵活运用类比学习法，指出将“牙牌”译为“domino”的原因在于二者外观的相似性。霍克思将纸牌、牙牌和多米诺骨牌三者放在一起进行讨论，阐释道“牙牌不同于我们的多米诺骨牌，玩法更接近于纸牌”，并举例了部分牙牌的牌名比如“‘两个六’名为‘天’”，认为这些是约定俗成的名字。但是他也注意到有些参与牙牌令的玩家会改变常规的命名方式，赋予自己的解读，例如“‘一个幺’这样的点面，通常与‘红日’或‘樱桃’联系在一起”(Hawkes 1977a: 586)。霍克思以文后附录这一形式对牙牌令这一知识进行解释，增添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从而帮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相关情节。
此外，霍克思还罗列了行令者及其牌面，他将牌面绘制成图，用黑白来区分绿红二色，让英语读者清楚直观地明白牙牌令及其相应的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牌面在原书中并不存在，是译者霍克思根据书中人物鸳鸯的口述，自己绘制而成。通过他的绘图，读者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这一知识，也更方便理解原文中牙牌令的游戏规则。
1.2 信息的删减
霍克思倾向于对非核心知识进行内容上的删减，以保证译文的整体呈现。比如，他并没有过多解读牙牌令这一整个宏观知识中的一些附带知识，如乾坤卦象、文学引用或历史典故等等。这些知识具有非核心、边缘性的特质，和主要情节与叙事关联较弱。对于此类知识进行解释或关注过多，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使其阅读重心发生偏移。这种删繁就简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减少读者的负担，以情节为重，使译文更加清晰，从而使读者更易于理解原作并沉浸其中。
例(2)
六桥梅花香彻骨。(曹雪芹、高鹗2005: 543)
译文：
By Six Bay Bridge the flowers smell sweet.
(Cao 1977: 300)
例如，贾母的“六桥梅花香彻骨”一句，提到梅花相关的典故。前者“六桥”代指六点，指的是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和映波六座桥，这六座桥为北宋词人苏轼所修，建于杭州西湖苏堤之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贾母的博物洽闻。霍克思选择将其简单译为“Six Bay Bridge”，仅使用首字母大写进行强调，并没有过多补充相关知识，原因就是这些知识对小说情节叙事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与小说其他部分的情节叙事或人物形象建构也并未形成关联和呼应。
例(3)
日边红杏倚云栽。(曹雪芹、高鹗2005: 544-545)
译文：
Apricot trees make the sun's red-petalled floor.
(Cao 1977: 301)
同样地，与湘云相关的牙牌令“日边红杏倚云栽”一句，出自唐代诗人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一诗，意为及第者有所凭恃、承蒙皇恩。它曾在《红楼梦》一书中频繁出现，分别在第五回、第四十回、第六十三回以判词、牙牌令、花签的形式出现。曹雪芹行文中惯用谶语，或吉或凶，都起到预示人物结局的作用。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湘云的命运，这句诗都提供了一定的方向指引。但是，霍克思将“日边红杏倚云栽”译为“Apricot trees make the sun's red-petalled floor”，显然只译出了该诗的字面意义，对于其后的谶语则规避不提，留够空间给读者自己去体会。这是霍克思的有意处理，虽然该诗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但他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回避该谶语的解释，就是为了保留该诗句作为谶语的意义。谶语一旦被解释，就失去了其价值，对读者而言，也就失去了阅读的意义，小说本身的精妙也就难以在译文中再现。在宋淇和霍克思的信件中，“霍克思说道，‘我在译文中也不加任何解释，因为我想在译文中保存一点不可解的谜，就像原作中有浑不可解之处一样’”(宋淇2000: 338)。所以，霍克思对非核心知识的删减也可谓是他的一种别出心裁。
霍克思善于在翻译中区分知识类别。在处理核心知识时会增添信息，以确保读者能够全面理解相关概念和情节，从而更好地融入到原作世界中。而在处理非核心知识时则会删减琐碎信息，以保持译文的简洁和流畅。这种看似矛盾的知识生成方式反映了霍克思对小说叙事与知识生成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本质上是对小说情节叙事的高度关注。他不仅注重传达作品的核心意义，还聚焦读者的阅读体验，力求在保持准确性的同时，使译文更具可读性和可理解性。究其原因，就需要回归到霍克思对知识生成所秉持的内在原则。
2. 霍克思知识生成的内在原则
上述的两种知识生成方式看似矛盾，实则反映了霍克思对知识的翻译态度。在曹雪芹原作的基础上，霍克思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有自己生成知识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霍克思所采取的知识生成原则体现了译者与知识的动态关系，他坚持以译介核心知识为主、减轻非核心知识负荷为辅的内在原则。
2.1 以译介核心知识为主
霍克思关注并重视牙牌令这一核心知识，致力于通过多样的翻译方式把知识呈现给读者，方便读者对知识的获取。“牙牌令”显然被霍克思归入核心知识的范畴，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它所牵涉的第四十回中近五分之一的篇幅都围绕它展开，除此以外，第四十回的回目名中也提及了牙牌令。所以，牙牌令是一个不得不向读者介绍清楚的知识，这样读者才能流畅连贯地阅读该情节。显然，霍克思在翻译牙牌令时，并没有只盯着牙牌令的词句，也没有将自己变成语言文字转换的奴隶。通过考察霍克思的英译笔记和翻译手稿可以发现，霍克思尝试积极运用各种语言外因素来呈现知识。霍克思跳脱出文本，把牙牌令这一知识所牵涉的术语首字母大写，来凸显其特殊，如将“锦屏”译为“the Painted Screen”“花九”译为“the Flowery Nine”。“定冠词+首字母大写”这一固定牌名的方式也体现了霍克思聚焦核心知识的语言外译法。
除了改变文字样式，纵观霍克思译本，他还通过绘图等方式来阐释牙牌令这一核心知识，这也是霍克思作为译者别具匠心之处。霍克思自己参照刘遵陆的《牙牌参禅图谱》等书，绘制成《红楼梦》中各人物的牙牌牌面。他不仅罗列了牙牌的点面，还根据此书进行学习。例如，他仔细学习了该书“四季结同心圆”和“乞巧词”部分，其中多次出现锦屏(四六)这一点面，而黛玉中间的点面正是“中间锦屏颜色俏”。故此，霍克思将所有涉及四六点面的部分都收集了起来，他在笔记中写道：“四六：锦屏人”“四六：锦屏风遮不住斗牛宫”，甚至还作了相应的记号“锦屏=4:6”。霍克思的笔记展现了他努力将四六这一点面与中国传统的意象“锦屏”联系在一起所做的考据和尝试。当涉及黛玉的二六点面——“双瞻玉座引朝仪”时，他会将其与二五点面做比较，来分析二者因点面不同所造成的命名差异。此外，他还对贾母的五六点面——“六桥梅花香彻骨”进行了同样的学习步骤，先是列出《红楼梦》书中的诗句，然后在参禅图谱中找到佐证，即“六五：方见六桥梅蕊”(Hawkes 2000: 70)。此外，他还参考了其他关于牙牌的资料，如俞樾《春在堂杂著》中的“新定牙牌数”和收录在《昭代丛书》中郑旭旦所编的“混同天谱牌”。
根据霍克思(2000)的英译笔记，可以推断这些牙牌是霍克思自己绘制而成的，原因是绘图存在部分疏漏。例如，贾母的最后一张牙牌为“六幺”，霍克思所绘制的图为幺点在下，六点在上。而实际的牙牌牌面应该为幺点在上，六点在下(见图1)。
图1霍克思(Hawkes 1977a: 586)绘制的牙牌点面与实际的牙牌点面对比图
论据如下：第一，蓬头鬼是指头发凌乱，所以三张牌的下半部分应都为齐整的六点，上半部分为六点、五点和一点的杂乱牌面。第二，按照此牌面的令为“一轮红日出云霄”，一轮红日应是已出云霄，悬于云霄之上，所以蓬头鬼才会抱紧钟馗腿。第三，结合史料记载，所收录的同一牌面中都为幺点在上，六点在下①。这三点可以说明译者霍克思实际上是自己根据史料和原作，提供了绘图这样的副文本。这一点小小的疏漏也恰恰证明了霍克思对译作有着自我创作与探索的热情，更体现了他在翻译中始终保持着对情节叙事的高度关注，以译介核心知识为己任的内在原则。
作为译者，霍克思并不拘泥于文字，而是运用多种非文字的形式来阐释核心知识的本义，这在霍译本第二卷的卷后附录中也可见一斑。译本第二卷中添加的附录几乎都与正文情节相关，因此都为核心知识的扩展说明。附录一是关于格律诗的知识补充，霍克思尝试使用图示来解释音律(见图2)。附录二即上文中所提到的关于牙牌的绘图。因此，无论是上述语言外的知识呈现，还是霍克思对牙牌令知识的学习过程，抑或是文后所添加的附录，均体现了霍克思对牙牌令这一知识的重视，同样也由此可见霍克思对译介核心知识的重视。
图2霍克思绘制的音律图示(Hawkes 1977a: 583)
2.2 以减轻非核心知识负荷为辅
对于非核心知识，即与原作叙事关联不大的知识，霍克思倾向于采取删减信息的处理方式，反映了他减轻非核心知识负荷的内在原则。对于牙牌令的玩法、概念、具体牌面等牙牌令核心知识，霍克思都会事无巨细地在文后进行阐释。但核心知识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和非核心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的知识相互交织。比如，在英译牙牌令这一知识的过程中，不仅牵涉到牙牌令这一核心知识，还涉及一些非核心知识如乾坤卦象又或各种历史典故等等。译者拥有极大的自主性，可以对这些知识进行筛选，译或不译都是译者的考量。对于霍克思而言，涉及情节叙事上的核心知识，他并没有轻易省略，但牙牌令中每一句微小的诗词中的用典或引用等非核心知识，往往简单地一笔带过，以减少读者获取知识时的负荷。
例如，在翻译“五岳”“七夕”“二郎”这样的概念泛称、专有名词或传统人物时，霍克思倾向将他们译成“Five Holy Hills”“Seventh Night”和“the Second Prince”。因为这类知识属于非核心知识，其存在对情节的影响不大。所以，对于非核心知识，霍克思并不过多地进行解释，也不会另外添加注释来说明。霍克思在其译本第二卷的序言中曾说道：“西方读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文学知识，所以会偶尔扩展一下原文”，但同时他也表示：“注释太多，会给读者一种戴着镣铐打网球般的阅读体验”(Hawkes 1977b: 18)。因此，霍克思选择减轻非核心知识负荷，让译本变得可读、易读，从而进一步减轻英语读者的阅读负担，让读者通过阅读情节主线来获得原作的趣味。
除此以外，当涉及牙牌令知识系统之外的知识例如一些专有人名时，霍克思也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避免非核心知识负荷。例如，不同于将“钟馗”音译为“Zhong Kui”，霍克思选择把“红娘”译为“Reddie”。事实上，霍克思在译文后附录三中也对这一名字进行了解释，但他并没有在“红娘”第一次直接出现的情节中添加注释或相关附录。附录三本是针对第五十、五十一回的谜语注释，但也恰好涉及“红娘”这一名字，霍克思解释道，红娘是崔莺莺的女仆，她聪明活泼，充当了情侣间的中间人(Hawkes 1977a: 593)。所以这里的“Reddie”，其实指的就是《西厢记》中给崔莺莺和张生(张君瑞)牵线的红娘，更倾向于是“Jessie”或“Maggie”这样的人名，而并非如今现代意义上的“红娘”这一概念。霍克思去概念、留人名的做法，也体现了他避免非核心知识负荷的原则。同样，这一点还适用于霍克思对“织女牛郎”的翻译。三宣牙牌令这一情节中，薛姨妈说的“织女牛郎会七夕”，霍克思将其译为“On Seventh Night the lovers meet in heaven”，把“织女牛郎”这一抽象的人名翻译转而意译为“the lovers”，来消解读者的阅读压力。通过以上两个人名的翻译不难看出，霍克思在翻译此类知识中，努力做到打破陌生感，让人名变得熟悉易懂。而对于这类人名背后所赋予的概念和意义选择性省略，避而不谈，从而减轻读者的非核心知识负荷。由此可见，霍克思以减轻非核心知识负荷为原则，正文中所牵涉的非核心知识一般不做注释，一笔带过。
3. 霍克思知识生成的行为动机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以译介核心知识为主、减轻非核心知识负荷为辅的内在原则本质上是从霍克思知识生成的行为动机出发，目的是情节叙事的连贯与完整和读者接受下的可读与易读。霍克思在其翻译生涯中的译作无不展现出这样的行为动机。事实上，知识生成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翻译生成研究息息相关，“翻译生成研究强调译文的生成过程，从翻译手稿以及其他材料来探讨译者在各个阶段的决策以及采取的策略”(冯全功2023: 22)。因此，对霍克思知识生成的行为动机研究应落脚于译者翻译的行为动机研究。
3.1 情节叙事的连贯与完整
在《红楼梦》霍译本第一卷的序言中，霍克思曾说道：“凡是书里存在的都有其意图，我都要设法表达出来”(Hawkes 1973: 46)。霍克思聚焦情节叙事的连贯和完整。一切围绕主线展开的知识都值得被译介，才能使读者有一个流畅完整的阅读体验，享受阅读的趣味。因此，准确无误地译介核心知识能够为小说情节叙事的连贯与完整服务，直接有效地突出原作的核心意义，从而提高译文的质量。
为了实现情节叙事的连贯与完整，霍克思努力生成核心知识牙牌令，在翻译前期的准备工作可谓细致充分。他不仅阅读了《红楼梦》各个版本，还与红学家们积极交流，对于书中涉及的晦涩知识也潜心学习。例如在翻译牙牌令这一知识前，他阅读了《昭代丛书》《春在堂杂著》和《牙牌参禅图谱》等书。除了上述牙牌令系统知识丛书，霍克思还分门别类地对牙牌令中所牵涉的诗词歌赋逐一学习，试图返归诗句所在的情境。此类学习体现了霍克思的目的不仅在于传递牙牌令这一知识，更在于理解曹雪芹创作三宣牙牌令这一情节背后的良苦用心。
不仅如此，基于对《红楼梦》原作的阅读，作为译者的霍克思产生了自己的一套理解体系。在他作为译者的理解体系下，霍克思了解过全书的概貌，会联系上下文来对情节进行解读，以使情节连贯。因此，在翻译时，霍克思常常会增补信息，从而为后续情节做铺垫。如上文中所分析的《西厢记》，霍克思发现《西厢记》是书中多次、反复出现的元素，对情节的串联具有重要意义，于是他在附录中提及了《西厢记》的重要性。同时，小说中每次出现《西厢记》中的相关诗词时，霍克思总会强调其出处。正是因为霍克思对全书的通读，才能够了解情节全貌，从而更好地联系《西厢记》相关知识的上下文。
出于这一行为动机，霍克思对核心知识的译介不仅丰富了译本的内容，更生动地展现了相关知识的内涵，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知识的丰富和深度。霍克思既保证了情节的连贯与完整，又做到了对核心知识的重构和再现。
3.2 读者接受下的可读与易读
霍克思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应关注读者的阅读感受。在译本第二卷《海棠诗社》的序言中，他说道：“文中充满了书籍、戏剧和诗歌相关的片段，但西方读者却没有这样的文学知识储备，因此他们常常会对这些片段感到困惑或无法理解”(Hawkes 1977b: 17)。霍克思以读者为导向，在翻译过程中从读者的视角考虑译文的接受。他认为“阅读大量注释的小说，无异于带着锁链打网球”(同上: 18)。霍克思设身处地地考虑了读者的阅读困难，又关注读者的阅读流畅度以及阅读趣味。他表示道“为读者感到担忧，西方读者要记住书中数以百计的人名，已经是足够重的负担，但读者们还得忍受尚未完成、未经完善文本带来的许多变数”(同上: 20)。
霍克思同样关注译本读者的阅读趣味，“倘若能让读者体验到，我读这本中国小说时的一小部分乐趣，我也就不枉此生了”(Hawkes 1973: 46)。不难看出，霍克思非常在意读者在阅读《红楼梦》译本时能否获得乐趣。因此，霍克思竭力避免文内注释，仅添加极个别的文后附录，以此来减轻读者的非核心知识负荷。这样的负荷主要是由《红楼梦》原作包罗万象的非核心知识所带来的。霍克思给读者营造一个轻松的阅读氛围，让其更能沉浸在这本小说的文学世界中。正如范圣宇所说：“霍克思的译作并非写给学者，而是写给文学爱好者，写给那些对文学怀有兴趣的人”(Fan 2022: xxvii)。霍克思正是怀着这样的抱负，渴望通过自己的译作把《红楼梦》带给他的快乐与愉悦同等传递给读者。在他看来，阅读《红楼梦》的乐趣就藏在书中。减轻读者非核心知识负荷的原则让译本变得可读和易读，既有助于减少读者的阅读负担，又能够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而促进译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4. 小结
霍克思英译牙牌令过程体现了他知识生成的方式、内在原则和行为动机，而这三者有机统一，环环相扣。霍克思对知识生成的方式体现了他对知识生成的原则和动机。情节叙事的连贯与完整和读者接受下的可读与易读是霍克思翻译的出发点，这也要求霍克思对知识生成的原则有所定义，即以译介核心知识为主、减轻非核心知识负荷为辅。在此两点基础上，霍克思选择采取信息的增添和删减，以保证良好的译文整体呈现。
霍克思英译牙牌令的知识生成彰显了译者如何在文学作品的知识生成过程中发挥其主体作用。知识在文学文本中的生成与译者整体的翻译行为紧密相连，与其行为动机也相吻合。对译者而言，知识的翻译和文本的翻译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霍克思英译牙牌令的知识生成，揭示了译者是如何促进知识的跨文化流动。这种翻译行为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转换，更是一种复杂的知识重构和再现过程。译者主导知识生成，对译者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既要确保对原作精神和内容的忠实呈现，又需促进新的知识从地方走向世界。
当然，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知识生成研究仍面临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和讨论。通过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对知识生成的复杂影响，以及其对促进知识交流的重要贡献。
附注
① 具体参见199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版(第十辑第十册)第418页和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版(一一零六子部艺术类)第518页。
参考文献
见期刊原文
作者简介
姚奕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兴趣为翻译学，典籍英译与传播。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各类项目3项，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许多，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学者（2022）。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分会副理事长，江苏省翻译协会副会长。从事翻译学研究，出版专著、编著、译著8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各类项目6项。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1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