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的户口本，文化程度一栏，让人哭笑不得胡耀邦为600万地富分子摘帽始末

文化 2024-11-05 16:53 重庆

历史不能长久蒙骗，正如人不能长久蒙骗。它像一面镜子，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

几千年来，历史一直在被胜利者书写着，或者说，是胜利者当中的文官在书写着。然而，当时间轴来到当今世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他，通过品读前人书写出的历史细节，有了评述过往的机会。当咱们能够心平气和并且客观地评述过往之时，这也是当今文明社会的其中一个体现。

历史上的11月5日发生了什么事?11月5日是什么日子?今天是2024年11月5日星期二农历十月初五让我们来一起看看11月5日史上发生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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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5日历史上的今天历史大事件名人诞辰

末代皇帝溥仪的户口本，文化程度一栏，让人哭笑不得

作者：历史时刻

中国历史上共有几百位皇帝，有“户口本”可能仅末代皇帝溥仪独一份，学历一栏写着初中，有的条款并未填写，从中反映出大量有意思的历史信息。

说是户口本，其实就是一张卡片，上面也写着：人口登记卡片。籍贯，北京，民族，满族，姓名，爱新觉罗·溥仪。

光绪驾崩后，不谙世事的小孩子溥仪登基，年号宣统，不过当了三年皇帝，革命的炮火便把他轰下了台，美其名曰，逊位，还有了一个清逊帝的名号。

大清王朝两百多年的国祚在自己的手中断送，溥仪心中是有不甘的，从一个桥段便可看出端倪，1959年特赦后，溥仪和几个狱友到故宫游玩，当得知还要花钱买门票时，他不禁抱怨一句：“我回自己的家还要花钱？”

学历一栏原本填的是高中，然后划掉又填上初中，其实溥仪的文化程度不仅仅如此。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仍然容许溥仪居住在紫禁城，1912年到1924年间，溥仪一直都在学习当中。

英文方面由庄士敦教授，满文方面由伊克坦教授，而中文课程就更多了，有陆润庠、徐坊、陈宝琛、朱益藩和梁鼎芬悉心教导。

所以说，溥仪历史称不上学贯中西，那也不至于这么低。

婚姻一栏写着离婚，溥仪原先有两位妻子，婉容和文绣，都是选秀时溥仪看上的，婉容已先在四十年代身死，和溥仪离婚的，自然是文绣，说起来文绣在跟婉容相比，更受宫里人爱戴。

1924年，溥仪遭到冯玉祥逼宫，被迫离开紫禁城，婉容和文绣也一起随同，30年代，溥仪正想搭上日本人的便车，搞一个复辟，文绣便要劝阻他这种愚蠢的行为，溥仪便冷落了她，婉容也隔三差五欺负她。

有一次文绣的表姐玉芬来看她，给她出主意：“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是平民一个，不是什么‘皇上’了，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

听说文绣请律师要跟自己离婚，溥仪慌了神，这皇家脸面何在？但大势所趋，也只好和文绣签了离婚协定：

一、离婚后，溥仪付给文绣生活费5.5万元。

二、允许文绣带走穿用的衣服和日用品。

三、文绣回北平母亲家生活后，不得做出有损溥仪声誉的事情。

职业一栏写着全国政治委员会文史专员，这又有怎样故事？

1959年溥仪放出来后，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工作，在那里待了两三年后，1961年，溥仪被调到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文史专员。

这个职务主要干什么？

就是写回忆录，就这样，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便创作出来了。

许多原满清官员和前国名党高官被分配的工作往往也是文史专员，他们见证了当时的风雨，因而他们的回忆录极具历史参考价值。

胡耀邦为600万地富分子摘帽始末

共和国当代史和改革开放史中，没有一部著作讲清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本文算是一个开始和尝试。

作者：谨识

七、摘帽工作故事不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股反对三中全会的浪潮涌来。在一些干部中产生抵触情绪，有人说“三中全会右了”，有的地区负责人公然反对三中全会，甚至说这是“逆风”。一时间一些地方流传着顺口溜：

“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

“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关系混乱。”

“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

落实政策指平反冤假错案和给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摘帽子。纲和线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那些以批斗别人为职业的人十分珍惜这个纲和线，因为那是他们的生命线。（以上见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

据长期在农口工作的段应碧同志回忆：1979年初，还有件事值得一说，是关于农村地主、富农的。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公安部的一个文件，要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以前讲阶级斗争时，地主、富农分两类：一类戴帽子，叫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另一种不戴帽，属于地主成分、富农成分。戴帽的那类受到了严重政治歧视待遇。就是不戴帽的，也是受到严重不公平待遇。生产队每次开会时，那些地、富子女不能坐，要站着听；出太阳的话，还要让他们去站着晒；劳动的时候，被放到一边；不能跟上级领导在一起；参军入党招工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些人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学出来，再参加工作、入党。我赶紧把这个文件送给领导。对于这个做法，当时我们都接受不了。农委讨论答复意见，都不赞成。杜老就说我们不答复了，就这么办。不曾想没过几天(1979年1月29日)，广播就播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说，“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当时农村干部，特别是村支部书记，很难接受。记得，期间有次我去广西调研，坐火车路过湖南，在好几个岔道口，都看到一些村干部拉着“骂”这个政策的条幅。（参见《段应碧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农村工作通讯》记者魏登峰王翔采访整理）

笔者清楚地记得，那是3年前的一个过了午夜12点的深夜，我翻看从网上查找到的段先生的口述回忆，翻到最后一两页时，上面这段文字出现了，当时真是大感意外，功夫不负有心人呀！此前在参加一个改革史会议时，我曾问过坐在旁边的农村改革的中坚木生兄，向他了解当年地富摘帽的情况，他说邓公似乎是同意的，其他情况也不甚了了。

1979年3月中旬，由国家农委召开的七省农口干部座谈会上讨论的情况，也反映了地方上的一些情绪。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对于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决议”草案和“六十条”的修改稿）一致反映很好，说“是多年来未有的最好的文件”，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同时也反映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很多人说前一段工作部署上，为“右派”脱帽，为地富摘帽，平反冤假错案，有些是一下子越过基层党组织传到群众，平反、摘帽与搞生产责任制一齐上，工作压力大，转弯太急，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不足，春耕大忙在即，希望先“放一放”。大家说“现在做的都是过去批的”，“干部怕右，群众怕变”，工作不敢抓，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有损失。同时还提出了一些疑问，如地富摘帽以后，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讲不讲？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路线还提不提？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还搞不搞？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还坚持不坚持？这些大事和大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来。对于这样的问题，召集会议的农委是没有准备的。因此，不能多去讨论，讨论的中心还是生产责任制问题。（以上参见刘堪《回顾1979年七省农口干部座谈会》）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参加了会议，并做了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对于提不提阶级斗争？华国锋指出，阶级斗争还是有的，但不能扩大化，不要疾风暴雨。至于“贫下中农协会”还要不要，不要匆忙决定。华国锋之所以没有对地富摘帽、子女改订出身的政策表现出任何不满的情绪，没有受到会议对摘帽政策议论的影响，是因为这原本就是他同意落实三中全会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路线的重大政治举措。

两天后，新上任的农委主任王任重也到会讲话。他说，我们搞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我看基本上是好的，好的标志就是增产了。他还提出对社教运动怎么看？开始有缺点错误，后来纠正了；派工作组是方法问题，“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指出在纠正一种偏向的时候，要防止另一种偏向。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从1957年以后存在一贯的“左”倾路线，这是错误的。

王任重讲话中列举了大量的社会现象，说这就是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协会还有存在的必要。为地主摘帽和重新审查四不清干部，不能由上边定，都要经过贫下中农，否则地主就会翘尾巴；为“四不清”干部平反，搞得不好，在台上的干部也不服。（以上见刘堪文）王任重讲话中对地富摘帽政策流露出言不由衷的情绪。

八、胡耀邦舍身赴义，力推平反、摘帽工作

3月18日，胡耀邦对一份摘报作出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有些问题我们要注意，有些问题不一定对。比如说，把一切错案都改过来，有什么不好？工作量大，固然很吃力，但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总是大好事。看来，还要多作说服工作。至于出现的问题，当然要帮助下面同志，理直气壮按原则办事。建议再写两篇评论文章，一是讲平反的，一是讲摘帽的。这份摘报的内容显然是反映了很多干部对平反冤假错案、给地富摘帽工作，因任务繁重而产生的懈怠现象和埋怨情绪。而胡的批示，则体现了胡耀邦为平反摘帽工作舍身赴义的精神状态。

3月30日，胡耀邦在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上谈到落实政策问题，他强调说：

平反冤、错、假案，落实各种人的政策，是我们全党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必须坚决把它办好。落实人的政策，不管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冤、错、假案，不管是反右斗争搞错了的，还有多少年来农村基层干部搞错了的，凡是搞错了的，都要复查平反。还有摘地主、富农的帽子。中央在前年、去年、今年反复说的复查平反昭雪冤、假、错案，落实人的政策，都要坚决办。

针对各方面抵触、质疑的言论，胡耀邦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下面同志有意见，说是你们一个一个落实，一个一个问题催我们，你们究竟搞什么名堂?你们是不是搞复辟?你们是不是搞官僚主义?根本不照顾我们的困难，担子压得这么重。担子压得很重，催得太紧，这个意见有一点道理，但说复辟是错误的。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一定要纠嘛!“必”者一定之谓也，实事求是嘛!错了不纠正，就叫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功过不分。一个党、一个国家，功过不分，是非不分，好坏不分，就搞不好。把是非分清楚了，功过分清楚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达到安定团结。这些年来，我们党、我们国家不安定不团结，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是非不分，好坏不分，坏人当道，好人受冤屈。

胡耀邦强调：平反冤、错、假案，落实人的政策，它的重要意义就是加强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奋斗。地、富摘帽子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所以这不是马马虎虎的工作，是个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关系全党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问题，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

胡耀邦说，这件事中央讲了多久了呢?讲得久了嘛，至少讲了两年了嘛!粉碎“四人帮”快到两年半了，粉碎“四人帮”开始没有讲，忙不赢。各省市组织部门知道，去年一月，我请组织部门同志来就讲，你们要赶快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冤、错、假案，你们还要马上准备，不久中央还要加任务。去年一月份就讲这个，有的同志马马虎虎，可能是因为没有“红头”文件。怎么没有“红头”文件?十一大报告讲了嘛!实际上落实人的政策，平反冤、错、假案，不少地方去年下半年才真正开始搞，不是什么催得太紧，某些部门，某些地方，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动。有些单位前年底就完成了，譬如中央党校前年12月就完成了。我们有些地方抓得好，相当多的地方抓得好。有些地方自己抓迟了，就不要埋怨了。自己抓的太迟，或是抓得不得法，主要是没有发动群众干，没有走群众路线。落实人的政策，平反冤、错、假案，靠少数人来办是办不了的，要靠大家办，走群众路线。

胡耀邦指出：从总的讲，从去年以来，平反冤、错、假案，落实人的政策还是有很大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我讲的头一条，就是平反冤、错、假案，落实人的政策的重要意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全党全国人民就不能安定团结，就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不能搞好四个现代化。

4月29日，胡耀邦对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117８期章世鸿写的《一定要开展群众性的宣讲工作》一文作出批示：第五段“对一些重要政策，下面出现一些思想不通，也是这样造成的。为什么要给地富反坏摘帽？为什么要给资本家发定息？也没有人向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清楚这个问题。”（胡耀邦旁批：对。）

6月15日，胡耀邦出席十二市道德教育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明确批评了工作中拖后腿的言行，胡耀邦说：

把历史上这么多大是大非搞清，平反昭雪这么多冤、假、错案，我看这事不容易。有的同志想不通：为什么给地主摘帽子，给右派摘帽？这个事在方法上可能有点毛病，没打招呼，但不要主次不分，政策是对的。30年了，帽子还要传给儿孙，象话吗？平反几百万，上千万案件，没决心，没魄力敢干吗？这事90%以上的人高兴。有些人不高兴，是少数。有人对这个平反高兴，对那个平反不高兴，因为这个案件他参加了，有责任，那个案件他没参加。不平反，国家有这么安定？有的同志想不通，老翻案又不承认错误，你想想你有什么责任嘛。你把自己的东西检查检查，中央又没有批评你。这件事情包括平反、改正、落实，是很大的事情，要有魄力才能干得成。

6月16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针对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政策、落实干部和各阶层的政策工作中的阻力，埋怨情绪、畏难心态，胡耀邦说：

多年来在我们党里面，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和破坏，加上我们工作上的缺点、失误，造成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一些冤案、假案、错案，一些被歪曲了的政策，所有这些都要把它落实，把它平反，把它昭雪，把它澄清。有些冤假错案，有些政策问题，有些是非问题，要把它纠正过来，没有很大的魄力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不纠正，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形势能有现在这样安定的局面吗？要我们落实政策的人，要平反昭雪的人，不是几百万，而是三四千万人。有一些同志说，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案子就差不多了，为什么还要牵涉到反右呀？为什么还要牵涉到地主、富农的摘帽子呀？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你如果说我们要求急了一点，没有经过充分实践，下边思想准备不足就在报上捅开了，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做法上有缺点。

胡耀邦大声疾呼：但是，要办这些事这个方针是非常正确的，英明的，包括摘地主、富农的帽子，改正错划右派。搞了30年了，孙子都参加劳动了，还是什么富农孙子、地主孙子，我们能说这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错了不纠行吗？各种政策的落实，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各种大是大非的澄清，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还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是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至于方式方法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怎么能够把方式方法同第一位的方针问题并列起来呢？

九、摘帽工作未有穷期

3月10日、18日，胡耀邦出席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并讲话，讲话中也提到了这种抵触的情绪。胡耀邦指出：落实政策有许多人有埋怨情绪，下面干部说，你催我们这么紧干什么？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今年抓紧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担子重一点，但能使98%以上的人民都团结起来，我们同心同德的基础就更广大更强大了。

胡耀邦说：凡是有关全党性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还是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程序办事。最近以来，许多党组织对新闻工作意见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听了好几位省委书记对我讲，中央任务压得太多了，有些事情没打个招呼就在报上捅开了。一个给资本家利息，一个右派摘帽，一个地富摘帽，下面的同志都觉得我们的报纸讲得太快，讲得太早，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将来是否采取这么一条，凡是有关全党性的重大决策和措施，按先党内后党外的程序办事。我讲的意思，不是对新闻工作者的批评，而是要我们大家注意这一条。

3月17日上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三期开学大会上发表讲话。

胡耀邦指出：还有不少冤案、错案、假案没有解决。我们已经平反了一大部分，但还有许多没有解决。冤假案一共有多少？我们落实干部政策一共落实多少？全国要落实政策的冤错假案，加上各种要落实政策的人，加上地富反坏摘帽子的，有××××万至××××万（原文如此）；把他们的亲友、家属一并算起来，涉及到1亿人口以上。同志们，这个工作量多大哟！前天向华主席汇报，我们说能不能争取今年国庆以前基本上结束呢？后来我们一想，恐怕解决不了。但无论如何要力争明年春节以前处理好。胡耀邦强调，还要继续落实各种人的政策，增进我们党、人民之间的团结，消除那些不利于团结的因素。这点我上面已经讲得很多了。

7月4日，胡耀邦在中宣部例会上就下半年几个重大问题发表谈话。胡耀邦说，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在要搞直接选举，问题很多。比如选民登记，地富摘帽以后马上就要行使他的公民权，领取选民证，会不会引起贫下中农的一些想法。己经摘了帽子，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了，当然是选民。

针对地方经济因宏观经济调整和诸多落实政策工作的压力，工业生产情况不理想的经济形势，胡耀邦在例会上介绍情况说：今年的工业生产情况上半年不大好，今年1月至5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7%，有3个省还是下降的，河北下降最多，下降4%，青海、贵州也是下降的。财政收入也比去年同期少了十几亿。今年上半年工业情况为什么不好？省委书记们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精力被政治方面的活动牵扯去了，脱不开身抓经济。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情况是，想一心搞四化，但是受到8路围攻。就是很被动的意思。工作很多，地富摘帽的问题，右派改正的问题，落实政策的问题，知青安排的问题，一共找了8个，使他们的主要精力不能转过来抓工业生产。

9月26日，胡耀邦对《报纸动态》第201期：《八月份读者对＜人民日报＞的意见》作出批示：

请宣传部注意五页上的两点读者意见。

（注：五页上的两点意见是：（１）“‘地富子女’，语意含混，……是血统论的反映。”（２）“‘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改正’的说法不妥。……应该是‘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进行改正’”。）

1980年6月13日，胡耀邦接见南斯拉夫记者并谈话。胡耀邦说，我们公开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对许多人的政策。所牵涉的人包括他们的直系亲属在内，估计1亿人。如果说1亿人，就是十分之一了。牵涉到的人主要是这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搞错了的。所谓搞错了就是指“叛徒”、“特务”、“走资派”。那些都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第二部分是知识分子，叫“资产阶级权威”、“臭老九”，这是属于冤假错案。另一部分属于落实政策的。比如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民族地区错划了一些地主、富农，还有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合起来，加上家属，牵扯到1亿人。估计完成了全部工作的百分之八、九十。有的地方搞得好点，有的地方差点。所谓落实政策包括这几项：恢复名誉；恢复政治上、物质上的待遇；该安排工作的安排了工作。

十、我们的子孙会说公道话的

7月17日，胡耀邦出席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并讲话。在向参会使节们介绍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后，胡耀邦还谈到落实各项政策的情况。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他说：

我们大规模地平反了冤、假、错案，落实了各种政策、澄清了其他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不仅平反了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而且还改正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反右以来的冤、假、错案。前几天中央又发了一个49号文件，改正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的错案。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究竟有多少?弄不确实。从高级干部一直到基层的，我们估计不下4000万。4000多万，一家算4个人，直接牵涉到1.6亿人。这么大规模的平反，我看古今中外没有。封建社会冤、假、错案多得很，不可能平反。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苏联20年代也有冤、假、错案，但只是口头上表示遗憾。遗憾有什么用?要平反，要昭雪呀!要改正呀!

关于落实各项社会政策，胡耀邦明确地总结指出：

我们不但平反、改正了冤、假、错案，而且落实了被林彪、“四人帮”破坏、歪曲了的政策。主要是这几项政策：农村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工商业政策、统战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摘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帽子的政策。这几项政策有一部分冤、假、错案，一部分不属于冤、假、错案，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比如说，摘掉地、富帽子问题，戴地、富帽子的有600万人，摘掉帽子的各地情况不一样，大体上都是90%以上，不好的不到10%。工商业资本家现在还有50万，知识分子2500万。所以如果把平反冤、假、错案，再加上落实各项政策、我看几乎牵涉到所有的人，没有牵涉到的只是少数干部和少数工人。

怎样看待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呢？胡耀邦说：

当然平反冤、假、错案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一条是急了一点，另一条是没有先向党内打招呼，就领导上来说就这么两条。就具体工作来讲还有一条，在有些地方不该落实的也落实了，就是平过了头。牵涉到几亿人口的大事情，这么一点缺点，怎么能和伟大的成绩比较呢？有这么一股风、说什么落实政策不对，右了。我认为不对，要顶住。不受任何干扰，坚决落实到底。不这么搞，安定团结的局面出现得了吗?这样的局面从那里来的?最大的因素就是平反改正冤、假、错案，落实党和毛主席的各项政策。没有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可是要做到这一条没有很大的魄力是不可能的。党中央常委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再加上陈云同志和政治局其他的许多同志，横下一条心，不怕别人议论。是错还是对?是错、对各占一半?我看百分之百的对。具体工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主管部门当中：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宣传部，我都管着，具体工作上的缺点我多负责。这件事的伟大意义，我们的子孙自然会讲公道话的。

胡耀邦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老同志对该项工作的支持和领导，并承担了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疏忽的责任，何其高风亮节。

胡耀邦说，我们自己党内有一些人，我看不多，不是广大的农民、工人、学生，也不是广大的统一战线对象(他们为我们讲好话的人很多)，主要是大、中城市机关中的某些人，他们看了一些参考，看到国际上有人造谣，这些少数人也在放风，主要放几条什么风呢?一条是不是搞右了，丢掉了毛主席的旗帜；第二条是不是中央的政策左右摇摆。我说，你们查一查中央的文件，在什么问题上我们摇摆过。我们的文件在不断地发展，这正是我们的正确。至于一下子左，一下子右，我说没有。表现好的地、富分子摘帽子，都是毛主席生前确定的，也是毛主席的遗言、遗愿，怎么是左右摇摆?

1981年6月29日，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决议》的注释（修订本）在说明上述内容时写到：“在‘文化大革命’前已有很多地主、富农分子被陆续改变了成分。没有办理改变成分手续的，绝大多数也已成为守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即使在十年内乱期间，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活动的，也只占极少数”。

十一、地富摘帽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重大决策

1983年3月底，有关部门向中央请示，当时尚存未摘帽地富反坏分子8万余名，建议一律摘掉帽子，给与公民权，解决好历史遗留的问题。《请示报告》说：在中央1979年1月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之前，全国共有地富反坏分子614万余名。到1982年底，四类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摘了帽子。遗留下来尚未摘帽子的还有地主分子近2.9万余名，富农分子1.4万余名，反革命分子1.6万余名，坏分子2.1万余名，共8万余名。这些四类分子所以没有摘帽子，主要有4种原因：一是本人或子女有一般违法行为，部分群众有意见；二是有些地方当时要留点反面教员；三是长期外流，没有参加评议；四是本人对戴帽提出申诉，需要复査。据1982年统计，真正有犯罪活动的，只占0.26%。根据宪法、刑法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建议对现有四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今后，应根据宪法精神，依法办事，这部分人如有违法犯罪的，一律依法论处，不再采用戴帽子的处理办法。

同年7月上旬，中央办公厅转发该《请示报告》。转发通知说，《请示报告》已经中央书记处审阅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书记处指出：给四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善始善终地完成这项历史性任务意义重大。通知要求此项工作于今年年底前完成。1984年10月，最后一批近8万名四类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在35年国庆之际，建国以来所划的四类分子全部摘掉了帽子，改变了成份。

1984年11月1日，新华社报道，据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全国给最后一批7.9万多名地、富、反、坏分子摘帽的工作已顺利结束。至此，我国自建国以来对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全部完成。报道说：给这批四类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贯彻１９７９年《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给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摘帽工作的继续。

这项工作是从１９８３年７月开始进行的。工作做得细致、稳妥。据悉，这批四类分子共有79504名，其中地主分子28227名，富农分子14343名，反革命分子16260名，坏分子20674名。他们中有78327人摘掉了帽子，占这批总人数的98.5％；另有982人属于错戴四类分子帽子，已予以纠正；有195人有现行违法犯罪活动，已依法予以逮捕或劳动教养。许多地方对已死亡的人员，根据他们家属的要求，凡生前确已得到改造的也给摘掉了帽子。对已经出国、出境的四类分子，也全都摘掉帽子，并通知了他们的家属。

胡耀邦的老秘书高勇老师，在其2016年初人民出版社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出版的《我给胡耀邦当秘书》一书中，历数了胡耀邦为落实政策所做的工作：

胡耀邦在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支持下，领导和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雷厉风行地、大刀阔斧地进行着。在不长的时间内，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各种各样“牛鬼蛇神”的人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为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为沉冤22年的50多万“右派分子”予以改正；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的成分问题作了正确的决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对宗教人士，对起义人员，对上山下乡青年等等，都落实了政策，全国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涉及受牵连的人约一亿，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页）

历史学家杨继绳在其新作《天地翻覆》中写道：

一，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以后，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不仅文革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文革前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也部分得到了昭雪。……二，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除了留下几个象征性的人物以外，全都得到了改正。三，给广大农村的地主、富农摘帽，数以千万计的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改善。

以上三项壮举，使得上亿人口摆脱了政治贱民的身份。在这一人道主义壮举中，胡耀邦发挥了重要作用。拙著《邓小平时代》中对这一壮举已有介绍。

胡耀邦去世后，一篇题为《耀邦，你与大树小草长存——一个伟人的传奇》的文章写到：

胡耀邦“以远见的卓识、惊人的气魄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领导大家为在‘文革’中被打成的各种‘牛鬼蛇神’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为在解放后各次政治运动中蒙受冤屈的人平反，为1957年数十万被错误打成的‘右派分子’平反；为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平反；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正确公平的决定……”

林肯总统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解放了300多万黑奴，他去世时，马克思曾有一段话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着自己优良品质的罕见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今天，用马克思评价林肯的这段话来评价胡耀邦，毫不过誉。来源：光彩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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