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很多同学的反馈，想多了解SUPRA的学生代表工作。我们采访了SUPRA原主席、现任Education Officer 伟宏同学，为大家解读维权服务背后的故事。
整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伟宏梳理了研会维权工作的内容和流程。第二部分中，他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阐述了学生代表工作的难点。第三部分介绍了学生组织是如何在学校中发挥作用的，并探讨了学生运营学生组织的重要性。
国际生百年展工作人员合影
第一部分：学生工作是什么
Kate：你会怎么定义学生工作这个词呢？
伟宏：澳洲也许不存在“学生工作”这个概念。国内会把高校分成“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会有负责学生工作的一套团队，有团委、辅导员等老师。
但在澳洲，特别在悉大，这个概念可能是由若干个词汇构成的。一是Student Representation，学生代表。二是Peer Support，同辈支持。三是Activities，学生活动。最后可能是Wellbeing，Support，或者Student Affairs学生事务。我现在想，应该是有这么四类，综合起来，才是国内讲的“学生工作”。
在悉大，学生主要参与前三类，最后一类可能更主要的是由学校来。当然对于悉大研会来说，最后一类中我们也提供两项重要内容，一个是casework个案咨询服务，一个是leagal service法律援助服务。
Kate：你觉得一个好的学生代表是什么样的，他需要肩负一些什么样的责任？
伟宏：我觉得，作为学生代表，最重要的是，应该能代表一部分同学，或者一类学生群体的声音。如果不能代表群体的声音，就不是合格的代表。
一个群体，对于某一件事情的态度，或者对于群体的普遍需求，需要有人替他们发声、讲出来的时候，代表就要发挥作用。
我个人认为，代表不是一种身份性的职位。我是国际学生，我就是一个国际生代表吗？不一定。如果说我是国际生，我就是国际生代表，这个就是一种身份性的判断。
更关键的，代表需要去跟学生产生直接联系。如果跟学生没有直接联系，怎么说能代表同学呢？要直接联系一大批同学，并且能够总结出群体面临的困难、挑战等情况，能把这些情况，去跟要对话的人表达清楚，能为大家的伸张权益，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代表。其实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
Kate：学生代表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具体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
伟宏：代表的工作，如果进行总结归纳，分成两类。一类是由代表主动发现问题，然后发起某个行动。首先是要把学生模糊的“困难”，识别成一个具体的“问题”。另一类，是学生找到代表，希望你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这时候你需要弄清楚，是集体的所求，还是个案问题？可能需要找出一群同学来交流，作出判断。
随后，需要开展针对性的调研。可能是一个问卷，可能是召开一个小型的会议，可能是直接具体和同学进行沟通，也可能是在社交媒体提问。最后弄清楚一件事，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学生不开心？
然后，带着问题去咨询专业意见。比如像研会，我们有专业的caseworker团队，有律师，他们会有专业建议。我们也会做一些比较研究，看看别的学校是怎么做的，或者同一个学校，不同学院是怎么做的。最后形成一个正式的提案。
接下来，把提案跟当事方做沟通，那么在沟通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讨论，可能会产生争执，可能会对最初的方案有所修订，最终形成一个结果，再把这个结果反馈给你所代表的群体，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作流程。
SUPRA悉大研会志愿者培训
第二部分：学生代表案例簿
Kate：可不可以说一些具体的事例，让我们感受一下学生代表工作的流程？
案例 - 弹性毕业时间政策修订
伟宏：我们推动悉大提供弹性毕业时间。这个问题，其实是始于同学的诉求，这不是学生代表自己想出来的。
2022年时候，有热心同学找到我，说遇到很大的困难。悉大把S2毕业日期定在了9月，很多人因此无法参加当年的校招。进群一看，好家伙，好几百人在群里。大家都很着急。
我一边安抚大家，一边赶紧召集团队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之前悉大的毕业时间，就是颁发毕业证的当天。一般是10月到11月典礼。2022年就此做了修订，改成了全年不同时段的5个固定日期。其中下半年的就是9月。
学校更新了网站，但没有做特别提醒。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这对学生有太多影响。学生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依照过去的经验做的校招规划，等到发现时候，已经很迟了。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因为学校工作的缺失，导致学生集体受到影响的案例。我就赶紧联系几个积极的同学，把他们叫来开一个会，问大家对毕业时间是什么看法，有什么诉求，然后要尽量的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思考，有什么影响。
9月份毕业会怎么样？10月份会怎么样？11月份会怎么样，12月份会怎么样？如果今年拿不到，会怎么样？这几个同学就逐一回复，因为他们正在找工作，最能感同身受。你如果9月份拿，有些校招就无法参加了。但是你今年拿不到，可能就被当成课程延毕了，等等。
然后，我们根据这些信息，做一个表格，就发现增加一个11月份的时间，对于没找到工作的同学，是最好的，他们会被认为是应届生，可以完整的参加秋招和转年的春招。
那好，到这里，就把诉求搞清楚了。现在就进入到对话沟通环节，我给学校写信，说有一大批同学找到研会，认为校方安排9月毕业时间，导致他们就业出了问题，现在就业这么难，需要尽量地帮助同学。能不能给同学一个选择的机会？他们就说，不能。
那就再约开会，讲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情况。很多次的沟通之后，学校最后说，好吧，开一个EOI的表格，想要延迟毕业的，会给他们一个12月初的时间。这是第一次有这种设置，我赶紧反馈给同学，大家都很高兴。
当有了一些成绩，信任增加了，同学又来找我们了，说延长毕业的政策弄得挺好，但是7月毕业的学生怎么办？那时候，如果6月考完试，7月出成绩，最早8月份才拿到毕业证。大家原来不觉得这还能改，找到工作了，单位要求7月拿到毕业证入职，延期不候。
我又再次找到大学，还是同一个办公室，给他们仔细的讲。最后大学认为有道理，就又加了一个7月26号拿毕业证的选项，让我们收集受影响的学生，填表，他们根据SUPRA的表格进行手动处理。
这里面其实看出来，大学还是希望尽量帮助到学生的。从22年、23年实行了两年以后，学校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固定的诉求，经常性的有学生在咨询、在填表。所以24年，弹性毕业时间，就被正式挂到官网上了，成为悉大服务的一部分，固定下来了。
这是很典型的一个，怎么从汇总学生的诉求，到与学校的沟通，再到跟学校一起努力，去修订政策，完成试点，掌握数据之后，进行了系统化改进。
我认为悉大这个改变做得很好，整个澳洲，据我了解，可能只有悉大提供弹性毕业时间。对于诸多回国的同学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政策，也是很典型的学生代表工作的案例。
梁伟宏同学在迎新典礼上
Kate：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有什么难点吗？
伟宏：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难点。一是怎么把学生的诉求搞清楚。当同学都找过来的时候，好几百个人在群里，有的人说这个，有的人说那个，怎么把它找清楚？这很考验学生代表的经验和业务功底。我们的办法是，不管群里有多少人，必须要找出来几个积极的，有代表性的同学，一起总结共性问题。
第二个难点，就是需要坚持。第一年给学校提了，做了试点，如果后面不去继续跟进，不再追问，可能试点结束，就结束了。它不会自动变成一个固定政策。开始找了他们，下学期又找他们，再下学期还找他们。找多了，大学就觉得，这事儿不做，总找我，总要做。他们就多迈一步，政策就固定下来了。
Kate：我明白了，就是说大概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收集学生的意见，第二阶段是和学校进行沟通。这两个阶段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困难的地方吗？又是怎么解决的？
伟宏：除了刚才讲到这两个小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你到底怎么看待学校，怎么处理研会作为一个学生运营的学生代表组织，跟大学的关系。我们是有不同意见，但是也可以合作。因为学校把我们当做平等的工作伙伴，这个过程中相当于是两个机构之间的交流。
你要判断，现在这个节点上，是应该采取合作的态度，还是应该采用更进取的手段，去进一步的敦促甚至施压。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也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所以跟学校进行沟通的时候难点其实是在这儿。
学生代表也好，学生组织也好，它并不掌握直接的权限。如果你不能跟学校建立起互信，也不能够保持好彼此功能的平衡，最后可能口号喊得很大，很漂亮，但是结果上，就什么都没有，对吧？
所以我和我的团队，可能一直都在试图寻找一个平衡。就是在学校和学生，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去尽量地给同学多拿回一些东西，而不是去追求必须拿到一个理想模型，我们是要尽量接近的理想模型。
还是以弹性毕业日期为例。如果在和学校沟通的第一天，我就强硬坚持，你必须弄一个7月的，弄一个12月的，学校根本就不给干了。其实第一次做弹性时间的时候，是通过悉大中国中心和研会的公众号发布的。这对于悉大来说，不算很正规。如果我那时候，我非要跟大学纠结，你这不正规，是不是只想弄这一次，你是不是将来就不改了？你这样弄，会不会漏掉一些学生？这样的话，这事根本就不可能做成，后边的改进就无从谈起。
包括第一次大学同意提供7月毕业时间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申请，不知道人工修订时间，会不会完成不了工作量。我们就想了个办法，由研会收集人员名单，提供给大学，大学以我的名单为准。
这时候你就要判断，是不是要承担这个责任呢？如果我就告诉大学，我不承担责任，你自己找名单去吧，那就很难搞了。得判断，到底责任边界在哪。我们这么做了，同学会不会不满意？我的想法是，能帮助多少是多少，总比帮不到强，尽量地去推动它。
梁伟宏与悉尼大学校长Mark Scott
Kate：等于说跟学校沟通的阶段中，如果要避免出现问题的话，还是要在第一阶段上面多下功夫？
伟宏：需要把握好这学生群体的大的诉求到底是什么——80%以上的人要什么，60%以上人要什么，30%的人要什么——你得把它分出来，最后我们尽量的让更多的人得利，也尽量尊重少数者的权益，不要让他们受到损害。换句话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不能损害学生利益。
维护大多数，但是不能损害少数。这其实是两种情况，就是两种模式，一种是80%人高兴，20%人受损了，还有一种是80%人高兴，20%是没有得到支持，但他们也没受损。我们只能做后边这种。哪怕是99%的人高兴，有一个人受损，我们也不能让同学受损，我们不能去做让学生受损的事。
2023年初，做留服佐证材料维权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案例的。如果学校做了某种政策改变，有一些同学的利益就可能受损。这种时候，学生代表必须坚决反对。我觉得，研会这几年，大部分维权行动，都帮助一部分同学获益了，只是获益同学的比例不一致。但是咱们从来没有做过让同学利益受损事。这是底线，绝对不可以。
当做学生代表的时候，我们要去最大限度地综合学生们的声音，但是也要尊重少数群体的声音，不能去损害少数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变成谁声音大，谁联名信的学生多，我们一定就直奔着这个方向走了，这不行。
怎么实现这件事呢？研会有一个专业的政策咨询团队，他们一面直接给学生做个案支持，另一面也是一个专业智库，或者说是政策与战略咨询师。他们会做专业的政策研究，考虑其他学校的案例，政策的历史的沿革，以及可能获取的声音，提出专业建议。
既不是谁签名多，谁声音大，就听谁的。也不是说，谁是少数，谁就需要被照顾，就要特殊对待。而要作出尊重大多数人的声音，考虑少数群体的利益，同时要去咨询专业的建议，综合起来的一个考量。
有80个同学说想往东走，20个同学想往西走，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就都跟着80个同学走了，要去考虑所有的建议。无法形成共识，我们宁可不行动。很多时候，学生代表的工作，都是一个默默收集信息，试图找到一个比较清晰的共识的过程。
交通打折卡两万签名联名信线下宣传的最后一天
案例 - 应对485签证政策变动，提前发放完成信
Kate：有这么多的难点要考虑，看来做学生代表是很考验人的。可以讲讲你觉得压力最大、最有挑战性的一次工作。
伟宏：在做学生代表的工作中，也会有委屈。学生不理解你在做什么。
悉大学生数量很多，同学们的主业是学习，大部分人不会主动了解学生代表在干什么。他们也没有义务必须了解研会的每一个方方面面，去知晓你在干什么。很多时候，当一个突发事件发生，我们都是仓促地介入进来，学生跟代表，也不完全是一种很信任的关系。
举个例子，比如2024年5月份左右，澳洲政府宣布485签证改革。如果在7月1号之前，不能提交完成信的，就要用新的签证政策，就会损失签证时长，从5年变成3年，甚至35岁以上的学生，可能拿不到签证。很多学生给学校写了联名信，也拉了群，邀请我进到群里，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呼吁悉大提前发完成信。
这件事，我在一开始介入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没底”。我并不知道学校能不能发出完成信，学校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悉大从来没有在6月份发过完成信。我深知，判分、核准、发信，涉及很复杂的过程。有些问题，学校做了决策，可以简单调整一下，有些问题，它的决策很复杂，调整的过程更不容易，但是同学又很需要。
我还是给校长写了信，在参加委员会讨论时，发表了意见。后面又给副校长写信，给管这个事情团队写信，想方设法，用一切的场合去呼吁，最后也只获得了一个模糊的答案：大学说在关注，会去想办法，但是能不能找出办法来，没有确切的答案。
这时候，作为学生代表，就很被动。怎么办？我只能说，“还在努力争取”，有的朋友会问，为什么不把做维权的过程都给它公开出来，实时直播，同步公开。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工作，可同学让把完成信拿回来，我只能带回来一个模糊的答案，你说同学能满意吗？这怎么公开？
所以，到5月份的时候，我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学生们都在讨论这件事，网上、群里、中介也都在讲，各种声音和信息都很嘈杂。在群里讲什么的都有，包括私信我的，我深深的理解大家焦虑情绪是很重的。
这时候，很考验你到底为什么要做代表工作。得能理解，同学们真的很焦虑，他们被这件事情折磨了很长时间，很苦恼。在这种焦虑的时候，你去和同学解释说明，有用吗？只能保持沉默。为什么？这时候你只能少说话。没有一个能拿给学生的东西，只能继续加紧沟通工作，去谈，在没谈出东西之前，我什么都没法给同学说。
Kate：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伟宏：我猜测，当时学校可能的困难点，是无法保证给所有同学都发完成信。因为时间有限，有的课真的判不出卷子。大学因为做不到给所有同学完成信，担心被责备，所以就干脆不想做了。
我就想，那不如这样，咱们各让一步，由研会出面，收集一个名单，在规定的时间前，我给大学一个名单，先从名单入手，能干多少是多少，“尽力但不保证”。这其实是以我们来承担一部分责任的方式，促成前进一步。
学校认为这个办法还行。最重要的，是给了想帮助我们的老师们一个启动工作的可能性。否则什么都无从谈起。学校给学院转发了学生名单，后来真的工作起来，加班加点，范围逐渐扩大，开始发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整个的氛围就好过来了。
我们名单提供了400多人，后来从学校的数据看，发出了800多份完成信，还算让人欣慰。当然，还是有一些同学没有拿到信，这成为了我代表工作中的一个遗憾。
Kate：你觉得这次事件处理的经验是什么？
伟宏：其实这件事情，现在反过来想，提前发完成信是一个紧急行动。假设没有学生代表的介入，学校会做这件事儿吗？大概率是不会做的。我认为他们不会做。我们介入了，学校就一定做？不一定。
其实还是源于，我们跟大学在这两年的工作中，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互信。我们曾经合作过。弹性毕业时间也是同一个团队帮忙做的。我们经常性在各种会议上见面，会有一些交流，这就建立起了一个基本互信。
再就是我们持续关注国际生事务，做了很多铺垫。23年底，澳洲修订485签证35岁限制的时候，我们就在第一时间找过校长，给他介绍了这个政策的影响。在我们的呼吁下，校长安排了一个政策评估，有了一定准备，他对学生的遭遇很同情，并把这种同情传递到了整个管理团队。学生代表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很关键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呼吁学生参与、了解和支持代表们的工作。在关键岗位上，你要去发出关键的声音。
志愿者在向学生介绍SUPRA
第三部分：学生组织在学校
Kate：你觉得学生组织存在的重要性有哪些？
伟宏：其实在工作中，我也经常在想，为什么学生组织很重要。说实话，我在思考，但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答案。USU、SRC、SUPRA加起来一年1000多万澳币。这很大的一笔经费，拿到给学生组织用。然后USU和SUS体育协会，还在运营学校里的餐厅和体育馆，这本身也都是很高的财产价值。包括学校每年给我们的办公室，还有很多支持，不只是经济上的支持。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认真的去支持学生组织？为什么要付这么多的成本？
我想到了几个点。首先，我们是自主行使代表的权利。这是从价值观上看待的一种方法。学生的总代表，是独立于学校的。所有的政策设置，都是为了维护这种相对的独立性。
它虽然成本比较高，甚至有些时候，它并不如直接学校介入有效，但是它保证了一个文化和理念上讲的：不要把学生视作学校的附属品，他们不是是教育的产品，而是独立的个体，是一群人、鲜活的人。他们是到学校来接受公共教育服务的，而不是被学校所管理和驱动的。所以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这种理念的反映。
第二个，运营和参与学生组织，本身就是大学教育中，一个重要的过程。教育不只是上课给你教课，教你知识。实践，以及在实践过程中的再教育，是很重要的环节。
SUPRA也好，SRC、USU也好，它的运营模式，实际上是与澳洲这个国家的治理模式、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运行方式是高度匹配的、高度相关的。对公开信、透明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追求，对原住民、对积极的社会活动的支持，学生在参加过程中，会学到了对程序，对公共服务纪律的尊重。
所有的这些东西，在学生阶段，它的存在，都是对学生的一个教育。如果没有这些实践，这些名词，就成了纸上谈兵。他就无法把知识，跟这个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亦或是认为都是一个理想的模式，亦或是没有真的理解这些东西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在学校中，存在这样大型的学生代表组织，存在学生运营的学生会，会给很多同学提供一个机会，去了解：当别人给你提出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当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开会？怎么在既定的会议的议程中完成不同意见的综合，最后通过表决进行确认？
你会有机会学习如何完成一个项目。给你一笔经费，怎么分配它？使用经费过程中，会遇到监管的要求，还有怎么确保效性？它其实是教育的一部分，当然参加的人就得到了这个机会，所以很欢迎大家都来参加学生工作，你参加的越多，你获得的就越多。但本身它的存在，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
有人会问，找你来做咨询，找一群官方学生组织的学生代表来给学校开会，和学校在街上找上一群学生来，有什么区别？其实结果上可能区别不大，甚至学校找的更好，因为它可以用更多的资源找更多的学生，它掌握更多的学生信息，它可以找到不同的学生。
我们现在去做某门课的评教，肯定不如学校做的评教做得更专业。但是我们的作用在哪？其实就在刚才讲到的这几点中。前面讲的那几点其实是我们存在的根本价值，如果说这个社会它不需要那些东西了，我们也就该解散了。
志愿者在o-week摊位与学生交流
Kate：学生代表是怎么具体参与校务治理的？
伟宏：悉尼大学的重大事项，要通过学校董事会(Senate)决定。Senate fellow，不全是学校内部的人，它是由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员工代表，还有学校的一些校领导，还有一些外部董事。有的是议员，有的是一些大型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有的是一些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人。
Senate任命校长，校长领导不同的委员会。比如和学生最相关的，叫University Executive Education Committee，这个就是负责全校所有教学、生活和学生培养事务的地方。可以说所有跟学生有关的事，都是这个委员会讨论出来的。这里有两个学生代表的席位，一个是给本科SRC，一个是给研究生SUPRA。
这是很高阶的一个会议，这里面有每个学院代表，有学校重要部门的代表，有执行副校长，每个人都会在这，可以说是悉大运营教学工作的最核心的会议了。一开就是三个小时，议程是很厚的。我们在这中间，不只有投票权，还有提案权。具体地讲，在这个会上，我们可以把学生的声音写成提案，直接交到这儿来讨论。
这个权利，连许多学院的老师都没有。没有提案权，就你就没有程序性地把意图变成学校行动的可能性。举个例子，比如学生中间发生一件大事，我可以直接给学校写信，那就是行使建议权，或者叫沟通。如果我觉得这事儿值得被记住，我就会给委员会提案，正式地通知他们。
每一个提案我们都有权利去读、听、评价，并且可以在人家都说支持的时候，我不支持，我不同意，我可以弃权，我可以反对。他们想通过一件提案——这地方虽然就两个学生代表，只要跟学生高度相关的事儿，两个学生代表一致反对，你觉得他们这个提案——实际上不好看吧？
这样，压力就给到了做提案的人。他们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弦儿，这儿坐着俩学生，不仅是代表个人，还代表了很大的学生团体。就算学生代表一句话都不说，你坐在这儿，就带来了政策天平向学生多倾斜一点的可能性。更何况我们还在发挥评议作用，让政策更接近学生的声音。
当然我们参与校务治理，除了委员会之外，我们还可以直接参与运营，加入大学的一些工作组。去做一些具体工作，提供咨询、提供帮助，去参与到学校的方方面面。从学生的教育质量、教学到学生的生活，衣食住行，再到学校的这些部门的具体工作，科研，就业跟实习的建议，校园安全，少数群体权益的维护，多元的文化，反对歧视，这么多东西，在学校里，都有一个一个的具体工作组。
我们实际上就代表学生，去跟进每一个工作组、每一个委员会。只要跟学生有关的，我们有能力的时候都会去做，跟大家沟通，带有学生的建议，甚至什么都不说，坐在这儿给他施加压力。
志愿者在International Student Welcome上
Kate：刚刚讲的都是学生组织对于学校的作用，那么SUPRA的重要性和USU和SRC又有什么区别？学生代表在这三个组织当中的作用，或者说工作的模式，又有什么区别？
伟宏：SUPRA的作用——首先我们是代表全校硕士生跟博士生，我们是35,000名左右的代表范畴，这么大的一个量。
我们跟SRC的区别，首先是学生结构不一样。SRC大部分都是很年轻，高中毕业来读本科，年龄结构比较轻，同时年龄极差比较小，就是刚入学的新生跟要毕业的本科生之间，岁数差的不多，都卡在一个特定的年龄段里。这是SRC的情况。
研会这一块就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学生的年资差距很大。从20多岁刚本科毕业，甚至19岁，到50多岁60多岁的学生。从他们的状态来看，同样是PhD，有一个本科直博的，跟另一个在欧洲某个研究所工作了十几年，又过来这读博的，从学校的系统里他俩都是博士生，但所思所想、生活状态，恐怕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个，它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本科生是本地学生占多数，大概可能是占到六七成的样子。研究生正反过来，悉大的硕博同学，实际上是国际生占多数，可能是三七开的样子，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当你面临的主要群体，是从海外来到这边，就势必比本地学生有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说住宿问题，本地的学生他们要不然住家里，要不然他们比较熟悉租房的流程，政府也有给年轻人的保障住房。国际生一律都没有。有的国际学生，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过来，之前读书的大学有宿舍的，甚至从来都没有租过房，这一下子掉到租房市场里去了。光这一块的诉求——光租房这一项，国际学生就比本地学生的需要更多的支持。
有的一些诈骗本地学生就不可能遇到，比如中文电信诈骗。包括找工作时的工资问题，哪家企业胆敢给本地人开低于合法工作的薪水？不能说肯定没有，但不是主流。国际生在这方面受到的不公正就很多。
再有就是社群的孤独性。本地同学读到研究生阶段，一般来说都已经有了很成熟的社会交往了。国际学生不是没有交往，是因为远赴重洋被隔断了，在这重新建立，对于这一块的诉求就有很多，需要去跟大家交流，否则的话他们怎么办？
更不要说语言和文化冲突了。如果你是从欧洲来的、美国来的可能还好点，你要是从中东、东南亚，还有比如说从俄罗斯，从中国、日本这些跟本地文化差异比较大的地方来，还要涉及到文化的冲突。不仅是语言，英语说得很好，一样可能会有文化冲突，习俗的冲突，时差，家庭的距离。研会相当于，七成以上的服务对象，都可能需要更多关注和支持。因此整体的工作量、资源的需要的量、工作方法都不一样。
USU是面向全校的，它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USU跟我们的组织模式不一样。它是有很强大的一个职业管理团队的。有CEO，CEO下面有senior的officer，都是专职员工，它有整体的一个员工团队。学生在USU之中不像我们有这么直接的运营的责任。他要开会，他要表示自己的意思，他要跟这些员工进行沟通协调，但是总体来说他的内部运营的责任和工作量难度都比我们少多了。
来SUPRA工作的学生代表，大部分都是为了改善校园生活状态，有一种使命感和紧迫感，因为自己就在遭遇这些困难，当然想通过努力，让境遇好一点。所以天然跟学生是很近的。我们的工作重点一般是关注校园体验。然后再说到社群，SRC不做本科生社群，做得少，因为USU在做。也是因为USU硕博社群做得少，所以我们要做。那些社团大部分都是本科生在搞，这些研究生博士生谁管？所以研会就在这拼命做社群工作。
SUPRA举办的Women Afternoon Tea活动
Kate：之前说的是学生找到SUPRA，我们是怎么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还有我们是怎么为了学生的利益和学校进行沟通的。可以多讲讲关于SUPRA是怎么联系学生群体的、是怎么找到学生的？
伟宏：现在学校硕博同学35,000人，情况也都各不相同。像刚才讲，年资不一样，背景不一样，学业不一样，学的东西不一样，来的地方都不一样，毕业去向也不一样。这么复杂的一个3万多人的大社群，建设工作是很困难的。怎么办？
我们首先开了针对广大的华人同学的公众号，坚持了很多年。这是跟同学直接交流的一个渠道。我们是唯一还在开办公众号的悉大官方学生组织。我们还开了INS，开了小红书，开了领英，开了所有能开的平台， 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去尽量地找到学生。
然后就是通过社群活动。研会所有的活动，都被设计成非常容易跟学生进行沟通的形式。通过一次又一次地办活动，羽毛球、健身课、徒步、酒会、烤肉、电影、下午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把学生聚在一个空间里待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方便大家进行交流沟通。那么这些活动举办的时候，咱们的学生代表，就参加到这个活动中，去跟学生进行联系。
最后SUPRA也有官方沟通渠道，我们有GradPost每周会给大家发邮件，也会做问卷，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或者有意地去征集一些热心的同学，来一起组织各类Network。
当然除了这些，最关键的，是我们每一个学生代表，都需要跟身边的朋友、同学、在生活中遇到的人，去进行交流沟通，从身边的交流做起来。
SUPRA Guaduation Party
文 | 张譞 Kate
图 | SUPRA & Weihong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