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泉风云：叶剑英与邓小平的默契联盟
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一场旨在清除政治谣言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与此同时，一个拥戴邓小平的联盟悄然形成，如同一股暗流，在京城的政治舞台下涌动。叶剑英，这位历经风雨的老将，显然已对时任国家主席的华国锋心生失望。当华国锋对他的意见置若罔闻时，叶剑英深知，身边的同事已难以成为坚实的后盾，他必须另寻出路。
玉泉山，这座位于京城西北的隐秘之地，成为了叶剑英新的战略要地。这里远离尘嚣，高墙深锁，密林环绕，小楼错落有致，历来是军队高级将领的休憩之所，更是中央军委的办公秘境。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文官们权势滔天时，也难以涉足这片神秘的山林。
华国锋与叶剑英 资料图
1977年的早春，当邓小平再次成为政治漩涡的中心时，叶剑英果断地将他从三〇一医院接到了玉泉山上的25号楼。这一举动，对于当时的中国政治时局而言，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政治力量正在悄然崛起，与位于城中南海的党中央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春节期间，25号楼内热闹非凡。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等一众老将纷纷前来探望邓小平。他们谈笑风生，彼此间的默契与信任溢于言表。邓小平笑称自己是“老帅的领班”，而老帅们则纷纷表示，有邓小平在，他们就有了主心骨。尽管此时的邓小平尚未恢复任何权力，但他心情舒畅，深知有了这些老战友的支持，重返政治舞台、大展宏图的日子已不再遥远。
然而，京城内外两个阵营的对峙并未持续太久。仅仅三个星期后，双方就坐在了一起，共同参加了由华国锋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争执与分歧如潮水般涌来，拥邓联盟蓄势待发，准备发起新一轮的攻势。
叶剑英首先开口，他的言辞虽委婉，但态度坚决。他建议华国锋在报告中修改对邓小平的表述，使其更为正面，以便为邓小平的复出铺平道路，同时避免给公众带来心理上的突兀。此外，他还明确指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不可行，“天安门事件”是一起冤案，应当予以平反。
如今，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往往将邓小平视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邓小平确实反对“两个凡是”，但根据现有记录，最早公开表明不能同意“两个凡是”的，其实是叶剑英在此次会议上的这次发言。他比邓小平在同年5月直接说出“‘两个凡是’不行”的话，要早大约两个月。
然而，华国锋并未接受叶剑英的意见。他表面上对叶剑英点头称是，但实际上却拒绝修改报告。他避而不谈邓小平的是非，而是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将“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分发给与会者，试图借此转移视线。他耸人听闻地声称，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打着让邓小平复出的旗号，企图煽动推翻党中央，为“四人帮”翻案。
汪东兴副主席则拿出了毛泽东的话来应对当前的挑战。他声称自己熟悉邓小平，虽然邓小平有一定能力，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泽东曾有意让邓小平担任总理，但经过尝试后认为他不行，最终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就这样结束了。但拥邓联盟并未退却，他们早已胸有成竹，准备迎接更激烈的战斗。在华国锋报告的小组讨论会上，轮到众人发言了。
陈云率先开口，他坚定地表示，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是出于真挚的情感，与邓小平无关。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且必要的。王震则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来反驳汪东兴，言辞更加激烈。他称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认可的人才。他是与“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烈抗议，是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胡耀邦原本准备了一个长篇发言，但临到关头却选择了沉默。他或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尚不足以与陈云等人相提并论，又是邓小平“错误道路”上的人，因此选择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尽管叶剑英的意见未被采纳，陈云和王震的发言也被华国锋搁置一旁，甚至未能在会议简报中刊登，但拥邓联盟的行动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华国锋的许诺下，邓小平复出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只是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拥邓联盟的压力愈发明显。在华国锋的表态中，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回旋余地。他承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这场政治较量虽然充满了曲折与波折，但终究为邓小平的复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叶剑英等老将的共同努力下，邓小平终于得以重返政治舞台，继续为中国的发展和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这段历史，也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段不可磨灭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