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徐主任、任书记，你们好！听说你们是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7月赴正定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员，请为我们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徐南雄：时光倒流，回到1984年7月21日。校团委副书记苏长青、校报记者萧燕带领我和任锦芳、刘娅、刘锐、余方、李启章、朱海鸥、李荣八名在校生，从学校出发，开始了为期20天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这次活动可以说是一次“寻根之旅”，即沿着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的办学之路，去寻找当时人民大学前身的历史遗迹。
我们先去了河北阜平县、灵寿县、平山县，这三个县是革命根据地，也是华北联大、华北大学曾经的办学地。由于需要访问的点较多，我们在灵寿县分成两个组分头活动，并约定7月29日下午3时许在正定县政府招待所会合。当天下午3时45分，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并与我们进行了座谈。
任锦芳：我们是以“寻根”的名义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又被称为“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从延安、山西、河北再到北京，是一路紧跟着毛主席从延安出来的。这次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实地的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探寻一些当时人民大学的历史印迹，拍摄一些影视资料，访问一些老同志并听他们讲述当年办学的情况。
※ 1984年7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员在正定县政府招待所前合影。
当年毛主席从延安出来后，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西柏坡就在正定边上。从1948年8月到1949年年底的华北大学，也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旧址就设在正定县城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六医院。歌剧《白毛女》，就是当时人民大学的文工团在正定小学操场上表演的。据说演到动情之处，一个战士气愤得拿起步枪向着舞台上的黄世仁开了一枪。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正定县。因此，正定县是我们这次社会实践活动非常重要的一站。
采访组：1984年7月29日下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到招待所与实践团成员见面座谈。能否给我们谈谈当时见面的情景？
徐南雄：当时见面的情景，历历在目。那天我们与习书记约的4时见面，大概3点半多一点，我们就到县委招待所大门进来以后的空地上等习书记。招待所的院子里面有个水池，水池里有一座假山，我们就站在那儿边等边聊天。我笔记上有记录：习书记大概3时45分就来了。他个子比较高，穿着绿色的军裤，是一个人骑自行车来的，也没有别人陪着，把自行车放一边就进来了。我们队里的萧燕老师也是陕西知青，他是著名作家萧军的儿子，当时校刊的摄影记者，他与习书记聊了十来分钟当知青的体会。然后，我们就进到房间里面座谈了大概两个小时，交流气氛轻松热烈。习书记讲话坦诚直率、生动形象，且富有哲理、思想深刻，对我的启发很大，感触良多。当天晚上，我用日记的形式写下了习书记讲话的要点。这次社会实践的笔记本一直被我精心保存，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任锦芳：当时我们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我们在正定县开展了三天的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来我们宿舍聊过两三次。有一张照片拍摄的就是最重要的一次座谈，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也记得比较详细。这张照片，就是习书记在我们寝室里，他在窗边坐着，拿着一把扇子，我在最边上作笔记。
回想起来，我对习书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个帅哥。他当时三十刚出头，穿着军装，很年轻帅气。第二个印象是他很随和，非常平易近人。能够见到县委书记，我们学生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个时候他跟我们坐在一起，而且还不止一次来看望我们，我们都觉得他非常平易近人。第三个印象是他很健谈，他跟我们说的观点都是很有见地、很有思想而且都是正能量的，我对他一直念念不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你们座谈的时候都聊了哪些话题？
任锦芳：我们聊了很多话题。习书记是从清华大学毕业工作不久之后来到正定的，我们实践团的成员也都是大二、大三和大四的学生——我当时大二，大家都是从北京来的，而且基本属于同一个年龄段的人，他觉得我们就像他的娘家人。所以，他跟我们聊天的话题自然而然就多了。
※ 1984年7月29日，习近平与中国人民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员在正定县政府招待所宿舍座谈。
聊得最多的，是围绕如何做好基层工作这一话题。习书记说，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调查的这种方式很好，他认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多到基层了解。习书记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我们讲了很多他自己到正定的工作心得。
徐南雄：习书记告诉我们，他于1969年年初插队到陕西省延川县，当时才15岁，由于勤劳肯干，1974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不久便当了大队支书。1975年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国务院、军委办公厅工作。1982年他主动要求下基层，被下派到河北正定县，先任县委副书记，后又任书记。
那次学校给每个实践团成员发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方便记录，所以我有一部分记在这上面，另外一部分则记在其他的纸上，事后又誊抄上去。从我笔记本上的记录来看，我们当时还聊到如何结合本地实际落实好中央一号文件，聊到为什么要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搞商品交换等。
聊得最多的，还是围绕如何做好基层工作这一话题。习书记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我们讲述了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如何搞好基层工作的心得体会，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到生产第一线锻炼、提高自我。
任锦芳：我们当时有几个学生也面临毕业走上社会，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向习书记请教“如何尽快甩掉书生气，尽快适应社会，缩短大学生在基层单位的适应时间”。习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实现由大学生到基层行政干部的转变，一定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素质，即要有忍耐力、直觉力和行政力。作为基层的行政干部，一定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这些话语讲得非常诚恳，深深影响到了我之后的人生。习书记当时的这次谈话，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采访组：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鼓励大家到基层工作，并与大家聊了很多基层工作的体会，能否具体展开谈谈？
徐南雄：好的，这些我在当时的笔记本上都有记录。
在谈到为什么要到基层工作时，习书记讲，他对农村工作有感情，大机关虽然工作条件好，但要真正做点儿实事，要充实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是要到第一线，从基层干起。
习书记告诉我们，干好基层工作要做到四点。一是要有兴趣、有热情，这是基础。他说他到了正定以后，虽然忙，矛盾层出不穷，但感觉很充实，很乐意与各种矛盾斗争，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繁忙已经成为生活的乐趣。二是要有韧性、有耐力，要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三是要有一点儿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主要靠后天锻炼出来。四是要有一股豁出去的干劲，不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工作，而且要敢于负责，大胆创新，不要怕丢官。
在谈到怎样打开工作局面时，习书记说，首先对一般性的问题不要随意表态，而是要多听多看，宁愿让人家暂时认为你是“笨蛋”。即使办一件小事，也要看准，办一件成一件。几个月后，心里有数了，工作就好办了，人们的评价自然就会改变。同时，他还认为县委干部不要瞎指挥，要多看、多学、多想，这样才会长见识，不断提高自己，不至于僵化、主意枯竭。
习书记说，基层干部工作很辛苦，工作难做，但他们要求很少，有时只要上级对他们给予肯定和表扬就很满足了。因此，他对基层干部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当时基层干部要做工作是挺困难的，经常在外面跑，工资很低，跟农民打交道，有时还得自己掏钱给老乡买烟抽。对于基层干部，不能只让他们做工作，也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鼓励他们。
采访组：刚才你们谈到，当时有同学向习近平同志请教“如何尽快甩掉书生气，尽快适应社会，缩短大学生在基层单位的适应时间”。请您再详细回忆一下当时谈话的情景。
任锦芳：是的，当时我们问他，我们最多一年或两年也都毕业了，即将走上社会，怎么做才能从学生转变为称职的基层机关干部，怎样才能缩短转变的过渡期？围绕这个核心问题，习书记主要讲了三点。
第一，要有忍耐力。习书记说在行政机关，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在一个岗位上，就做一项工作，工作内容翻来覆去，很枯燥，所以一定要有忍耐力。他说他很佩服身边这些县里的干部，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在工作之余还要兼顾家里的承包地，一年四季都很忙，也没有作出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只要能够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认可，他们就能忍受所有的苦，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当时他身边的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据说被称为“三五牌”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五十岁左右的年龄、五十元左右的工资。习书记说，他身边的这批干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一个岗位上不退缩，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种实在、踏实的品质，就是基本的忍耐力。
※ 任锦芳、徐南雄精心保存的笔记本，记录了习近平与中国人民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在正定座谈的难忘时刻（上图为任锦芳记录，下图为徐南雄记录）。
第二，要有直觉力。习书记说做行政工作非常难，特别是你当了领导，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完了你要马上能够加以归纳总结，这不像在研究室里对理论可以探讨探讨或者建立一个什么模型，等等，这是要求必须当场、当众作出决策。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依靠一个人的直觉力。他还说，这种直觉力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但主要还是靠“后天养成”。后天学习对行政直觉力的养成至关重要。我笔记本上记录着习书记这样的话：行政干部首先要有广阔的知识面，文理都得懂，不仅要懂历史的、文学的，还要会说、会写，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万金油”。
第三，要有行政力。我们去正定的时候正好赶上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鼓励发展专业户、发展商品经济等政策。在这个时候，思想认识、利益冲突比较多。习书记说：“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场革命，是革命，就会有牺牲。做行政干部要有一种豁出去的精神。干工作都要担一定风险，尤其是想创一番事业的有志气的人，要取得成绩，不可能太太平平、轻而易举、唾手可得。要有敢于牺牲、不畏艰险、不怕犯错误的冒险精神，该豁出去的时候不能犹豫。”
采访组：在正定社会实践期间，你们从群众中听到了哪些关于习近平同志的故事？
任锦芳：我们到正定之后听说了很多关于习书记的故事，现在印象依然深刻的有四个。
一是习书记非常重视调研。刚来的时候，据说班子里的成员连着三个月没有怎么见到他，其实在这三个月里，他跑遍了正定的各乡各村，进村入户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真正了解到县里的很多问题。在这三个月里，他默默地调研，不表态，调研回来之后召开县委会。在会上，他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计划，县委通过之后形成决策再去实施。
二是习书记在正定很低调。出门轻车简从，带个工作人员或者当地向导就出发了。他说不需要带那么多人去，他是去工作的，带着那么多人去不像样子。
三是习书记非常重视人才。听说当时县里有一个化工厂，有好几个引进来的人才都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有的自己干得好舍不得走了，还把老婆也安置过来。有的当年就作出了成果，然后得到了奖励。
四是习书记非常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尤其是农业结构调整问题。当时正定县农业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是全国粮食生产第一个“跨长江”“过黄河”的县，但是经济结构很单一。他调查之后顶着压力提出加快农业结构转变，鼓励多种经营，当时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
※ 1984年7月29日，习近平与中国人民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员在正定县政府招待所合影。
我们整个社会实践的团队里，只有我一个是农业经济系的学生，所以我对他在农业方面的改革印象比较深刻。他在正定大胆地创新和改革，鼓励多种经营，发展花卉苗木种植。当时没有“一二三产业联动”“城乡融合”这类的说法，而是叫“农工商综合经营”“农工商、贸工农一体化”，但是综合经营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正定是一个老区，老百姓的思想比较传统，觉得种植粮食是天经地义，种花养草是“资本主义尾巴”，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当时习书记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正定有很好的自然条件，农业基础设施和条件都不错，但是农民收入不高。习书记大胆决策，成立了多种经营管理办公室，并出台政策鼓励花卉苗木经营、农工商经营。在这个方面，当时正定的改革力度非常大。
习书记与我们座谈后，我跟他表示我想去实地调查，习书记当时说：“就你一个是农业经济系的学生，你去调查也挺好。”他还指着我说：“下一次你们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同学如果要去实习、调研，要到农村去，就到正定来找我，我给你们安排。”他讲得非常亲切。一个学生能让县委书记亲自给你安排，当时对于我来说真是不知道激动到什么程度了。
习书记指示农工部的人给我安排好，还专门派了马秀峰干事陪同，并借给我一辆自行车。我记得调研后我写了两篇调查材料，但现在只找到了《花香》这一篇。《花香》是我调查了正定郊区一个叫甘国田的种花专业户后写成的，他曾获得过县里的“率先致富”奖，从一个侧面证明习书记所提出的农业结构调整是非常正确的。
※ 任锦芳撰写的调查材料《花香》手稿。
徐南雄：关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习书记认为，一些传统的东西和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不符合、不一致的，就要积极改革。比如，传统观念重农轻商，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当时农民搞商品交易，贩卖菜、粮食，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但是他认为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去搞商品交换、做点儿生意是好事。有些人认为在外面做生意的农民不是正经的人、不种田的人不是好人，习书记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他通过调研，大力提倡农民要敢于经商、进入流通领域。
任锦芳：我个人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形成，在正定的试验和实践是很重要的。他的“三农”思想最早可能是在梁家河萌芽的，但是他最早的实践和试验是在正定。在梁家河，他有了当农民的体会，对农民的感情很深；而到了正定，他有了舞台，可以在这片试验田上试验了，在这个地方，他的“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三农”理论初步形成了。他到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后，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政策，比如“八八战略”——就是“八大优势、八项举措”，从他开始到现在，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到今天还很管用，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是他在正定已经实践了，在福建、浙江又继续深化了的宝贵经验和深度思考。从一个县——河北正定，到一个市——福建厦门、宁德、福州，再到一个省或直辖市——福建、浙江、上海，一步步地探索总结，他的这种思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来自基层的社会实践。
特别有创意的是，习书记当时在正定还搞了一个农村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设在一个村子里，为农村发展的很多具体问题开辟了“试验田”。
※ 1984年4月14日，《河北日报》报道《我国第一个农村研究所在正定成立》。
采访组：与习近平同志的这次近距离交流对你们后来的人生和职业发展有哪些影响？
任锦芳：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弥足珍贵，令我受益匪浅。习书记语重心长讲的“搞行政工作一定要有忍耐力、直觉力和行政力，一定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等道理，深深影响了我之后的工作实践。
我把这次到正定的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我人生旅程的一个新起点。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之后，我每年都报名参加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寒暑假回家乡社会调查活动。当时回乡后我先不急着回家，而是先到省粮食局要一些数据资料，还到萧山县的统计局要过统计数据等。回家后，我父亲总会按照我的调查要求，时不时请一些人来到我家，我问他们答。或者按照调查要求，找村里最富的、最穷的、办企业经商的，等等，一户一户地进行调查，问情况，填表格，很是认真。我写的不少调查报告都得过奖，还有奖金，还给我报销火车票。记得有一年寒假，村里的小店里来了一封从国务院寄给我的信，被村里的人传为美谈多年，其实就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寒假调查提纲。
1986年我毕业时，就业开始实行双轨制，大约有80%的大学生毕业时是国家给分配工作的，20%左右的毕业生要自己找工作。当时老师说没有到浙江的分配名额。1986年年初我们农经系在浙江黄岩县实习的时候，我负责班级后勤生活，没有被分配到乡镇村里去调研，于是我就利用在县城服务的机会查阅了全县性的相关数据资料，并利用给同学送信送报纸的机会，到同学们实践的一些乡镇村参与他们的调研座谈，最后我写了两篇关于黄岩农业农村经济方面的调研报告。当时，下派到黄岩县挂职兼任县委书记的正好是浙江省农业厅的厅长孙万鹏。他看到我写的两篇调研报告后，觉得这个实习生不错，我们老师跟他说我是浙江人，孙厅长说“浙江人就留在我们浙江吧”。就这样，我留在了浙江省农业厅，并进入了政策研究室，专门从事调查研究工作。我想这是我在正定学习调研后不久就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惊喜吧。
到农业厅工作之后，我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都是与调查研究有关，这与在正定的实践经历是分不开的。我曾经在全国小商品城义乌待了两个星期，沉到基层一个一个场户进行调研，执笔写过一篇《城市化进程中的强农富民之路——义乌区域农业经济发展调查》。这篇调研报告在《浙江日报》上连载了四期，并在《中国农村经济》杂志刊发，据说当时还引发了讨论。他们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原来调研报告也是可以这么写的——调研报告一般是按照现状、问题、思路、对策的顺序写的，但是我那篇调研报告突破了常规的模式；第二，对文中提出的“富民首先要减少农民”这个观点，有一些争议。后来，我又执笔起草了《城市农业——新时期浙江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批示“此调研报告很好”。我现在觉得，把“城市农业”这个概念再缩小一些，推动当今的“城市阳台农业”，或者再延伸一些，提升改良传统的千家万户经营的“兼业农业”，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之路”，推进小规模农业转型升级，其实也是很有希望的。
正定的经历，特别是时任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对我的影响，总结起来就是“难忘的历程，前行的动力，一生的影响”。如果再见到习总书记，我想真诚地对他说一句：“谢谢您，近平书记！”他对我们的态度、他的一言一行都有榜样的作用，影响了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也影响了我的人生。一个人的一生真的要有这样一个领路人，所以我要说谢谢他。
徐南雄：习书记当年本可以选择留在条件好的大机关工作，但是他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一直待在大机关，要从头做起，增加自己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习书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们讲述了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如何做好基层工作的心得体会，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到生产第一线锻炼、提高自己，让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
我也受到习书记当年的影响，毕业时放弃了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北京大机关工作的机会，自己联系单位回到重庆，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一干就是五年。1990年年底，我报名参加了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筹建，此后便一直在开发区工作，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每次遇到困难时，我就会回想起习书记讲过的，作为基层的行政干部，一定要有忍耐力、直觉力和行政力，一定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看到自己参与开发建设的新区发展成为本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市风貌展示区时，心里的高兴和自豪之情便油然而生。虽然每个人的成长途径和方式不同，但基层的经历和实践绝对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听母校的老师讲，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见到校史馆里展出的1984年在正定县与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座谈的照片时，他愉快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关切地询问师生们现在都在哪儿。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倍感温暖，仿佛又回到了那次终生难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来源：共青团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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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代雨晴
校对 | 侯思宇
校审 | 宋雪飞 杨育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