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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拱手让出东北，张澜闻讯十分气愤。
他除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主张抗日救亡，并以“川北一圣人”的社会影响，说服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叔侄和解，停止混战，准备抗日；1933年，张澜又到两广游说，联络李宗仁、白崇禧等抗日力量；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张澜极表拥护。
1936年，他受刘湘委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会谈后，促成《红（军）、桂、川军事协定》的签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湘资助红军20万银元，运送大批物资到陕北，支援红军抗日。
“七七事变”后，张澜任四川抗敌后援会主任，动员四川各界支援抗战，针对部分川军将领不愿出川抗日的思想，他提出“保国即保川，国不能保，川亦不能保”的论断，敦促川军五十万于1937年10月出川开赴抗日前线，张澜亲自为刘湘出征送行。
1938年7月，张澜作为社会贤达出席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代表及抗日党派代表一致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在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张澜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蒋介石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争论，痛斥蒋介石自食不分党派精诚团结抗日的诺言，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
1939年8月8日，张澜邀请董必武、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李璜等到寓所聚会，请董老介绍“平江惨案”始末。张澜听后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残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的罪行十分愤慨。他说：共产党考虑到团结不好出面，我来出面。随后，邀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在“特园”聚会，再请董必武报告“平江惨案”经过，激起与会人士义愤，从而促使第四次参政会就党派团结、保障抗日党派合法地位的提案进行辩论，使国民党反共有所收敛。
1939年，张澜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与抗日各党派领袖切磋救亡事宜。
1941年3月，以“民主、团结、抗日”为宗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张澜于10月出任主席。
11月，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由于蒋介石拒绝讨论民盟成员提出的《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张澜给蒋介石写了长达5000字的信予以谴责，并与中共代表共进退，不再参加参政会，直至1944年中共代表复会时他才回到参政会。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以挽救抗战危机。张澜表示拥护，并于重庆宪政座谈会和成都国是座谈会上，向千余群众发表演说，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7月，由于蒋介石拒绝讨论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而策划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因此，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参政会，张澜也不出席，并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考虑民意、改变主张。随后，他与左舜生面见蒋介石时重申支持中共的立场。
此时，抗战胜利在望，蒋介石却掉转枪口向八路军淳化驻地进攻。张澜闻此大怒，于8月3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反对内战、争取抗日最后胜利。12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来源丨中央盟讯
初审丨秦茂捷
终审丨阳琼
排版丨张澜纪念馆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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