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回顾毛主席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的光辉历史

文摘 2024-10-25 18:05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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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决策出兵（高泉作）】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二战后世界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敢于在资本主义列强面前说“不”的一战，是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真正站得住、挺直脊梁的一战，是和平正义之战、是“保家卫国”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维护了公理与正义，维护了东方与世界和平，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世界从中感悟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顶天立地的民族尊严，中国从中展示出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和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的崛起献上了一份厚重的奠基礼。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没有中国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我们一直享受着抗美援朝胜利的恩泽。随着霸权主义威胁的日益严重，抗美援朝胜利的意义愈来愈变得更加伟大而深远。

习近平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共产党人最好的营养剂”。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和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的时候，回顾毛泽东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的光辉历史，联系现实、继往开来，我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洗礼，我们的志气可以得到鼓舞，我们的身心可以得到很好的养分。

一、未雨绸缪——不打无准备之仗

朝鲜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会时常发生吸引世界眼球的事件。70年多前的抗美援朝，比俄乌战争，不知要精彩多少倍！

1950年10月19日晚上，就发生了两件后来在历史上留下一页的大事：一件事是美军占领平壤，另一件事是志愿军渡过了鸭绿江。这一天，对朝鲜来说是首都陷落的日子，笼罩着悲哀；对美国来讲是值得庆祝的日子，白宫喜形于色；对中国来讲是紧张和不安的日子，毛泽东彻夜未眠，等待着志愿军渡江的消息。只是，我们知道美军在平壤大摆晚宴，美国并不知道我军近26万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三路悄悄渡过鸭绿江。这戏剧性的一幕，使朝鲜战场的形势起了戏剧性的变化。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现在的不少年轻人，是从这脍炙人口的“志愿军战歌”中知道了抗美援朝，总以为志愿军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挺胸昂头跨入朝鲜的。并不知道志愿军是乘着夜色悄然渡江的！当然，隐蔽入朝照样是雄赳赳、气昂昂。因为雄赳赳、气昂昂体现的是志愿军藐视敌人的气概！

从19日开始，志愿军每天黄昏至第二天黎明渡江，白天停止，一连几天，直到10月25日，第一次战役打响，美国人才梦中惊醒，但为时已晚。当头一棒把美帝野心狼打得晕头转向。用现在的话讲，志愿军一上来就掌握了战场的制信息权，美国的先进情报系统、先进的侦察器材失灵了！志愿军出其不意应对朝鲜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来自毛泽东对抗美援朝的充分准备。

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是他的一贯思想，非凡的预见性正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的高明之处。

先说说思想准备。人是有思想的，思想是支配行动的。思想准备是打赢战争的首要条件，跟帝国主义对抗特别是跟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对抗，没有敢打必胜的思想准备是不行的。中国对朝鲜半岛没有任何企图，不愿意、更不想与美国对抗。解放战争中尽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中国共产党极力避免跟美国正面对峙。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毛泽东对35军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擅自闯司徒雷登住宅提出批评，接着又复电粟裕，同意对青岛实行威胁性攻击，迫敌撤退，但要避免与美军作战。解放上海时把没有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作为“至要至要”告诫部队。毛泽东在避免跟美国发生冲突的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战略家与众不同的思维。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外矛盾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6月15日的新政协筹备会上又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因此，“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第三天美国迅即派美国空军和海军支援李承晚军作战，派第7舰队入侵台湾。这就充分暴露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毛主席明察秋毫，6月28日，他针对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动员群众难在统一思想。对外反侵略人们容易接受，但高举对外反侵略的旗帜出兵朝鲜，人们还是不容易一下子接受的。因为，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组成了以美军为主，16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可美国侵略朝鲜，打的是反抗“共产主义”侵略的旗号，欺骗了世界舆论。虽然当时美国占领朝鲜，进而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与俄国十月革命后遇到的帝国主义14国直接干涉还是有所不同，再加上美国又散布只占领朝鲜的烟幕，颇能蒙蔽一些人，何况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情结。

针对模糊认识，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抗美援朝的舆论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为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而战的道理讲得贴切实在，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深入人心，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多次发表讲话，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和罪行，各民主党派发表了《联合宣言》，各地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边陲，到处是沸腾的人群，到处是热血青年。举国上下群情激奋，义愤填膺，支持朝鲜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成为中国人民的时代强音。剿匪的部队把任务交给了公安、民兵，生产的战士放下了锄头拿起枪杆，复员的老兵脱下便服换上了军装；国家机关人员、党团员积极带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次就有2000多人前往东北工作；母送儿、妻送郎、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情景随处可见；成千上万的民工、司机、铁路职工、医务人员要求奔赴东北前线；工人和农民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竞赛活动，捐款、捐物，支援朝鲜人民；无数人写信、签名或写血书志愿去朝鲜当国际主义战士。人未去朝鲜，心先到了三千里江山。可以说，志愿军入朝前的宣传教育工作是相当到位、相当成功的。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毛泽东指出，“对待战争挑衅者，一是不怕，二是敢打；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真理在我们一边，在人民一边，真正大打起来，战争的结局决不会是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一厢情愿。”“这个美帝的手伸得太长了，别个国家的内战，他非要远渡重洋来干涉，硬是想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潮流，它美国怎么管得过来？”

再说军事准备。毛泽东对朝鲜战局作出了速决和持久的两种估计。军事准备成为重中之重。所有部队停止复员，进入战备训练。7月初，美军地面部队入侵朝鲜后，毛泽东立即洞察到朝鲜战争有扩大和长期性的可能。尽管当时朝鲜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美李伪军节节败退，但要从最坏处着想，做好战局逆转的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提议，7月13日，组建了东北边防军，令位于河南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紧急开赴东北，加上第42军和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组成东北边防军，之后又将第五十军编入，共5个军3个炮兵师在边境集结。并将部分高炮部队部署在鸭绿江边，以确保志愿军经鸭绿江大桥顺利出兵。同时，毛泽东还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调至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以策应东北边防军。为了对美国入侵朝鲜后的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毛泽东除了和金日成多次会晤外，还通过大使馆及派人了解情况，并组织跟踪研究。

8月，朝鲜战争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美国要扩大战争规模，指示“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和苏联政府，并告朝鲜对此应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并提醒金日成应在仁川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守阵地，以抗击敌人登陆，防止敌人截断人民军退路。8月5日接见邓华时说：杜鲁门在朝鲜看样子不会罢手。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毛泽东在8月上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朝鲜战争有短打、长打、大打、原子弹打等几种可能。”“美国若打原子弹，我们没有，只好让他们打，这是我们不能决定的。但我们不怕。我们还是打手榴弹。”“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这个时机，就是美军越过三八线。这时，从政治上、道义上讲，志愿军师出有名，是名副其实的“保和平”反侵略，在世界上更站得住脚。美国认为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是美、李军队节节败退的7、8月份，9月份以后就不会出兵了。这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选择的时机是对的，不但政治上站得住，获得了世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军事上还出敌不意，收到了最佳效果，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任何说中国是侵略者的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

“预则立，不预则废”。时隔6年后，毛泽东在与苏共代表团讲起出兵朝鲜时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20年后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与来访的金日成主席谈话时又提到这件事，他说：“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抗美援朝出兵预有准备，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后说组织准备。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决策是政治局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自上到下的组织准备是关键。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争扩大。9月27日美国政府指令麦克阿瑟，向北推进占领整个朝鲜。9月29日美军进抵三八线。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刚刚参加国庆大典回到中南海，周恩来急忙送来一封金日成的救援电报。毛泽东接过电报，仔细地看了两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朝鲜人民发出紧急求援的呼吁，怎能见死不救呢？

朝鲜处境危急，同时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日本侵略者曾经说：“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与台湾。”1895年，中国出兵朝鲜，与日本发生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割地赔款，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也成了侵略中国的跳板。

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与台湾，正是在重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老路啊！55年后，中国要又一次出兵朝鲜，这次是与头号帝国主义美国较量，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毕竟，蒸蒸日上的新中国，不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朝鲜，也不是55年前的朝鲜了。

毛泽东站在东方阵线乃至世界格局的高度统揽战争全局，把抗美援朝放在国际背景和中国长远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虑，高屋建瓴，为新中国立业深谋远虑。通过对各种复杂政治因素的分析，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以朝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其目的不仅是阻止李承晚集团崩溃，而且要借机集合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先占朝鲜半岛，继而进攻中国及其他国家，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

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面临着重大的组织抉择！毛泽东坚决主张抗美援朝，大家是清楚的，出兵准备也是没有疑义的，三八线作为出兵的底线和叫“志愿军”不搞两国宣战，也是赞成的。但准备出兵和真正出兵是两回事。

10月2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援朝问题。讨论中，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概括起来就是“该不该打”、“敢不敢打”、“能不能打”的问题。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国、弱国，靠什么去与一个打着联合国旗号的头号强国较量，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说着容易做着难，出国作战人地两生，怎么鼓舞士气；现代战争打的是钢铁，打的是后勤，没有钱是打不起仗的，脆弱的国民经济能否经得起巨大的战争消耗，经济拖垮了，国家就谈不上稳定；虽然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但武器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飞机加大炮的威力要比步枪加手榴弹的威力大得多，靠“三八”枪打到“三八线”底数有多大？打不赢，局部战争出了局，岂不是引狼入室？毛泽东反复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想了很多很多，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10月4日，中央派飞机把彭德怀从大西北接到北京。彭德怀对会议内容事先不知，只是侧耳细听，没有发言。

10月5日上午，彭德怀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提议。当毛泽东拟让其挂帅出征时，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鼎力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10月5日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

10月8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然而，毛泽东下达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命令后，11日因苏联不能兑现提供空军掩护使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但13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等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后，取得了一致意见：既然美国已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支援，我们仍然出兵援朝不变。“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出兵到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当斯大林得知中国决定参战后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10月16日，彭德怀和高岗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18日，毛泽东又一次主持会议，才把志愿军渡江作战的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9时，电令志愿军按预定计划19日晚入朝作战。至此，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通过组织程序，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对于出兵援朝，周恩来曾说“毛泽东下这个伟大的决心，是根据科学的预见、实际的分析”。彭德怀也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毛泽东做出兵朝鲜的风险决策，体现了智慧与胆识的统一，能力与魄力的统一，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

对于这一重大决策，抗美援朝开始后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王季范和早年同窗周世钊时曾谈到：“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其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对中国来说，早打比迟打要好。正是经过从战略上权衡利弊，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才很快统一到了毛泽东的决心上；正是毛泽东善于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道理有机结合起来，才把党心、军心、民心凝聚了起来。

毛泽东一生组织观念极强，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从井冈山起到晚年，大小决策都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善于发扬民主，遇到不同意见就反复开会讨论，让人讲话，不搞主观武断，光明正大，从不凌驾于组织之上。抗美援朝作为毛泽东一生中最难决策的两件大事之一，更是如此。20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是对当年中央关于出兵援朝组织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伟大而艰难的决心、何等而正确的组织准备！当毛主席的伟大决心传达下去时，党的各级组织能不闻风而动，全国人民焉能组织不起来？！彭德怀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最重要的则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决策、坚定的意志和正确的领导。”那些贬毛反毛的人攻击毛主席封建专制时，但拿不出一件毛主席违背组织纪律的事，而他们自己却是搞阴谋诡计的老手，屡屡践踏组织纪律，错了自己不讲，也不让别人讲，“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来证明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其结果是从反面教育了人民，让人民在对比中认识了毛主席的决策是对的、人品是高尚的！

二、稳当可靠——不打无把握之仗

“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是毛主席为抗美援朝战争提出的战略指导方针，这一方针贯穿于抗美援朝的全过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主席提出这一战略方针就是建立在知己知彼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国力与国力的较量、军力与军力的较量。从双方国力看，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还没有统一和医治好战争的创伤。1950年，我国大陆工农业总产值约合229亿多美元，钢产量只有60万吨，而美国工农业总产值已达2800亿美元，是我国的12倍多，钢产量8772万吨，是我国的146倍。从军事装备上看，美军拥有强大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每个师装备坦克140多辆，各种炮1500多门，汽车3800多辆。而我一个军只装备各种炮36门、汽车100辆。敌人攻占平壤后，气势汹汹，占着天时地利。我军参战虽有准备，但已失去了最佳时机。毛泽东认为志愿军参战后战争形势有三种可能：一、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完全解决朝鲜问题；二、至少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撤至三八线以南，通过停战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三、志愿军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打成僵局，甚至可能被打败，并且美国公开和中国宣战，至少以其优势的空军和海军破坏中国刚刚开始恢复的经济建设。可见，出兵朝鲜有极大的风险，要作出实事求是的风险评估。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是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但要分胜负，取决于战争的指导者能否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最大发挥自己的战斗力。毛泽东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毛泽东把战胜美帝国主义建立在可行、可靠的基础上。“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毛主席这些言简意赅的话是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好阐释。

从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进入朝鲜，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战争共两年零九个月。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八个月为战略反攻，以运动战为主，打了5次战役，将敌人赶回“三八线”；后两年零一个月为防御作战，以阵地战为主，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局部进攻，打破了敌人的绞杀战和细菌战，并依托阵地多次发动战役、战术进攻，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最终迫使敌人在和谈协议上签了字。第一个阶段，敌人大举进攻，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志愿军战略反攻，曾经反攻到“三七线”。以攻对攻，连续作战，攻中有守，攻守转换频繁，战局急剧变化。第二个阶段，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志愿军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防御，以防御对防御，谈谈打打，守中有攻，守攻变化快，敌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也得不到。

入朝那天晚上，细雨蒙蒙，夜色深沉，部队已在鸭绿江边集合待命，彭德怀环顾四周，突然一声：“出发！”即登上吉普车，冲过了鸭绿江大桥。

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不顾个人安危，总是靠前指挥，部队打到哪里，指挥所就设到哪里。战士坐浮冰过江，他也坐浮冰过江。遵照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和指示精神，他大智大勇，8个半月指挥部队打了5次战役，歼敌23万余人，将敌人赶回三八线，粉碎了美国占领全朝鲜的阴谋。1952年，彭德怀回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继续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入朝后，乘夜色，沿着崎岖的山路行进，前面看不见队伍的头，后面看不见队伍的尾。没人知晓在这长长的队伍中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泽东的儿子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走在队伍中！

毛岸英，时年28岁，曾在苏联参加过卫国战争，1946年回国后在延安当过农民，建国后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委副书记。他有无数条理由不用去朝鲜战场，可他偏偏选择了血与火。当他得知要派志愿军出国的消息后，跟彭德怀提出了要求。彭德怀不敢答应，要等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支持儿子的选择，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就这样，毛岸英成为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后的第一个志愿军。

毛岸英到朝鲜仅一个月就在美机轰炸中壮烈牺牲了。协助毛泽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周恩来同志怕对毛泽东打击太大，过了一个多月后才向主席报告。毛泽东听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平静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为了反对侵略、为了世界和平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牺牲了许多优秀的战士，岸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是党的主席的儿子，但他首先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战士。”“就让他和牺牲的志愿军同志在一起吧。”毛岸英永远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

十年后，有人跟毛泽东谈及毛岸英之死，说：“岸英死得太早了，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这是不是和彭老总没有尽到责任有关。”当时，彭德怀已解甲归田。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鲜国土上，让它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中央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朝鲜，又派谁的儿子去呢?自己有儿子不派他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么领导人呢？” 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既体现了无产阶级领袖的高尚人格和情怀，又体现了最高统帅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胜信念。

在志愿军入朝的前四天即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专门飞赴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和麦克阿瑟探讨中国出兵问题。认为中国国力弱，军队装备差，没有空军且出兵的最佳时机已过，出兵的“可能性很小”，即便是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也“不足为患”。麦克阿瑟叫嚣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

美军在10月19日占领平壤后，凭借优势装备，疯狂向中朝边境冒进。敌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傲慢骄狂，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此时，志愿军为实现入朝后先在预定地域展开，利用有利地形打防御战的目的，正隐蔽行进。敌人是摩托化行军，昼夜推进，速度很快。我军昼伏夜行，再加上撤退的人群造成道路拥挤，行进速度较慢，已无法先敌到达预定地域。

敌我态势：敌分东西两路，浩浩荡荡而来；我分三路，悄悄而去。敌在明处，我在暗处。我知敌来，敌不知我到。

“慎重初战，初战必胜”是毛泽东指挥作战的一贯原则。10月21日，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要求志愿军放弃原定打防御战的计划，改取运动中歼敌的方针，并对战役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为捕捉战机，22日7时，毛泽东对部队行军线路和围歼敌人的最有利地域作了明确指示。

2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来了第7封电报。毛泽东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我军利用夜间行军作战的熟练程度如何，能否在敌人大量飞机威胁下进行有利的作战。三是，美国能否再增兵朝鲜（如5-10个师），或在美国增兵之前，我军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因此“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战略方针正式形成。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十分重要的战略和战役指导方针，对初战胜利和尔后作战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此后，一天之内，毛泽东又连续发给彭德怀3封电报，就诱敌深入，捕捉战机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接到23日的电报后，彭德怀又及时对战役进行了调整部署，部队继续隐蔽接敌。

24日晚，40军118师、120师以预期遭遇的姿态，埋伏于两水洞、玉女峰地区，准备伏击南朝鲜军队。2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上午7时、10时，120师、118师分别对伪1师和伪6师先头部队实施突然猛烈地攻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25日遂成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上，令美国大吃一惊，打乱了其侵朝的战略步骤。白宫连续召开会议，对中国参战后的朝鲜局势做出评估。帝国主义者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认为，中国是象征性出兵，“最多不过六七万人”，这一只是中国出兵的零头的判断，得出了“不是不可侮的力量”的结论，导致白宫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

11月9日白宫决定，同意麦克阿瑟的建议，仍按原计划发动一次攻势，占领全朝鲜。并实行空中战役，炸毁鸭绿江上所有桥梁，阻止中国后续部队入朝。麦克阿瑟率联合国军22万人，分东西两线又一次发动了总攻势，妄想在12月25日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

毛泽东针对敌战略判断上的错误，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敌人恃强自傲心理，将敌诱至我第一次战役所熟悉的战场，尔后实施出敌不意的攻击，歼敌7—8个团，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一线，使志愿军站稳脚跟。为达到目的，毛泽东命令9兵团的20、26、27，3个军秘密入朝，担负东线作战任务。

11月7日，志愿军主力后撤转移，少量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我且战且走，敌以为我“怯战败走”，由开始缓慢推进，到放胆快速推进。21日，敌人全部到达预定的进攻出发线。24日，敌东西两线发动总攻。25日全部进入预定战场。

11月25日晚，志愿军在西线突然发起反击，第二次战役打响。

志愿军勇猛顽强、灵活机动，迅速打开了战役缺口。38、42两个军实施迂回穿插，负责截断窜至清川江以北美第9、第1军的退路。

38军占领三所里、龙源里就关上了战役的大门。彭德怀有意识地把这一重任交给了38军。38军是四野的主力，解放战争中战如猛虎，很能打仗。第一次战役时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要他注意使用38军，切断清川江“联合国军”的联系。彭德怀把穿插任务交给38军后，该军由于行动迟缓和途中恋战，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贻误了战机。彭德怀拍着桌子批评了军长、政委。这次穿插任务无疑是一次考验。

27日晚，38军113师指战员，不顾两天两夜连续作战的疲劳，在师长、政委的带领下，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向三所里疾奔。当走到离三所里30里时，天已放亮。美机盘旋侦察，因已进入敌人的心腹地带，部队干脆去掉伪装行军，美机误认为是撤下来的南朝鲜军队，还通知三所里的“治安队”为“国军”准备了饭菜。前卫团一夜走了145里，28日8时到达三所里，占领了有利地形。5分钟后敌人的先遣队乘车来到，当即被全歼。两条腿赛过了汽车轮子。此后的50多个小时里，113师像钢钉一样先是钉在三所里，后钉在龙源里。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实行波浪式、集团式冲锋，一天多达40多次。南突北援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却始终无法会合。由于38军切断了美第9军的退路，给我军大量歼敌创造了机会。在十几公里长的战线上，敌人丢弃了上千辆汽车、炮车、坦克。12月1日，彭德怀在给38军的嘉奖电上，亲笔写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从此，38军就有了“万岁军”的美名。

就在38军穿插的晚上，我东线9兵团第20军、27军向美军发起突然反击，仅一夜，即将美陆战第1师和美第7师1个多团共约3万人，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西、南三个孤立的点上。30日晚，27军5个团，对被围于新兴里的美第7师第31加强团发动猛烈攻击。战至12月2日，将该敌3191人全歼。创造了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的美军1个加强团的成功范例。

9兵团神兵天降，惊动了白宫。参谋长联席会议异常紧张。敌人怎么也想不通，从11月上旬实施“空中战役”，出动了1000架飞机，整天轮番对鸭绿江大桥及中朝边境的所有通路狂轰滥炸，并利用现代化的侦察手段24小时监控，15万大军竟在眼皮底下，完成战役集结，自己却毫无觉察，成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怎能不紧张！毛泽东称其“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11月底的朝鲜长津湖地区，白雪皑皑，奇冷无比。装备鸭绒被、睡袋、大衣的美军冻得瑟瑟发抖，严寒难忍。可这时入朝作战的志愿军9兵团指战员，由于时间紧、出动急，再加上美军的空中封锁，连寒区的冬装都没有换全，有的甚至穿着单胶鞋，戴着单军帽。官兵粮弹缺乏，忍饥受冻，一两天只能吃上一顿结冰的高粱米，官兵体质严重下降，冻伤减员严重，26军有的师团高达50％以上。严寒的天气极大地制约了作战行动，部队配备的迫击炮70%无法使用，枪栓冻得无法击发，通信联络也极不通畅，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发扬人民军队英勇顽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同美军浴血奋战。

12月1日，美陆战第一师在大量航空兵的支援下向兴南突围，在由北向南的70公里路段上，受到志愿军的步步紧追，层层阻击。12月8日，逃至古土里以南的隘路处，受到志愿军两个连的阻击。美军在飞机的支援下对志愿军阵地实行猛攻，志愿军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顽强抗击敌人，经过几天的激战，只剩下20多个人，但他们死死卡住这一关口。这天晚上气温降至零下40℃，第二天美军再次发起攻击，没有遇到任何打击，原来志愿军由于衣着单薄、冻饿数日，体力严重下降，全部冻僵在阵地上。正是靠这种挑战生理极限的精神把美军王牌师打得丢盔卸甲，损兵折将40％。使曾在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历次登陆战中担负开路和主攻任务、威名赫赫的美军陆战第1师，经历了该师战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从此风光不再。美军官方战史称，长津湖地区的部队“在撤往兴南的途中丢失或毁坏了大量被服、帐篷、军械装备、通讯器材和工程器材。……需要提供一个半师的装备。”

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是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但敌人不甘心于失败，美英要我停止在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毛泽东看穿了敌人的阴谋，电示志愿军，指出：目前美、英等国正在要求志愿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企图整军再战。因此，要志愿军克服一切困难，协同人民军过“三八线”。彭德怀关于部队过于疲劳，应稍做休整，速胜有害的建议固然正确，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很有必要。“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不利”。彭德怀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第三次战役。从1951年1月3日起，经连续七昼夜的艰苦奋战，向前推进了80到110公里，毙、俘敌1.9 万余人，占领了汉城，粉碎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据守“三八线”、整顿军队，准备再犯的企图。此后，又进行了第四、第五次战役。

我军战略战术机动灵活。第三次战役打过三八线，第四次战役回到三八线，第五次战役打过三八线又回到三八线，这里面有政治的因素，更有军事战略的考虑。敌我技术装备相差悬殊，我军只有战略战术正确才能战胜敌人。不打过三八线就守不住三八线。也正是体现了这一战略战术。把战局稳定在三八线。志愿军的战略反攻达到了预期目的。

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有巨大的军事优势，拥有现代化运输手段，能迅速整补；拥有制空权，能在白天军事行动自如；拥有高度机械化装备，能迅速组织进攻退却的转换。志愿军处于劣势，粮弹经常供应不上，白天军事行动受限，缺少机械化装备，进攻退却的转换慢，部队容易疲劳。朝鲜战争中却能后发制人，迅速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是因为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志愿军指战员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和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指导方针，以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近战、夜战、速决战、穿插、分割、迂回等战役战术，在西方各国军事教科书中见所未见，而志愿军却运用得灵活自如。狂妄不羁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吃尽志愿军苦头后告诫部下：中国军队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不要小看中国人。

一个人要有志气，一支军队要有士气。以弱胜强靠的是昂扬的士气。彭德怀、毛岸英的英雄豪气是志愿军士气的缩影。美国出兵朝鲜在国内引起的是反战潮，中国出兵朝鲜出现的是参军热、支前热。的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体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心声。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中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中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如果朝鲜人民失败了，中国也没有好日子过。因此，抗美援朝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烈响应，迅即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精神力量是思想道德、战斗意志、作风纪律、战术技术的综合反映。志愿军政治工作激发出来的革命加拼命精神，是降伏任何凶恶敌人的法宝。

1951年元旦，敌人在志愿军的连续突击下，汉城的第一道防线被突破，联合国军争相南逃，李奇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退。”《韩国战争史》中也说，“联合国军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急驰，车上挤的连个小孩也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蔓延开了。”

作家魏巍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中写到：“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地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震聋了，他们用焦干的嘴唇吞一口炒面……”。志愿军战士就是靠这一把炒面一把雪的精神，在汉江南岸坚守阵地，与穷凶极恶的敌人殊死搏斗了50个日日夜夜。有一次，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数十架飞机、60辆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向帽落山一线阵地发动轮番进攻，我50军的一个团在没有制空权和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用步枪、手榴弹、十字镐与敌拼死搏斗，鏖战8天8夜，硬是没让敌人前进一步。我38军的一个团在武甲山与莺子峰之间也坚持了8天8夜。在一个不足600平方米的580高地，每天落下20000多发炮弹，通往阵地道路被炮火封锁，运送伤员、弹药和给养都很困难，电话线刚刚架起接着被炸断，部队撤离收回一些电话线，一段50米的线上有30多个接头。炒面吃光了，就吃口雪解饥渴，阵地反复争夺。有一次阵地又一次丢失，100多名伤员感到对不起祖国人民、对不起毛泽东，主动组织起来上了阵地。没有弹药就从敌人的尸体上捡弹药。白天丢了阵地，晚上再夺回来。胜利完成了任务。这两个8天不是巧合，是战士钢铁精神的真实写照。“为祖国争光，为毛泽东争光”不是口号，是精神之柱。

抗美援朝战争，双方各调集了百万以上大军，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战争的艰难性、残酷性和艰巨性在世界现代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志愿军将士经受住自然极限和战争极限的双重考验，以不屈的精神去抗击钢铁的挑战，在生与死的较量中，谱写一曲曲气吞山河的英雄战歌。在志愿军的行列中，相继涌现出了抱炸药包冲入敌群的杨根思、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志愿军打败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美军钢多、志愿军钢少，抗美援朝战争中，美空军共出动104万多架次，平均每天800架次，最多的一天为2400架次，投掷和发射弹药69万多吨。志愿军就是靠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战斗下去的英雄气概战胜了敌人的狂轰烂炸，成为世界上最勇敢最顽强的人、“最可爱的人”。

三、打谈谈打——胜负分晓板门店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不流血的战争”，这一精辟的论断，在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谈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这是交战双方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毛泽东在直接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的同时，也直接领导和指挥了朝鲜停战谈判。

现在有一种说法，第二次战役和第三次战役后，美国曾两次提出谈判，是中国拒绝谈判，失去了早日结束朝鲜战争的机会。果真是毛泽东作出的战略决策错了吗？回答是否定的。第二次战役，虽然“联合国军”遭到沉重打击，是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但敌人并不甘心于失败，美英要我停止在“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毛泽东看穿了敌人“先停火”的阴谋，电示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不利”。彭德怀按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第三次战役。第三次战役后，美国提出谈判，还是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并没有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只是在经过四次、五次战役后，双方僵持在“三八线”，美国认识到，经过五次战役的激烈较量，尽管自己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凭现有的兵力再打到鸭绿江是不可能的了，要继续增兵或将战争扩大到中国，那将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放弃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通过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分界线，通过谈判，寻求“光荣的停战”。这时，杜鲁门提出了打一场有限战争，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放弃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通过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分界线，通过谈判，寻求“光荣的停战”。

我虽然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但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兵力上占据优势，由于没有制空权，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不足等给作战造成的困难短期内无法解决。志愿军在作战中一次战役能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一个整团，却难以全歼被围之敌。美军“还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因此，不具备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美帝国主义彻底赶出朝鲜的条件。5月26日，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多打小歼灭战，每个军一次求得歼灭美英军一个营，积小胜为大胜。毛泽东比喻为“零敲牛皮糖”。6月3日，毛泽东和金日成商谈后，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目标。

朝鲜停战谈判非常特殊，既不是战胜国强迫战败国接受投降条件的谈判，也不是战胜国之间瓜分战果大打出手后的谈判，而是一个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称霸世界，遭到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反抗之后，不得不罢手的谈判。

对志愿军来说，和谈，符合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和谈中最基本的原则问题，是限期撤出朝鲜境内一切外国军队；其次是以三八线为界，恢复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态”；“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提早结束战争，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

对美国来说，一方面打不赢，一方面不认输。要保住在西方世界的“面子”，就要靠现代化的优势装备，搞政治讹诈，阻碍朝鲜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

由于敌人对“和谈”缺乏诚意，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使朝鲜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形成了两年之久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局面。谈判的天平取决于战场的砝码。一次小小的战斗，甚至一个士兵都体会到了“政治仗”的味道。

毛泽东深知敌人虽然在战争中遇到了严重困难，被迫求和，但决不会改变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预见到谈判期间，敌人可能会玩弄种种阴谋伎俩，可能乘机对我实施突然袭击，我军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持久作战的准备，才能取得胜利。能打方能言和。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战场就要打；战场上得不到，才回到谈判桌上谈。

7月2日，毛泽东要求志愿军“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志愿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7月9日又在电报中指出，“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谈判未开战略策略已定。

抗美援朝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谈，符合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和世界人民的心愿。毛泽东高度重视朝鲜停战谈判，对谈判的战略、策略、方案及代表团的人员组成都亲自确定。斯大林得知后全部同意并明确表示：毛泽东同志应该指挥谈判。

毛泽东亲自点将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以及精通外交、擅长谈判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组成谈判代表团。李克农、乔冠华等一行即将离国赴朝鲜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召集代表团团员开会，提出了谈判的策略，“当美国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我们应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谈判时，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原则，力争停战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国际公法，以利于朝鲜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但从全局出发，在不损害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做一些妥协或者让步，以避免谈判破裂，推动达成协议，实现停战。应掌握这样的原则：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步，虚张声势时不能让步，不起作用时不能让步，让步必须能扭转局势。”

毛泽东高度重视通过和谈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以战略家、哲学家的高超艺术驾驭和领导了谈判的全过程，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为首席代表，李克农主持，周恩来主抓。和谈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志愿军粉碎了敌人妄图通过谈谈打打实现不合理解决朝鲜问题的阴谋，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亲自拟定了停战谈判方案：1，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自后撤10英里，建立非军事区；3，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4，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分批交换全部战俘；5，所有外国军队3个月内全部分批撤离朝鲜；6，南北朝鲜难民应在4个月内返回原来的居住区。

美国的侵朝战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战争拖得越长，对美国越不利，但它又不甘心失败。由于敌人对“和谈”缺乏诚意，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使朝鲜停战谈判旷日持久、艰难曲折，形成了两年多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斗争局面。美国对谈判表示得既狂妄又虚弱，出尔反尔，能拖就拖，基本特点是“打时想谈，谈时想打”。周恩来称之为“美国的慌乱与徘徊”。他们一心想把持谈判，想让中国方面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达成停战协议，以取得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美方在谈判过程中总是百般刁难，致使谈判一波三折，迟迟不能取得结果。

在谈判之初的一个月中，毛泽东发给李克农等电报达40多封，大到谈判原则、议程的修改，小到一个发言稿、场地的安全以及禁止车辆挂白旗等，都从国格和政治的角度明确指示或一一提醒。

7月26日，当谈判接触到划军事分界线的实质问题后，敌以“谋求海军空军优势的补偿”为借口，要我后退数十公里，遭我驳斥后，便叫嚣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发动了夏季、秋季攻势和“绞杀战”，迫我妥协让步。而我军则以打促谈，粉碎了敌之进攻和“绞杀战”。之后，敌又以沿海岛屿不受军事分界线限制为由，企图强占朝鲜北部沿海岛屿。针对这一情况我收复了这些岛屿，粉碎了敌之无理要求。随即，又打破了敌人的“细菌战”。

8月1日，毛泽东两次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就坚持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两周又3次发电报，分析敌人不愿意接受三八线的原因，提出了在对方同意目前战线基础上调整时的前提策略。当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非武装区和谈判场所时，毛泽东23日致电李克农“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近日提出“暂时停开谈判会议，以压敌人气焰”，志愿军则“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的进攻”。24日，致电在暂停谈判的同时保持“双方联络官的来往”。25日又指示说，“代表团的任务是谈判兼打文仗”，“进行有力地宣传斗争，沉着应变，主动作战，以观其变化”。经过文武两个方面的斗争，既揭露了敌人谈判中的无赖嘴脸，逼敌在“中立区”问题上就范，又粉碎了敌之进攻。敌人文的理屈词穷，武的捞不到便宜，中断2个月的谈判，不得不在10月25日由开城转到了板门店复会。

停战谈判恢复后，按照毛泽东的策略，中朝方面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战术，提出“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自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

11月27日，历时4个多月，经过了18次正式会谈，37次专门委员会会谈，14次参谋会谈，双方终于就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临时协议。

军事分界线的划定达成协议后，美国不想执行，就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做文章，违背国际惯例，节外生枝，以“自愿遣返”为借口，“强迫扣留战俘”，拖延停战协议的签订，以便在战场上得到更多的东西。

1952年5月5日，印度的潘迪特夫人来华就朝鲜停战问题进行斡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坦诚地就战俘问题对她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说：“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现在除一个问题外，都已基本上取得协议。而美国政府还在这个仅剩的问题上无理地拖延谈判。” “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战俘问题。本来按照美国政府所曾签字的1949年日内瓦公约，战争一旦停止，双方即应无条件地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因此，这本来是很简单，而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美国政府却无理由地以此拖延会议”。“我们不想压倒对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公平与合理。”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从政治的高度阐述了中方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立场，并揭穿了敌人利用遣俘破坏中朝团结的阴谋。斯大林回电，充分肯定毛泽东关于谈判中的立场和战略策略。

1952年，敌又在战俘问题上进行讹诈，我为配合这一谈判斗争，于1952年秋胜利地进行了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并取得了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

9月28日，美方代表提出了所谓“自愿遣俘”的三择其一方案。10月8日，朝中方提出了战俘全部遣返新方案，美方拒绝讨论协商，片面宣布无限期休会。朝鲜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10日致电李克农，指出，应揭露敌人蛮不讲理，破坏谈判，扩大战争的阴谋，决不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同时方法步骤又可以协商。

为打破敌人的战俘讹诈，配合谈判斗争，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处境愈加被动。美方为谋求在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制定了“摊牌”行动，其目的是通过夺取上甘岭的这两个高地，配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大选中连任，并迫使中国接受其在战俘问题上提出的无理要求。10月8日，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批准“摊牌”行动计划的同一天，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退出会场时，他边走边喊：“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这是美国第二次中断谈判和口出狂言。

10月14日美军向上甘岭地区的597.8地和537.7高地北山实施进攻。上甘岭战役打响了。进攻前，“联合国军”以为只需投入2个营的兵力，即可占领两高地。由于两个高地的重要性，使中美双方采用添油战术，上甘岭由战斗发展成一次重要战役。美方陆续投入美军步兵第七师、南朝鲜步兵第二师、第九师，兵力达6万余人，出动坦克170余辆，飞机3000余架次，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志愿军由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指挥，逐次投入十五军之四十五、二十九师，十二军之三十一师、三十四师一〇六团等近10个步兵团，总兵力4.3万余人，大炮100余门，发射炮弹35万余发。双方围绕两个高地反复争夺了43天，战斗越打越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每次易手都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战和天昏地暗的拼杀，把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削低整整2米。志愿军依托坑道和猛烈的炮火支援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涌现出了38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阵地在与敌人的反复争夺中岿然屹立。志愿军最终以伤亡1.5万余人的代价，打死打伤敌2.5万余名，最终守住了阵地，取得了胜利。“小米加步枪”起家的我军，第一次实现了与美军的炮火对抗，也是第一次用炮兵取代步兵成为杀伤敌人的主要手段。上甘岭战役志愿军投入的火炮数量不到“联合国军”的一半，发射炮弹总数是敌人的五分之一，但由于炮兵部署和运用得当，打得稳准狠，除了阻止集结之敌的集中射击、粉碎冲击之敌的拦阻射击和对占领表面阵地之敌的覆盖射击外，志愿军炮兵还实施了从来没有过的炮兵对炮兵的大规模炮战，有效地支援了步兵，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志愿军像这样的火力运用，是抗美援朝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无论是在坚守阵地与反复争夺阶段，还是在坚守坑道与准备反击阶段，以及实施反击与巩固阵地阶段，哪里有敌人出现，哪里就有猛烈的炮火。70%的敌人是被我炮火消灭的。美军惊呼，“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外国电讯称，共军的炮火经常使“进攻的联军陷于瘫痪”，“使那些爬上山顶的联军全军覆没”。经此役，敌发动“金化攻势”夺取五圣山、改善金化地区防御态势的企图彻底破灭，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三八线上，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范佛里特承认：这次作战是“战争最血腥的、时间拖得最长的一次战役，使‘联合国军’受到最大的损失”。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个开始有限目标之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挽救面子的恶性赌博……作战是失败的。” 与敌人相比，是我炮兵作战能力的极速提升，志愿军的炮火与参战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已不再是敌人所称的“人海战术”对“火海战术”，而是用“火海战术”、“坑道战术”，对抗敌人的“火海战术”、“人海战术”。如毛泽东所指出，“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制胜的要素”。正是志愿军与美军的火力对抗使上甘岭战役具有了战略意义。

这次战役之后，志愿军攻守自如，能攻下任何想攻下的阵地，能守住任何想守住的阵地。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彻底失去了在正面战线进攻的信心。此后，美军再未动用一次营以上规模兵力的攻击。

1952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给志愿军的贺电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转折点。上甘岭战役后杜鲁门去职，艾森豪威尔接任总统。

面对朝鲜战场美军沮丧颓废的情绪，艾森豪威尔提出在朝鲜实施大规模登陆和使用原子弹，为美军打气。

基于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考虑，毛泽东坚持“俘虏一个也不能丢，一定要争”。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针对艾森豪威尔扩大侵略的叫嚣，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充满必胜信心地宣告：“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末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能打方能言和。敌人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得不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了。我军以“零敲牛皮糖”的作战行动，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打击消耗敌人。敌在我军事打击下，又不得不恢复谈判，作出让步。美军企图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大规模登陆，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应肯定敌人登陆，肯定敌人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人在清川江至汉江间登陆这一基点出发，来确定我之行动方针”。志愿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迫使敌人的登陆企图“胎死腹中”。从1953年1-4月，中朝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次，歼敌5万余人。

1953年夏季，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休整和补充，兵强马壮、粮弹充足、士气旺盛、阵地巩固，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4月23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具体方案。25日，美国在无可奈何中同意恢复谈判。而这时的李承晚集团竟破坏停战协议的签订。5月7日，李承晚在记者招待会，叫嚣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必要时单独作战”。6月17日李承晚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俘虏，遭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

为了惩罚李承晚当局，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军以更大压力，促使停战的最终实现和保证停战后朝鲜局势的稳定，6月21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7月8日，毛泽东电令谈判代表团：谈判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出修整军事分界线的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方面的情况再定；尽量取得对方对于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作出肯定回答；停战协定的签字日期，推迟到7月20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预定的作战计划，志愿军于7月13日发起了夏季反击战的第三阶段战役“金城反击战”，重点打击李承晚军队。给予敌人以严厉打击，密切配合了停战谈判斗争，有力地促成了停战的实现。

5月13日到7月27日，中朝军队连续发动三次大规模进攻，打击敌军目标104个，歼敌11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240平方公里。谈判的天平取决于战场的砝码。一次小小的战斗，甚至一个士兵都体会到了“政治仗”的味道。毛泽东牢牢掌握着军事与和谈两个战场的主导权，因此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积极谋求外交上的进展。美国不得不低下头并制止李承晚集团的胡作非为。

1953年7月27日，历时两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上午10时整，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在9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分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正式签字。与1951年11月27日相比，志愿军阵地净向南扩展了332、6平方公里，美国拖延签订停战协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敌人已丢尽了“面子”，“光荣的停战”已无“光荣”可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战争，拼的是血肉之躯，打的是价值观。当邱少云趴在被燃烧弹打着的草丛中宁死不动时，当黄继光扑向喷吐火蛇的敌方枪眼时，当毛泽东语气平缓地对彭德怀说，岸英只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把他和其他牺牲的志愿军同志一样，葬在朝鲜的土地上时，这场战争的胜负就已经注定不可改变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与解放战争的胜利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价值观的胜利！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对中国来说，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写道：“我在签字时心想，先例即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可见，志愿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敌人对我已奈何不得；对美国来说，标志着侵略朝鲜战争的失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后曾感慨地说：“这协定暂时停止了（我虔诚希望它永远终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我四十年来戎马生涯的结束。它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它没有光荣。我获得了一次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这是美国失败情绪的真实表露。多么无可奈何的自供状！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签字后，发表讲话说：“朝鲜停战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四、扭转乾坤——认识中国的分水岭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1949年是分水岭。1949年之前的中国是战乱的中国、任人宰割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和平的中国、站立起来的中国。“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毛泽东使中国70多年免遭战祸。扭转乾坤之举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当代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性分水岭！

朝鲜战争，美国先后投入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参战，使用除原子弹以外所有的新式武器和军事手段，战费开支83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并把整个国家经济推向战争轨道。中国战费开支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560多万吨。美国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称：朝鲜战争是一场苦涩的战争，主要是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又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死伤了那么多人，损耗了巨额物资，花费了巨额战费，竟然战胜不了一个弱国，丢尽了颜面。第三任侵朝主帅克拉克上将悲哀地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告诫西方世界：军事上的禁律之一是，不要同中国交战，谁若想入侵中国，就要大倒其霉。

朝鲜战争是一场苦涩的战争，主要是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又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死伤了那么多人，损耗了巨额物资，花费了巨额战费，竟然战胜不了一个弱国，丢尽了颜面。战争出乎意外的惨败，还迫使美国三易主帅。但帝国主义的将领们，始终也不明白志愿军靠什么取得了胜利。敌我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敌人伤亡却是我的两倍，“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我军能攻能守，能谈能打，能战能和，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敌人对我已奈何不得。我军能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个领导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战争离不开党的领导。

上甘岭战役时，敌对我坚守坑道的部队封锁、轰炸、爆破、熏烧或向坑道内投掷毒气弹等毒辣手段进行围攻，再加上坑道内缺粮、缺弹、缺水，空气混浊，氧气不足，条件极其困难艰苦，有的一个坑道内是19个单位的人员，并且多数是伤员，有的是重伤员，他们组成临时党支部，靠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使我军的阵地成了攻不破的铜墙铁壁。这铜墙铁壁不正是上至党中央、毛泽东，下至每一个支部、党员共同铸起的吗？兵民是胜利之本，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这个之本！

呻吟和呐喊都不足以消除暴力，正义的人们只有行动起来，用战争反对战争，才能维护正义，重塑和平。抗美援朝是国家意志，也是人民意愿。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志愿军出国作战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以珍视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为前提的。“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有36万多名优秀儿女的鲜血洒在了朝鲜的土地上，其中11万余名烈士长眠在异国他乡。

麦克阿瑟曾说，战争以人类最大的期待和灵感为基调。可他的失败正是由于背叛了人类最大的期待，因而也丧失了人类最大的灵感。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和平而战”，把“消灭战争”当作最大的期待，把“决不向任何邪恶势力屈服”当作最大的灵感，因而能够用“三八枪”打过“三八线”，用手榴弹打退榴弹炮，用两条腿撵上汽车轮子……

“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是取得抗美援朝胜利的根本保证，以1952年为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其中，粮食产量为1544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的179%；钢铁产量为135万吨，超过46.2%；棉花产量为130万吨，超过53.6%。一方面抗美援朝，一方面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边打、边稳、边建，这奇迹的背后不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精神吗？党的领导加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不正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核心吗？

美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全胜者，军事战略从来都以全面胜利为终极目标。但朝鲜战争中，在我军的强力打击下，美国总统杜鲁门迫于国内形势的压力和主要盟国的忧心抱怨，开始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尽可能稳定住三八线附近的战线，寻求停火。无独有偶，在上世纪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中，中国政府警告美国不许越过北纬17度线。约翰逊政府未敢越雷池一步，美国接受了朝鲜战争因求全胜反而得不偿失的教训，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新概念，即只要不涉及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就不要去追求全胜，其对外扩张的全球军事战略，也具有了有限性的特征，直到今天的拜登仍在延续着这一战略。

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在抗美援朝战争后告诫西方世界：军事上的禁律之一是，不要同中国交战，谁若想入侵中国，就要大倒其霉。这是西方列强1840年以来第一次得出的结论，也是抗美援朝最大最深远的影响！

列强如果1840年前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鸦片战争；如果甲午战争前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马关条约；如果1900年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国联军进北京；如果九一八前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满洲国”；如果七七事变前有这个结论，就不会有八年抗战。可见这个结论何等宝贵！

然而，1840年列强得出的却是另一个结论：“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

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中国不堪一击、不打白不打”这个结论是列强“用铁和血”得出来的，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决定出来的。于是有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有了中国一系列的失败屈辱，有了清政府70多年内签订的1000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近几十年来，一些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极力散布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打了个平手。其理由无非是：美国从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向北打到了三八线，中国从朝鲜半岛的最北端向南打到了三八线；美国没有完成占领全朝鲜的目标，中国也没有完成把美国赶出朝鲜半岛的目标。乍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其实，并不然。朝鲜内战爆发时，中国军队没有参加。而美国军队，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三天就参战了。也就是说，到1950年10月25日之前，美军从南向北一路打到鸭绿江边并没有和中国军队交手。可中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到三八线，一直是和美军过招。可见，美国所说朝鲜战争打了个平手，只能是对朝鲜而言；中国说抗美援朝的胜利，却是对美国而言的！因此，中国的抗美援朝取得了完胜。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奏出的一首以弱胜强的凯歌，抗美援朝使帝国主义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硬骨头精神，中国把美国顶疼了。抗美援朝是和平正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没有中国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抗美援朝的胜利，“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改变了世界格局，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新中国像巨人屹立在世界东方。帝国主义侵略者懂得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全世界都感到了新中国举足轻重的分量，海外侨胞也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应有的尊严和尊重。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1969年形成的中苏美大三角关系，促成了以第三世界为主的统一战线，以及1971年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穷朋友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事实，使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意愿成为现实。1972年尼克松访华再一次凸现了中国的国际威信和地位。

时至今日，在朝美核危机中，美国非常看重中国的作用也与抗美援朝的胜利有关。抗美援朝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略和智慧，粉碎了美国在中国头上插一刀的企图。面对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南海东海错综复杂，抗美援朝的意义就更加深远。抗美援朝精神有共产党人取之不竭的营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弘扬和光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不仅奏响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凯歌，而且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只输掉了两场战争，而这两场战争都与中国有关，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美国多年来流传着两句话，一句是，“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另一句是，“朝鲜战争是美国人和毛泽东打的，中国只有一个毛泽东。”前一句说对了，而后一句未免有失偏颇。十八大后，习近平大力强调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为彻底清除郭伯雄徐才厚的流毒，亲自提议召开第二次古田会议，全军将士从古田再出发，恢复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壮筋骨、铸军魂。敌人怕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正在被广大指战员所掌握，强国先强军、强军先强心，正在变成现实，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一流人民军队正在走向世界。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美国自建国以来，发动200多场战争，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发动了数十场造成重大人道主义灾难的战争，它想通过战争实现对全世界财富的掠夺和收割。现在，美国在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同时，图谋在朝鲜半岛挑起战争，并在南海和台湾岛进行战争叫嚣，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任何国家选择与中国开战，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胜的千年之基、万年之基！

毛泽东为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出兵朝鲜之前，经常彻夜难眠，在决策出兵时和志愿军入朝后的三次战役前时常连续几天连轴转，不睡觉、不吃饭是常态，直到累病了，中央强制休息，病中还高度关注前线战局，发电报提出作战意见。查阅《毛泽东年谱》，抗美援朝从决策到出兵后的前三个月，毛泽东亲自拟定签发的电报多达近百封，有时一天就发七八封，大到作战原则、战役部署，小到阵地位置、战斗要求以及部队的吃饭、御寒等等。可以说毛泽东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永远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

（谢谢赞赏，致敬教员，学习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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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水不忘挖井人，传承红色精神，铭记红色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