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土地革命正在全力推进中，中心议题是如何公正地重新分配土地，确保每一分土地的分配都体现出对农民的公平对待。

首先，毛泽东于1930年11月在江西省吉安的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中提出，不应简单地禁止租赁土地。这是因为实际情况远比理论上的规定复杂。

例如，部分农民因年老体弱或其他原因无法亲自耕作，出租土地成为他们生存的方式。这种做法，虽然看似违背了革命的初衷，实际上却保护了这一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

进一步，分田的方法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当时的一种观点是按照劳动力来分配土地，即能耕种的人应得到更多的土地。

然而，这种做法未能考虑到那些无力耕作的群体，如老人、妇女及残疾人。

毛泽东在会议上支持了一种更为平等的分配方法，即按人口平均分配，这样可以确保每个家庭都有土地可以耕种，从而保障基本的生活需要。

在革命初期，很多问题并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指出，土地分配需要分几次进行，不能期待一次就完全公正。

初期分配往往存在富农隐藏优质土地的现象，而且由于贫农的文化和经验限制，很难立即掌握领导权。

这就需要通过反复的实践和调整，逐渐找到最合理的分配方案。

关于土地的实际质量和产量差异，毛泽东也有细致的考量。

例如，在分配时，考虑到田地的肥瘦不一，提出了“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再分配原则。

此外，他还特别关注在分田时田中是否有庄稼，是否需要进行相应的补偿，以确保每个农民在变革中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政策和行动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工农业发展。

特别是在1958年4月，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讨论和地方调研在广州紧锣密鼓地展开，说明了中央对农业合作社的特别关注和重视。

广州作为南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时候迎来了毛泽东的亲自访问，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推动工业发展，更在于深入了解和推进农业合作社的实际情况。

4月底的广州，天气逐渐转热，毛泽东选择在这样一个午后，前往广州郊区的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实地考察。

据报道，毛泽东的到来并没有过多的事先宣传，但他的行程安排和目的都被严格保密和周到准备。

他的身边随行的包括广东省的高级领导，如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及广州市市长朱光。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一行人抵达棠下村，此刻的棠下已是人声鼎沸。村民们早在午饭后便得知了毛主席即将到来的消息，大家怀着激动和期待的心情，自发集结在村主要道路两侧。

毛泽东的出现引起了一阵高呼，他身着简洁的银灰色中山装，手持折扇，面带微笑，脚蹬布鞋，这种亲民的形象让村民们感到既亲切又高兴。

毛泽东在村内进行了仔细的步行视察。他不时停下来，与村民们交流，与公社的干部握手，并对村内的设施进行了仔细的查看。他特别进入了一家商店，与店员握手，详细询问了商品的种类和销售情况。

接下来的行程中，毛泽东走访了农业合作社的办公地点，详细了解了合作社的运作和管理情况。

他特别强调了干部与群众的互动，指出“干部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需求，把握群众脉搏，推动生产发展。”此外，他还亲自走到田间地头，与正在劳作的农民交谈，了解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和农民的劳作体验。

在这次调研中，毛泽东提出了“六级干部会议”的概念，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深入基层，直接对话，了解实际情况，这一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