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少看到退休官员在大街上溜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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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14 00:10
河南
上海原市长杨雄在2021年走得很突然，引发一波热议。
他提到杨雄退休以后，经常一个人出门买菜、乘公交，和路上遇到的普通人很随便地聊天，手里还拎着个买菜的袋子。据我所知，在大街上见到杨雄此番模样的有好几位，有一位说自己在菜场偶遇过杨雄，还调侃了几句，杨雄很随和，完全没有所谓的架子。徐世平还谈到，上海市前副市长谢丽娟也经常一个人随便出门，坐地铁，很少有人会认出她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高官退休了，其实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老太吗？但为何这些普普通通的行为，会引发大惊小怪的热议呢？说到底，还是因为有些高官太神秘，太高不可攀，甚至太忧心忡忡，哪怕退休，也要笼罩在特权之下，不想与平民百姓挨得太近，生怕有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所以不妨反推之，一个高官，假如在位时，欠下过很多良心债，包括有形债和无形债，他（她）是断然不敢“随便上街”的。你的历史过往，将与一生如影随形。而敢光明正大随时独自逛街的，至少印证了其比较磊落的品行。我无意评价这两位省部级大员的政绩或者人品，因为我们一点也不熟，对他们毫无了解。有限的认知也仅是一些别人发布的消息，是否真的有政绩或者有问题，不在我的思考范畴之内。引发我思考的是，什么样的领导能够这样正大光明一个人上街，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行列，过老百姓一样的日子？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装样子，船到码头车到站，退了休就是老百姓，装给谁看呢？只是，为什么这样的偶遇，还是会成为“新闻”？不要说省部级，那些厅局级，退休之后也鲜有人再遇见他们，他们去哪儿了？为什么不能像杨雄、谢丽娟这样，到处出来溜达？退休之前，身居高位，前呼后拥，出则有车，入则有陪同，见面要对等，级别得匹配，差半级都不行。退休之后，取消待遇，不要说跟领导面对面，可能门口的保安都不一定再待见，内心自然茫然不能适应。很多领导干部，出行全靠手下打理，一旦退休，出门地铁、公交不会坐，马路忘记怎么走，甚至微信、支付宝也不会用，自然不敢上街。有的领导，在位时拿着组织给的权利，作风强势，不怕得罪人。退下来之后，没有组织罩着，成了普通人，万一遇上过去欺负过的人，上来一通老拳，估计吃亏的还是自己。没办法，还是宅家里算了。很多领导一辈子没有别的兴趣爱好，除了抓权还是抓权。一旦退休，权力不再，就浑身不自在。这时候要上街吧，不会跳广场舞，不会唱歌，不会乐器，到哪儿都跟不上别人节奏，除了纵论国际大事，啥都插不上话，可是谁整天跟你心怀天下做兵棋推演，那不是闲得蛋疼？以前鲜衣怒马，人前人后都有人安排，自己打个喷嚏有人递上手纸，杯子还没见底马上有人冲水，随便说句话立刻有人应承，抬脚就有人递凳子……可是退休以后，树倒猢狲散，这才发现，原来过去簇拥着自己的全是看上了自己的权势，没有一个人是真心朋友，出门遛弯，都找不到一个搭话的人。如果原因正如上所言，那么杨雄、谢丽娟这样的人真的是难能可贵了，因为单单凭他们能自己一个人坦然出街，就足以说明他们在做人方面没问题，至少是对下级、对老百姓问心无愧，是敢于重新回到老百姓行列中的人。耿彦波退休后观看传统戏曲，神情非常悠闲，和在官场上，双眉紧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来说，“官民一体”的现象真的堪称“上海特色”，这也是一座城市文明程度高的一个特征。上海，于我中国，再没有一座城市能如此令人肃然起敬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高官厚禄者涂脂抹粉，而是想指出一点，相比其他城市，上海高官似乎更容易接受平民化。对于这座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而言，就一般的生活方式上，除了我们所不了解的某些特殊化之外，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是接地气的。而一座城市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的高低，是能够从“官场生态”上有所显示。在杨雄之前，另一位职务与他不相上下的前市委副书记罗世谦也是走得意外，他因骑自行车，在建国西路上转弯时与往来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事故发生时，罗世谦仍意识清醒，送医后发现脑出血；接受手术治疗后，罗世谦一度恢复意识，但随后病程加重，自主呼吸能力减弱，直至去世。报道中说，罗世谦平日身体康健，还时常游泳。他能身手矫捷地骑自行车，可见康健如常。好在像杨雄、罗世谦、谢丽娟这样随意上街的退休高官，在上海还真不少。要是一一列名，简直数不过来。那些昔日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之类，以前总在荧屏上出现，现在已是明日黄花了，他们自己也早就平民化了。再说现在已经不是高强度的“政治社会”，人们对政治人物的兴趣不像以前那样浓厚。有些高官，人们根本记不住他们的脸。而这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浸染过西风东渐。作为城市中的一员，他们何尝不是“城市风气的产物”？想明白这一点，就不会对“高官平民”现象大惊小怪了。
茶余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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