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伟大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共同开发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索县，具有金色故乡的美誉，位于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的结合部，地处怒江上游的索曲河流域。古称索秀，因地处索曲河下游而得名，“索”在藏语意为既有“肩胛”之意，又有人认为具有“蒙古”之意。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之前，索县是苏毗王国的中心辖区，吐蕃时期苏毗如辖区。元朝时期，汉文史料称 “索格”，系藏语的基字（སོ）和后加字（ག）的音译，境内有索秀、嘎秀、热秀三大部落。明朝时期，诸部落先后归附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喀尔喀部却图汗。1637年，索县境内的三大部落又归附于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清朝初期，固始汗将索县三大部落赠给五世达赖作为谿卡，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管辖。清朝乾隆时期，索县三大部落归由驻藏大臣直接管辖。民国时期，1916年西藏地方政府管理索县各部落，1942年设立索宗。1950年10月昌都解放后，索县也随即解放。
一、古道为重要之地，交往历史源远流长
（一）唐蕃古道。七世纪以来，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形成政权，西藏高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日渐发达起来。丝绸南路之称的唐蕃古道是1300年前唐朝和吐蕃之间命脉相连的交通大道，是在历史上一条非常著名的古道，也是唐代以来进藏的必经之路，它的形成和畅通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这条古道的起点是唐王朝的国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终点是吐蕃都城逻些(今西藏拉萨)，跨越今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和西藏5个省区，全长约3000公里，这条古道因延伸到印度、尼泊尔，也被学者们认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古道不仅是一条驰驿奔昭、和亲纳贡的官驿大道，也是一条茶马互市、贸易交流的重要商道，更是一条承载汉藏友好、民族团结的重要古道。千百年间，在祖国版图完整、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西段的古道线路中，从玉树囊谦县进入今天西藏境内经类乌齐县、丁青县、巴青县、索县到那曲地区再经过当雄县到达拉萨。索县境内从如今的荣布吉如塘、索河桥头、亚拉山（史称索拉加吴）、刚拉山抵达那曲。著名的亚拉山上如今也清晰的看到唐蕃古道遗迹，山口拉孜（在山口上来往客商用小石头堆积而成的石堆）的规模庞大，石头数量多，证明着经过这条古道的客商数量多，并延续到时间比较长的一条古道。
唐蕃古道遗址（如今亚拉镇境内）
（二）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一条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交通要道。具体来说，茶马古道的道路系统可以从三条主线来说明。滇藏线：云南西双版纳至拉萨。川藏线：北线是四川雅安经由昌都、索县、那曲至拉萨，南线是四川雅安经由昌都、林芝、山南至拉萨。青藏线：一条是唐蕃古道，途径甘肃天水、青海乐都、玉树、索县、那曲至拉萨；一条是元代的驿道，从甘肃临洮到青海西宁、玉树、四川德格，到西藏昌都、索县、那曲、当雄至拉萨。藏族全民饮茶，对茶叶的需求量非常大，茶马古道在以上的几条主道外，支条较多形成庞大的交通网，覆盖整个藏区，其中在索县经过茶马古道的南段的上中两条主线经过索县，其中南段中线从荣布吉若唐、江达、白嘎或萨丁到达嘉里；南段上支线从玉树至巴青、巴青至索县（亚拉）、索县至夏曲卡，穿过索县。茶马古道中，索河桥和亚拉山成为主要的地理标线，索桥头是著名的世界煨桑日发祥地，索亚拉山是元朝卫藏和朵康分界之地，元朝中央政府从西安到萨迦设立了三十七个驿站，其中卫藏地区最后一个驿站就在索桥头，以索桥头巨磐石（史称帕翁央宗）和索桥头佛塔为驿站的地理标志。
茶马古道遗址（如今荣布镇和加勤乡镇境内）
（三）解放军进藏路。十八军军直机关进藏时曾经路过索县。据《进军西藏日志》记载，1951年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十八军军直机进入西藏，同年9月20日抵达荣布吉若塘，9月21日张国华对三十九族总千户霍尔加色等进行爱国统一战线工作，9月22日，从吉如塘出发，途中色热拉等连续翻越五个山峰。夜宿东坝今西昌乡帕尔肖村，9月23日，宿营古荣普今西昌乡达左村古荣普，9月24日，由古荣普出发翻越沙客拉（古荣拉），此山山高路险，克服种种困难，在大山上设立了鼓动站，说快板、喊口号，用沙哑的嗓子鼓动部队。“沙喀拉，山虽大，解放军面前不可怕，奋勇前进翻过去，怒江就在山脚下”。翻越途中，部分同志得了雪盲，有些女同志因特殊情况，腿都磨烂了仍艰难地负重行军，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在红色文化挖掘和弘扬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十八军进藏路示意图（如今荣布镇西昌乡境内）
二、文化底蕴深厚，交流史话历久弥坚
（一）出土文物。索县嘎木乡扎西炯寺搬迁过时，拉康鼎古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元代瓦片，其中纹饰有“莲花八瓣”的勾头瓦当直径13厘米左右，“莲花五瓣”的半圆凹型滴水瓦当直径20厘米左右，以及板瓦和筒瓦形状和大小各异，出土的数量较多工艺相对精致。此类板瓦碎片索县其他乡镇也有普遍出土，勾头和滴水极为少见，主要出土在规模较大历史较为久远的古庙遗址，此类建筑系汉式和藏式结合的建筑，七世纪文成公主进藏以来，广泛流传于汉式建筑，用瓦片来装饰寺庙和拉康的屋顶，藏区的建筑和制造业深受祖国内地文化的影响，充分证明自古以来各民族在文化上深入互动，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出土的汉式瓦片（嘎木乡拉康鼎古庙遗址出土）
（二）珍藏文物。索县寺庙珍藏的明朝青铜钹，钹身上清晰地刻制了“大明宣德年造”（1426-1435），赤多乡群众收藏的明代青铜钹，钹身上刻制“大明宣德五年造”，两样青铜钹上刻有龙纹，显得异常精美。荣布镇邦吉寺，管藏文物大锅上刻有藏文六字真言和汉字“正兴改号大锅”，此类大锅是明朝某皇帝（正统或正德）年号更改的纪念锅。荣布吉若唐一家收场两个大锅，一个锅上刻制“兴”，另外一个锅上刻制“法”，组合起来是“兴法”，此类文物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自古以来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有着深远的交往交流交融。
明朝青铜钹（群众收藏）
（三）建筑文物。那曲市唯一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邦纳寺是一座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创始人嘉顿•嘎玛旦炯（1557-？），该寺壁画上的文殊菩萨和弥勒佛面对面交流的姿态，出现在古格、夏鲁寺、白居寺和扎唐寺等古建筑物，是一种西藏早起寺庙典型的绘画风格。邦纳寺藻井形式层里层外，艺术风格非常精致而优美，藻井木板彩画风格与嘉荣等地的建筑风格相似，具有汉式风格的装饰。藻井绘画、佛殿壁画以及主像四周彩绘了格子式的众多大师和千佛等图案，形成了奇吴岗巴画风的优美壁画，奇吴岗巴画派是早期汉藏尼画风交融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汉式画风，因此邦纳寺是藏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活态文物。在这些文物和建筑物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在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在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国民族共有家园。
邦纳寺壁画（西昌乡境内）
三、千年深度交融，各族情谊天长地久
据有关口述和史料记载：“早在1300年前唐蕃和亲文成公主进藏时李等汉族姓氏在索县繁衍后代。元朝第九代皇帝孛儿只斤·图帖睦尔之弟古如欧鲁太子（གུ་རོན་ཨོ་ལོད་ཐ་ཇི）带着六名蒙古骑兵前往后藏萨迦的途中，穿越荒无人烟的羌塘草原来到了格玛一带时迷了路后，跟随遇见的猎人来到了村子，当地人发现这七名蒙古人武艺精湛，体格强壮，别有气质，当地群众要求这七名蒙古人留下来跟他们一起生活。古如欧鲁太子娶了一名当地牧女为妻，随从们和陆续和当地姑娘成亲立家，扎根于今巴青和索县境内，这样第一批蒙古人就此在藏北落户。之后今巴青索县一带的当地人把古如欧鲁太子奉为部落首领，索曲河和羌木曲(འཆམ་ཆུ)的交汇处的索拉泽宗(ལྷ་རྩེ་རྫོང)定为部落首府（今索县境内）。据《索县姓氏概览》记载大卫、格瓦、格加等姓氏繁衍至今，均属于蒙古族的后裔。古如欧鲁太子也叫尔德觉拉，他正是后来霍尔三十九部总管霍尔王家族的祖先，距今己有六百多年的家族史。第七代首领霍尔达拉期间，该部落开始向外扩张，部落首府搬迁至如今的巴青县巴青镇，到了第九代首领拉达加（ལྷ་དར་རྒྱལ）时，该部落已初步掌握了统管所有四十二个部落的权势，包含热嘎索三大部落。清朝时期，由驻藏大臣直接管理索县三大部落，部分满族和汉族官兵定居索县，在我县加勤乡一处至今依然保存着驻藏大臣墓葬。民国时期，有部分来自青海、甘肃等地的汉族、回族商人到索县经商，有些与当地牧女结婚生子，逐渐融入藏族。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全国各地知识分子、行政管理人员陆续来到索县参加工作。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外来人员逐年增加，常年在索县经商、务工的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与当地群众通婚，逐渐形成了索县现在的民族现状。至今在索县这块土地上长期定居生活的姓氏为李、张、毛、鲁等汉族和其他民族，充分证明在历史的长河中，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之间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嘎木乡拉延村风光
来源：古如尔甲个人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