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地宫内秘色瓷的神秘面纱
早在唐代就曾有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北宋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在《吴越备史》《十国春秋》《宋史》中也都有关于秘色瓷的记载。所以，人们在唐宋时期对秘色瓷是有概念的，但是宋代以后，秘色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后人再看到唐宋关于秘色瓷的文献时，已经不知道秘色瓷是什么，秘色瓷逐渐成为了一个传说。
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一件唐咸通十五年（874）衣物帐的发现，这仅见于文献的秘色瓷才终于具象化，被人们认识。
这个衣物账上内容繁多，关于秘色瓷的内容虽然较短，但是极为抢眼，上面写道“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而通过考古发掘，地宫中正好发现了，在一个漆木盒里正好发现7件青釉瓷碗和6件青釉瓷盘、碟，与衣物帐上的记载完全吻合。此外，还有一件青釉八棱净瓶没有在衣物账中，不过其釉色及制法与其他13件风格一致，故这14件都应该属于秘色瓷。
秘色瓷与越窑
在法门寺地宫的14件秘色瓷被发现后，关于这批器物的烧造地点的疑问便浮出水面。陕西鼎州窑占尽地利优势，而且陆羽《茶经》中亦有明确记载。难道非要舍近求远，像“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所说，将远在三千里之外的越窑瓷器请到唐长安的法门寺内吗？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这批秘色瓷出自存放皇室所属作坊制品和各地贡物'出土品形制一致，因此推测后司岙窑址很可能就是烧造秘色瓷的重要窑场。
2015年10月份至今，通过对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后司岙的秘色瓷产品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扁壶、八棱净瓶、圆腹净瓶、盏托等，每一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如碗有花口高圈足碗、玉璧底碗、玉环底碗等，盘有花口平底盘、花口高圈足盘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器基本上都可以在该窑址中找出相同的器物，而且不止是器形，甚至尺寸都大致相当。后司岙窑址的产品，胎色灰、胎质细密，釉色多是青灰或青绿，釉较薄，釉面莹润匀净，通体施釉，泥点支烧，一钵一器J件装烧……这些胎釉特征和装烧方式，都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器别无二致。那这些瓷器应当也是秘色瓷器，准确说是秘色瓷器的废品。据此我们推断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出自后司岙窑址当大致不误。
秘色瓷的特征
基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和大量的窑址考古发掘资料，秘色瓷的特点已初现端倪。
通过法门寺《衣物帐》记录的十三件秘色瓷器可以看出，有十一件器物的釉色为青绿，只有两件碗釉色青黄，而这两件釉色青黄的碗被当作胎体做成了“鎏金银棱瓶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可见青绿色才是秘色瓷的主流色调。
再者，大量的考古资料，尤其是在后司岙窑址的出土来看，秘色瓷的特征更是显而易见。尤其是从装烧工艺上解释了秘色瓷特殊地位原因。
秘色瓷的装烧工艺极为讲究，从与秘色瓷器同出的大量瓷质匣钵可以看出，这些匣钵与瓷器的胎体基本一致，烧成时匣钵之间用釉封口，且在地层中瓷质匣钵与秘色瓷器的数量同步消长。因此可以推断秘色瓷器的烧成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才烧出了秘色瓷器。如此严苛的装烧工艺，也体现出了秘色瓷烧制的高昂成本。
通过研究发现，使用瓷质匣钵并用釉密封，使瓷器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并在冷却时阻止了匣钵外氧气的进入，避免了瓷器的二次氧化，釉色还原得好，所以颜色特别青绿。这反过来说明，“青绿色”正是秘色瓷器追求的目标，用这种特殊工艺烧造出来的产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
总之，秘色瓷从烧制初期就与越窑普品与众不同、更加精细，其胎更白、更细密；釉更加均匀、呈莹润的天青色、基本都是满釉；装烧工艺使用瓷质匣钵、单件装烧、不能重复利用。
秘色瓷的性质
从后司岙窑址反映出的秘色瓷的烧成工艺看，秘色瓷器也绝不是普通人能够用得起的，从以下三点便可看出。
首先，瓷质匣钵除了有利于烧成青绿的釉色外，还有利于保持相对稳定，避免瓷器与匣钵的粘连，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成本奇高。尤其是唐代晚期，所用之瓷质匣钵又厚又大，胎泥非常细腻，除了费料以外，淘冼也会很费工。另外相较于耐火土的普通匣钵，瓷质匣钵硬度低，不耐高温，很容易在高温下软塌。
第二，用釉封接的瓷质匣钵只能用一次，因为被釉封上以后，经常要把匣钵打破才能把里边的器物取出来。另外要保持同步收缩，已经经过高温和冷却、已然收缩过的匣钵是不能再用了的。所以本来可以多次使用的匣钵，现在只能一次性使用。
第三，瓷质匣钵用釉封接，烧成以后器物的取出很有难度。由于冷却以后釉就烧结了，要把匣钵打开取出器物，很容易将匣钵里边的器物震破。
第四，古代瓷器的烧成率是很低的。北宋时越窑所在地的余姚县令谢景初曾经到上林湖去考察瓷业生产，并用一首诗记录下来，大概说的意思是他看到的情况是一百件里边比较好的就一两件，当然这一两件不会是一般的产品，应该是上档次的、质量比较高的。上档次的产品烧造成品率差不多是百里挑一。一直到民国时期，烧成瓷器一百件里边比较好的也就区区数件，所以可以推测唐代瓷器甚至是更为考究的秘色瓷的烧成率也不会很高。
除了考究的烧造工艺导致了一般人无法承担的高成本外，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上面的铭文，秘色瓷的性质也显而易见。首先，宋代周辉《清波杂志》记载的“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日秘色”。其次，法门寺地宫的秘色瓷皆属于皇室“内库”之物。第三，1977年在上林湖吴家溪出土的“光启三年”青瓷墓志罐，其上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以此件墓志罐的出土地点为地标，贡窑的地理位置恰与后司岙窑址位置相一致。
所以说，秘色瓷为皇室专用、“不得臣下用”，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注：以上内容出自“保利艺术博物馆艺术讲堂第三十二期——沈岳明解读故宫‘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特展”及刊载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秘色瓷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页1-17的学术文章，文物出版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