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寅恪一类的学人而言，学术既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更是文化坚守的依托。留美期间，陈寅恪和吴宓讨论“穷则独善其身”之义，认为东圣西圣，其理均同。对于中外各国以学为插标卖首，盛服自炫，欺世盗名的装潢，营私图利，争权攘位的工具一类的行径，极为不耻，盛赞先贤另辟谋生之正道，表示：“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学术神圣，不忍玷污。学人爱惜羽毛，首先就要珍重学问。但凡以学术为装潢或工具，本质上就失去言学的资格。所做的学问，不过别有所图而已。可是，陈寅恪从来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究，无论身处象牙塔中，还是供奉于庙堂之上，依然心怀天下。按照俞大维的说法，陈寅恪重点研究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所提及的历代兴亡以及中国文化何以存之久远，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两大命题。陈寅恪生活的时代，以工业化为凭借的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和科学文明强势侵入，中国遭遇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如影随形，固有文化价值的自信根本动摇，知识人面临两大历史性难题，一是如何救亡振兴，二是如何延续文化命脉。作为学人，背负后一项沉重的历史使命成为他们的高度自觉。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脉相传之说存在一定的争议，其他古文明或中绝或消亡或更替应当是所言不虚的事实。然而，中国文化固然有其流传久远的基因，在历史长河中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曾经屡次遭遇中断甚至灭绝的风险。北朝的胡化与汉化相交，唐代佛教大盛，以及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恶语相加，历朝历代不仅发生多次亡国之痛，更屡屡面临灭种之危。满清入主中原，顾炎武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如果说亡国是政权更替，亡天下则意味着文化消亡。尤其是晚清以降，欧风美雨，强力侵袭，在亡国危机随时可能降临的局势下，如何坚守中国文化的命脉，即使国亡，不致种灭，成为自认为文化托命之身的学人主动担负的艰难使命。“亡国亡天下”之分演化为保国家与存文化之别，学人的文化中心意识骤然升高。随着西化风气的弥漫，王朝体制的解体，即使国家名义尚存，文化上杀人诛心的结果，导致丧失文化自信，种族名存实亡的危机四伏。面对危局险境，学人的表现各异，王国维文化殉道，不惜舍生，章太炎清季民初几度身陷囹圄，都动了轻生之念而最终不甘枉死，政治立场迥然不同，生死取舍截然相反，捍卫中国文化根本的心意却是殊途同归。后来的文化中国之说，与此一脉相通。坚守本来民族文化，史学具有核心价值。陈寅恪于1931年论及中国学术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时，专门提出：“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汙，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而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而现实中国面临的情形却是，“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如此一来，“今日国虽倖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国史正统失却，不仅因为日本的中国历史著作水准超过，更重要的是条理架构和解释权太阿倒持，国虽尚存而史近乎灭，构成国家民族文化的重大危机。文化危机意识不仅来自异族外力入侵，也源于政治鼎革和社会更新，因而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也有人觉得这样的主观判断容易引发歧义，改为文化守成。民国时的文化本位主义，因为背后参杂较多的政治因素，更是饱受诟病。其实，凡此种种表现，都是文化危机意识的反映，看似大同小异，仔细考察，不同的人对于危机做出何种反应，事实上相去甚远。王国维投昆明湖赴死后，社会上关于其死因议论纷纷，传闻满天飞。陈寅恪相继写了挽词长诗，痛悼之余，力证其死于文化殉道。由于入情太深，相关文字传为佳作，也引起一些误读错解，以为陈寅恪是夫子自道，借题发挥，甚至一度有人将其视为“遗少”。加之陈寅恪在中国文化阵营分为两截之际，并未一味趋新，反而时有坚守文化本位之意，不禁令人将其列入文化保守主义的行列。诚然，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诗词文章，的确有感情带入的成份。可是文化殉道说不仅与逊清切割，不作皇权的陪葬，更重要的是可以从悲观情绪中解脱，面向未来。亲历王国维之死事件并处理相关事宜的吴宓，最初相信王是殉清，并向前来吊唁的北京大学教授黄节详细讲述原委。后者本以为王国维是为文化殉节，与自己同道，并不以殉清为然。陈寅恪则持论与黄节一致，“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吴宓则认为：“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特有大小轻重之别耳。”长时期看，吴宓的说法似乎不错，可是如果具体落实到当日的时代环境以及陈寅恪的个人心境，则未必符合。王国维之死，引发文化守成人士的普遍悲观，像黄节、吴宓这样与之身世境遇不同甚至立场主张有别者，也强烈共鸣。陈寅恪则不尽相同，他劝告为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而抑郁愁苦的吴宓道：“今只有二法，择一行之，无所迟惑。（一）则为理想而奋斗，而不自以为苦。（二）抛弃所有理想事业，自寻快乐。若既不肯为（二），则只有勉强为（一）。”并劝其“效法曾文正公以黄老治心，以申韩治兵。”身处民国时代，能否继续坚持固有的道德礼教？吴宓自身也相当纠结，反而是陈寅恪的看法比较透彻通达。王国维死后吴宓发誓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可是1929年9月却与发妻陈心一离婚，知友对此多表示反对，指其言行不一，自毁信誉。郭斌龢函谓：“为《学衡》计，为人文主义计，为白师计，为理想道德事业计，均应与心一复合。”并指其“近来思想行事，皆是Romantic，实应省戒。”吴芳吉则说：“离婚今世之常，岂足为怪。惟嫂氏无有失德不道，而竞遭此！《学衡》数十期中所提倡何事？！吾兄昔以至诚之德，大声疾呼，犹患其不易动人。今有其言而无其行，以己证之，言行相失，安望人之见信我哉？！”陈寅恪对此最初直言劝诫：“无论如何错误失悔，对正式之妻不能脱离背弃或丝毫蔑视，应严持道德，悬崖勒马，勿存他想。”而吴宓自认为其行为“乃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义”。一旦既成事实，陈寅恪则表示：“昔在美国初识宓时，即知宓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此事显示陈寅恪对待道德礼教的态度并非一味拘泥执着，严持道德与通达人情相互协调，决不守旧。陈寅恪与王国维的相通相同之处在于，两人都担忧中国文化根本动摇，能否存续，分别则是王朝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后，传统文化有无可能延续甚至重兴。从这一角度看，陈寅恪认为王国维并非简单地殉清，而是因为清亡则传统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陈寅恪赞同文化依附于社会经济制度，旧的制度已经无可救药，只能谢幕，但是并不认为王朝体制消亡中国文化就一定会陪葬，没有浴火重生的机会。他哀悼王国维不得不死，如果同一立场，也在必死之列，否则只是苟延残生。然而，尽管陈寅恪生性忧天悯人，中年以后又盲目膑足，临终之际更遭逢大难，以致有种种愤而抗争和怒其不争的言行，壮岁却显然怀抱热切的希望。1943年1月，滞留桂林雁山别墅的陈寅恪为邓广铭著《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便不无憧憬地展望到：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这在生性悲悯，疾病缠身，又适逢战乱被迫颠沛流离的陈寅恪，可以说是少有的乐观表现。虽然意在慰释作者的郁郁之情，亦可见他非但没有因为王朝制度的解体导致中国文化难以为继感到无望，反而认为在世局激荡和外缘薰习之下，有可能再度复兴，而且枝繁叶茂的程度，有望与学术文化造极的赵宋相提并论。其满怀希望之情，跃然纸上。陈寅恪当然知道，中国文化的重生复兴，不会自然到来，必须人为努力，尤其是学人应当竭力坚守，努力振作。他曾针对时势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瓌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要薪火相传，总有燎原之日。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风雨如晦，起伏兴衰，始终屹立不倒，与文化托命之人守护文化命脉息息相关。文化的薪火相传，根本不灭，即使国破家亡，也可以死灰复燃，重新涣发生机。由此可见，陈寅恪绝非忠于清朝的遗少，亦非泥于传统的文化遗民，他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持积极态度，而且指出了创新重振的必由之路，即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说，中国今后“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所谓吸收输入，可以达到唐宋诸儒那样“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程度，而不是一味坚持“中体西用”，也就是说，只要能为中国所用，一切人类优秀文化都在必须吸收输入之列。他批评一些食洋不化的现象，并非因为吸收输入，而是相关者分不清优劣好坏，甚至倒行逆施，或是囫囵吞枣，未加调适，不合国情。以主张事实联系为比较研究正统的陈寅恪甚至提出：“世间往往有一类学说，以历史语言学论，固为谬妄，而以哲学思想论，未始非进步者。如易非卜筮象数之书，王辅嗣程伊川之注传，虽与易之本义不符，然为一种哲学思想之书，或竟胜于正确之训诂。以此推论，则徐健庵成容若之经解，亦未必不于阮伯元王益吾之经解外，别具优点，要在从何方面观察评论之耳。”持有这样理念之人，必有绝大胸襟。更有进者，吸收输入即使达到外体中用的程度，也并不意味着可以舍己从人。所谓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也就是所欲坚守的文化之成，并不是简单地维护固有，而是吸收外来的同时坚持中国，充分输入新知但不排斥传统，主要包括下列四点：其一，不能枉顾中外历史，对中国文化弃如敝履。即使在中国积弱不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也不能大张旗鼓地主张全盘西化，而且要防止杀人诛心，失去本我。其二，不能数典忘祖，挖掘祖坟。在他看来，各民族的生成史上，层累叠加的情况几乎是通例，并非中国所独有。对于传统文化，实为李煜也要期之以刘秀，应当尽力承继，全情维护，不可大张挞伐。其三，要分辨中外文化的优劣短长，适合国情或与之调适，不能盲目照搬。全盘外化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其四，尽可能避名居实，取珠还椟。对于传统文化不能拘泥，不可简单执守，但是学习仿效外来外部的目的在于使中国文化复兴重生，而不是用夷变夏，以至亡国灭种。为此，陈寅恪大力推崇唐宋诸儒韩愈、朱熹等人爱国济世的苦心孤诣，既能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救中国文化之缺失，又能防止丧失本来民族之地位。他甚至但愿明清之际反复多变的钱谦益怀抱复明之心，对于青楼出身的女中丈夫柳如是更加充满敬意。陈寅恪所处的时代，西学挟西器西制强势来袭，在连续突破夷夏大防、中体西用之后，已成太阿倒持之势，所有的救亡图存之道，几乎都是依据外来义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局限，就是片面化绝对化。在这样二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如何坚守中国文化，成为前所未遇的大问题，也是对中国学人的绝大考验。有鉴于此，陈寅恪断言：即使能够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的思想，要想在中国思想史上长期稳居最高地位，就必须遵循道教的真精神和新儒家的旧途径。打破中西古今新旧的绝对化的对应，在外力冲击面前坚守中国，在不忘本来的前提下尽力吸收。既要充分吸取所有外部文化的精华，又不能破坏中国文化的根本，失去中国民族的本性。坚守中国文化，就是维护民族复兴的根基。近代国人的文化精神历程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有殊途同归之义。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就形成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是名义上以世界革命实际上以苏俄及共产国际为中心，不顾国情与现实，生搬硬套外国经验，绝对服从外部指令，另一条则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标准，这也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与苏俄及共产国际长期分歧的焦点。没有了中国，就意味着失败，义理再高，也无法在中国落实。就此而论，中国革命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高度吻合。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显示，无论革命征程还是文化建设，都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尽力吸收一切人类文化的精华，同时不忘本来民族的地位，有大贡献于全体人类，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而走向世界的巅峰。本文为桑兵老师《陈寅恪的学术世界》（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导论，感谢桑老师授权刊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