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109周年，承蒙贵平台当日转发我的回忆文，深为感谢！因为文章受到广泛关注，再送上续文分享。
每逢胡耀邦诞辰和忌日，看到人们转发的各种纪念文，使我欣慰。一位见证我冤案的老同事把缅怀戴煌的《他为胡耀邦立了一座碑》文章发来，以敢讲真话著称的新华社记者戴煌著书《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为胡耀邦树立了一座独特的纪念碑。读此文，使我深为感动。我冤案30年，仍然真相不明，求告无门，经常想起胡耀邦，说起胡耀邦。尤其是在与他人争论法律问题，被以世俗功利之见逼入死角时，我则举出胡耀邦努力平反冤假错案的丰功伟绩，痛陈时弊，呼唤正义，把对方喝退！随着胡耀邦的远去，我的怀念却与日俱增。当年我在狱中最孤独寂寞的时候，只有上帝与我同在，只有耀邦与我同在，如今更是如此啊！有感而发，忆戴煌，感怀耀邦，缅怀两位伟大的爱国爱民前辈。千禧年初在戴煌家长谈
1984年起，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兼任新闻发言人，后六年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积极支持各家报社搞好法治宣传是我的职责。1992年，我因公指导上海文汇报搞好十四大宣传，使其取得成效，受到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的通报表彰。没想到，相关文件竟被其法人团伙盗印，栽赃陷害于我，我被以所谓泄密罪判刑三年，1997年刑满释放。2000年上半年，即在十六大召开的一年半之前，我被选拔参加十六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课题组，承担立法和法治方面的研究，为期半年。2000年1月5日，千禧年刚过，我随课题组的同事来到新华社宿舍戴煌先生家中，探讨新闻制度改革，聊到下午四点半结束，同事告辞了。71岁的戴煌得知我曾是顾明同志的秘书，他对周总理和他的秘书顾明同志很钦佩，留我继续聊。他家在普通职工宿舍，小三居室，约60平米，家具陈旧且极为简朴，均为生活必需品，没有任何奢侈品，他自称“戴氏蜗牛居”，安贫乐道。戴煌问起我的工作和家庭情况，我如实告知，陷冤狱三年，刑满释放不到三年；家父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挨整自寻短见时，我四岁，弟弟一岁。他很震惊，又很理解，对我的遭遇，他的痛苦之情溢于言表，使我惊讶，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深感他对世界充满着大爱。▲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998第1版）戴煌聊起《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很畅销，不断有海内外出版社出版了多个版本。他对该书被大量盗版，不以为然，却对每年数百封的读者来信很重视。其中多有喊冤的，他都要仔细琢磨，每年挑出十件，以记者的职责和使命，深入实地调查。早在80年代，他对“李九莲反革命案”及其祸及600余人的案情进行深入调研，据实写了《内参》上报，经胡耀邦批示，此案获得平反昭雪。不少重大的历史冤案，经戴煌撰文呼吁，由法院重审，平反昭雪，成果卓著。（见《戴煌访谈：做一个讲真话的人》视频）为民请命惹官司
戴煌说，他曾调查一起基层政府欺压农民的事件并撰文，为民请命，竟被对方利益集团以失实诬陷为由，告上法庭，惊动张思之大律师两次到哈尔滨为他出庭辩护，总算没有败诉，也没有胜诉，无谓扯皮，不了了之。他经常为底层百姓依法维权而撰文呐喊，却多次反被利益集团告上法庭，消耗时间和财力，很郁闷，但不影响他继续为民请命的极大热情。他家的上访者不断，他为这些求告无门者积极联系律师、记者，以求伸冤和公道。他曾蒙冤22年，受尽欺辱，看不得底层百姓被冤被欺，总是感同身受，急公好义，要打抱不平，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地为民请命，为正本清源鼓与呼。▲戴煌说：“（那些贪官污吏）居然到北京法院里面来告我”。《戴煌访谈：做一个讲真话的人》视频截屏
一位东北的国企厂长在改制中，承包经营，使工人们挣了钱，相关部门却要违约而终止承包合同。由于涉及广大工人的切身利益，他依法维权抗争，被打击报复，构陷成重大的经济犯罪且可能定为死罪，其家属向戴煌喊冤。因情况紧急，他请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1949年所著《开国大典》的记叙文入选小学语文课本）等几位革命前辈联名致函国务院领导，受到重视，被批转司法部门处理。没想到，被层层批转下去，仍由当地司法机关的加害方的原班人马重新审理，竟被将错就错，从重从快地判了死刑，且很快执行了。▲戴煌勇为百姓鸣不平。《戴煌访谈：做一个讲真话的人》视频截屏
▲戴煌为死难者村民组长复员军人曹海鑫鸣冤。《戴煌访谈：做一个讲真话的人》视频截屏
▲戴煌说：“……因为上面公检法都与坏人勾结起来的”。《戴煌访谈：做一个讲真话的人》视频截屏他聊起：“年过七十，明显感到不行了，身上的老伤经常作痛。新华社医务室新近买了一台按摩床，2万元，我去试了，躺在里面全身按摩，很舒服，效果很好，比原来1万元的那台要好得多！虽然我买不起，但每天可到医务室排队按摩。”他笑着说，似是近日的高兴事。聊到天黑时分，他留我吃晚饭，我谢绝了。他把本月刚出版且仅存的一本样书《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年前出版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两本书签名送我，可见他著书立说的勤奋和高产。他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我能送你点儿什么？似要给我一些生活用品而接济我，我极力谢绝，赶紧离开了。我与戴煌先生风云际会，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馈赠新书厚礼，我爱不释手，依依惜别，成了忘年交。▲戴煌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29万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1月版▲戴煌题字：“俞梅荪同志存念。戴煌，新世纪第一春，一月五日下午，于戴氏蜗牛居。”《九死一生》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5000册，当月5日戴老馈赠此书，我成为第一（批）读者。该书随后上市
我开始动笔撰写历经“反右派”运动的过程，腿伤隐隐作痛。那是30年前，在黑龙江牡丹江地区北大荒八五〇农场劳改，紧挨着“智取威虎山”的完达山。在深山老林里伐木，大树被锯断，呼啸倒下时，很轻易就砸死一位劳改犯，死者要么是著名学者，抑或著名作家，三天两头就有人被砸死。我（戴煌）也被砸倒在地，侥幸砸在腿上，伤得很重，却没被砸死。如今，腿的伤痛，唤起我的回忆和使命感，要努力留下反思历史教训的文字，以鉴后人，希望这个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反右派”受难者的长篇回忆录，叙述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浩瀚全景，从中可以想象和感受家父当年被整死的场景。假如，年长戴煌两岁的家父没有自戕，则会随着中央机关“右派分子”的大队人马前往北大荒劳改。我略知书中的一些人和事，还认识几位，叹为观止，受益匪浅。家父俞彪文（1926—1957）时任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办公厅副主任，在“反右派”运动中罹难。22年后在1979年胡耀邦领导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中，得以平反昭雪。我和弟弟终于摆脱“黑五类子女”被社会歧视的厄运，开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没想到，14年后的1994年初，我被陷害入狱，升级为“黑五类”，儿子又成了“黑五类子女”，孤寡残疾的弟弟成了“黑五类家属”被歧视，被欺辱，被人趁火打劫，强占住房，无家可归，悲剧再次重演，故对《九死一生》一书的开场白及其全书，感同身受，悲怆不已。书中提到，1957年8月，戴煌因言获罪，上海《文汇报》发表《戴煌想干什么？》一文对戴煌加以恶毒攻击和批判。可见该报一贯作恶多端，成为戴煌和我共同的加害者。时至今日，戴煌驾鹤西去已8年，我也72岁了，已过了24年前与戴煌头次聊天时他的年纪。没想到，戴煌的悲剧竟在我身上重演至今。我也要撰写冤案过程，30年前在狱中的老伤仍在隐隐作痛，也在唤起我的使命感。所不同的是，他在劳改期间的工资155元被降为28元生活费；22年后平反，恢复公职和工资，上班继续工作了，有医保了。我蒙冤30年，至今没有工资和生活费，无业无收入，报国无门，无医保且不能看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惨烈，更有必要留下反思历史教训的回忆录，以鉴后人，更希望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感谢敬爱的耀邦，他拨乱反正，力排众议，力挽狂澜，一举为370万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包括不少历史大案，均未超过25年。如今，我的冤案已30年，且劫难竟没完没了，哀莫大于心死，有生之年似已无望，也无所谓啦，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问题是，我这个资深立法工作者，倡法治而羁法网，万般无奈，更何况是黎民百姓啊！其实，这是失去耀邦的结果。法治与否，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刑满释放被忽悠而生存无着。1997年，我刑满释放，文汇报后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石俊升及其后任总编辑吴振标先后主动告知，正在向当初办案的上海国安部门澄清案情真相，敦促其复查，翻案指日可待。然而年复一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依法维权毫无进展，大家也就看不起我了，有的以为我在撒谎，开始冷嘲热讽乃至攻击我无能和不努力。有人甚至说，人家老“右派分子”江平和龚祥瑞（北大法律系教授）也是劳改犯，人家怎么就能平反，重返岗位，东山再起，成果累累。你（俞）的案子竟然30年啦，怎么就一事无成了呢？亏你还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的立法工作者，别丢人现眼啦，其实你连屁都不是！这位晚辈律师朋友的当头棒喝，咄咄逼人，把我骂傻了。既然我已老朽，不行了，那就请求律师您施以法律帮助或说提供法律服务吧，我马上付律师费，但却被其拒绝。他无意从法律角度帮助我，只是在看我的笑话。2012年，文汇报党委书记袁岳滨主动承诺为我办理60岁的社保养老金，只解决吃饭问题。至于冤案，他要我找律师打官司解决。我在上海找了10家律师事务所，都被拒绝，又私下找了10来位律师，也被拒绝，近年仍未能在上海找到代理律师。这年头，不是有钱就能请到律师的，而是要看律师是否有利可图。更有人嘲笑我“学法律都学成了法呆子”。世态炎凉，人微言轻，虎落平阳，众叛亲离，墙倒众人推。我忍辱负重，唾面自干。一两年后，有朋友分别来电话关心我案，见仍毫无进展，又恨铁不成钢地指责和大骂。此时，我早已回过神来，有备而来。我说，江平、龚祥瑞等各位杰出大师们当初的平反，统统不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伟大的胡耀邦顶着巨大压力，为他们平反的。如果没有耀邦，什么江平、龚祥瑞等各位大师则什么都不是，更不可能成为当今的法学泰斗！我有理有据的回击，把他们骂得哑口无言。一位88岁的北大生物系“反右派”受难者在1957年毕业时被判刑15年，曾与作家贾植芳（1916—2008，1955年被法院判为“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一起坐牢。他与我交往20年，厚爱有加，成忘年交。不久前，他也恨铁不成钢地不断来电话指责并大骂我无能和不努力。我反唇相讥：“您得以平反也不是您努力的结果，是胡耀邦为您平反的啊！”他哑口无言。两个月后，他又来电话，闭口不谈对骂之事，使我窃喜，毕竟我俩是患难兄弟。年逾古稀的戴煌先生热情为底层冤民鼓与呼，上下求索，悲天悯人，使我高山仰止，是我的楷模。我作为晚辈法律人，更要为民鼓与呼，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且取得成效。在认识戴煌的次年，我不断遇到求告无门的失地农民访民，向我这个原立法工作者喊冤，由于我曾在农村插队七年，又历经冤狱，对失地农民的疾苦感同身受，要像戴煌那样，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努力撰文鼓与呼，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做点儿什么。我曾陆续帮助四川、河北、广东、黑龙江、福建等地十来起，共20多万失地农民依法维权抗争，取得成效。戴煌多次前来参加我们为农民维权的研讨会，给予热情支持，使大家振奋。其中，在2004年起的两三年，我为河北省桃林口水库1992年的4万失地农民，人均讨回安置补偿款12000元，共计5亿元，成功解决了河北省大批失地农民连年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的老大难问题，竟再无一人上访，成为河北省唐山和秦皇岛两地各级政府依法执政，切实解决广大农民的维权问题，达到彻底维稳，在体制内化解社会矛盾，提高执政能力，成为良性循环的先例，受到地方党政和警方的好评，更受到广大失地农民的热烈赞赏；在为失地农民依法维权的过程中，受到戴煌、张思之、江平、顾明诸恩师的热情鼓励。4月15日，还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回想1993年初我积极参与《国家安全法（草案）》的审议并得以通过，受到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余放的好评和感谢。不到一年，我就被捕了，我指导文汇报搞好法治宣传且取得成效，明明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不知怎的，竟然反而被该报社法人团伙盗印机要文件栽赃陷害，被法院错判为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案之泄密罪，被关押在重刑犯监狱，成了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成了严重的敌我矛盾。每到“国家安全日”，我要被警方训诫，要我痛改前非，防止再犯危害国家安全之罪，使我啼笑皆非。其实，我的工作一直很努力，一向是业务骨干和先进工作者，连在人民内部也从未有过任何矛盾可言。30年来，每当“国家安全日”，我都要质询案发时的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及其副职（后为正职）的石俊升，及其涉案负责人：“你们对我有意见，要恩将仇报也无妨，完全可以向我的本单位国务院办公厅，或者向国家保密局、公检法、纪检委等举报。为什么偏偏要向八竿子打不着的反间谍的国安部门举报，构陷并追究所谓间谍案之泄密罪？”今年是本案30周年，我更是向该报三位涉案负责人询问，盼其答复，翘首以待。他们仍不理睬，对案情真相守口如瓶！至今此案扑朔迷离，求告无门，竟比当年的戴煌蒙冤更加荒诞离奇。之后，我送上本文，请文汇报涉案负责人们审阅，没有提出异议。有人嘲笑我是在与虎谋皮。我说，当年求援时是小绵羊，如今我相信的是报社的基层党组织。有人说，报社D组织只是符号，实为流氓窝里披着羊皮的虎。承蒙编辑先生编入《戴煌访谈》45分钟视频，看到视频中的戴煌，又惊又喜，重温24年前他与我聊天的场景，使我激情燃烧，潸然泪下。《戴煌访谈》与当年他和我聊的内容相似，只是他苍老了，这个访谈在10年之后，他80余岁了，但其一身正气，嫉恶如仇，痛陈时弊，振聋发聩，不减当年，使我惊喜。他是生命不息而奋斗不止的战士。他是出生在苏北地区的大高个子，那里贫穷落后，民风彪悍，1944年他16岁参加新四军，曾在抗日战场上与日本鬼子拼刺刀。从那时起，他冲锋陷阵，英勇善战，出生入死，一往无前，虽九死而犹未悔。《戴煌访谈》的上集聊他因努力工作和上下求索，反而酿成冤案22年，与我多有相似之处。下集是他为民请命的案例，与本文基本一致，我截屏数图编入。我珍藏视频，可再看戴老的雄姿，聆听他的教诲。他不仅活在我的心中，更活跃在他的视频和许多文章及多本专著中，继续痛陈时弊，为民请命，指引后人的前行之路。我当发愤之有所作为也。▲戴煌：做一个讲真话的人（上）
▲戴煌：做一个讲真话的人（下）
胡耀邦他不是完人、圣人，而是一个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他光明磊落，宅心仁厚，也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活在人心便永生”人们怀念他，是怀念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他主张“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为了掌握第一手的信息，他马不停蹄，奔波调研，足迹遍布1600多个县。他主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了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在当时极其敏感的文章发表，全程参与，颇费苦心。因他的努力，300多万人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因其而被改正。他逝世后，一些老知识分子嚎啕大哭：“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在一些冤假错案中，有的当事人当年借机整过他、害过他，但他仍然为其平反。平反冤假错案自非其一人之功，一人之力；但他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这本书，描写的正是那惊心动魄的历史传奇，以及在它背后的故事。李锐：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入新时期的前奏。当时，不跨过这道门槛，改革开放无从谈起。邵燕祥：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正义与邪恶、人道精神维护者与极左路线辩护者之间的较量！我以为，年轻人该读，可以懂历史，知道今天来之不易；过来人该读，可以温故知新，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各级新老干部尤其该读，可以知民心之向背，知从政之取舍！◎绕不开的人，绕不开的事，绕不开的书：作为一位中国历史上不可绕开的人物。本书真实刻录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断面，生动再现其一生中最令人难忘和感怀的一段岁月。◎亲历+史识，再现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本书的作者——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先生本人，既是冤案的亲历与受害者，又能跳出自身，经过多年采访和积累资料，以史家的笔触真实地记下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回忆戴煌，感怀胡耀邦》两个整版，原载《中华时报》2023年4月20日俞梅荪指导党报宣传
宋廷明
（八十年代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理论局局长兼新闻发言人）
你好！
看了你案的报道。人们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最幸福。孰知你，年纪轻轻，历经坎坷，令我扼腕长叹，唏嘘不已！沪上《文汇报》在国史上的劣迹多矣，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66年“文化革命运动”，均最先发轫于该报。该报先后聚集了不少无德、无行、少才之文痞。我曾多年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均婉拒他们的釆访。相对而言，沪上《解放日报》要正派得多，如促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写作组）等开拓者。个别不良官媒为抢新闻，无所不用其极，挖掘材料到手，便胡编滥造，一旦有事，推卸责任，逃之夭夭；出卖朋友，加害好人。看来，你真是上了这帮小人的当了。你当时太年轻太单纯，又中了办案人员诱供之术，以至于雪上加霜。为今之计，建议你，坚持依法申诉，本案的定性不准，关键证据被偷换（把被盗印的十四大的《征求意见稿》换成《讨论稿》）；适用法律不当，只是违反机关内部的管理规定而非故意触犯刑律犯罪。余以为，这“三不”是：1．判刑的定性不准，把一般的工作疏忽，未料到对方的盗印而定为犯罪；2．证据不实；3．适用法律不当。这是你申诉，撤销原判，恢复名誉之关键。你必须强调，沪《文汇报》是党领导的官媒，你与他们的交往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把内部情况透露给他们，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做好宣传并受到了表彰，是功劳而不是罪行，不容混淆。你要不懈努力，终能平反！我坚信，你会有这一天。雄起！宋廷明
2015年12月25日
注：1985年初，国务院成立经济立法五人小组，由顾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和安志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为召集人，李灏（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马洪（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彦宁（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为成员；两位召集人的秘书俞梅荪和宋廷明为联络员，宋廷明年长八岁，是俞的同事大哥，两人同为各自单位的新闻发言人，故宋廷明对俞案多有理解。当年俞未能像历经文革的宋廷明大哥那样对“《文汇报》在国史上的劣迹多矣……聚集了不少无德、无行、少才之文痞。”未能有所认识，终于酿成大祸，追悔莫及。俞梅荪，1953年北京生。1957年，父亲在“反右派”运动中含冤去世，在上海69届初中毕业，前往江西省南城县新丰乡农村插队七年；1984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毕业，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曾任综合秘书组组长兼新闻发言人，后六年为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六级副局级公务员）。曾执笔起草《“七五”立法规划》，参与制定中外合资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知识产权法、企业破产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参与为中央领导起草关于经济法治建设的讲稿和文稿及文件；发表的各种论文多次获奖。倡法治而羁法网。1992年，俞应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的请求，因公指导其搞好十四大的发展市场经济新政策和法治宣传，使该报取得成效，受到通报表彰。由于相关文件被其驻京办主任兼首席记者王捷南等法人团伙盗印，向上海文汇报党委扩散，向国安部门栽赃陷害，俞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之罪逮捕；江平律师在两审出庭作无罪辩护，检察官当庭撤诉，法官说俞没事了，大获全胜，但却在一个月后，俞被以所谓泄密罪被判刑三年。王捷南等作案人均被调回上海报社并晋升，后竟被评为党的优秀支部书记。刑满释放被忽悠而生存无着。1997年，俞刑满释放，文汇报后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石俊升及其后任总编辑吴振标先后主动告知，正在向当初办案的上海国安部门澄清案情真相，敦促其复查，翻案指日可待。但对案情真相守口如瓶，此案扑朔迷离，复查翻案却迟迟未落实（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人事局保留俞的档案关系，准备翻案后即可恢复公职）。2007年，文汇报领导又承诺，把俞调入报社再就业，先解决生存问题，但却又始终未落实。2012年，报社后任党委书记袁岳滨主动提出，为俞办理其在次年满60岁的刑满释放人员的最低社保养老金每月1000余元和医保，又经其后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陈振平及其继任黄强和老书记张启承的亲自敦促；2021年，俞又前往报社通过群工部主任向报社继任党委书记郑逸文反映。到如今，俞已72岁，仍然无社保、无医保，生存无着。未能向作案人取证且未能申诉。俞对案情真相不明，找作案人取证未果，故未能向法院提起申诉。俞案发后与文汇报打交道30年，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文汇报成了绞肉机。●本文作于2023年4月，当时曾多次发给文汇报的三位本案当事人又是报社负责人审稿，均未提出异议。2024年11月24日重发于冤案第11256日。编后语：感谢贵平台精心排版。特发此文缅怀故人，没有原创保护，欢迎转载转发。
—— 俞梅荪
附文：
他为胡耀邦立了一座碑
互为备份⬆️各有内容
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