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新闻专业教育是否必须？它的作用在数字时代如何体现？这些问题既是新闻传播教育界的老话题，也是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的痛点和难点。

作为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的优秀“产品”，长江韬奋奖的获得者是其中典型代表。获奖者无疑都是高素质的新闻精英人才，有着优秀的学识、全面深厚的新闻素养与专业能力。他们是新闻界公认的“榜样”和“标杆”，更是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的标志性成果。但现有研究并未对这些获奖者的教育背景予以深度关注。他们有着怎样的教育背景？高校层次、学校类型、专业结构、专业评级、区位条件等教育背景是否在他们成才/获奖中发挥了作用？进一步，新闻专业教育与他们的就业选择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证实。

学缘结构被认为是探讨成才规律及大学教育规律的重要切入点之一，从中我们能够掌握高校人才培养中的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培养模式、资源分配等一系列要素构成及其规律，更能够明晰新闻专业教育与成才培养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尝试从新闻传播专业教育视角出发，对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的学缘结构特征及其与就业选择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回应新闻专业教育的重要性问题。

（一）新闻从业者职业状况调查的历史梳理

正如大众传播发源于西方一样，对作为特殊职业群体的新闻从业人员的调查最早也从西方开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人员适时地加入了对新闻从业者教育背景的关注。

1965年Tunstall开创对英国独有的“大厅记者”职业生涯进行调查的先例，收集了记者们的职业、政治观点、薪酬、工作条件等实证数据（Tunstall，1970）。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报刊的调查性报道比重不断增加，记者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也吸引了社会学界对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兴趣。1971年美国社会学家Johnstone、Slawski和Bowman采用问卷法第一次对全美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综合性调查，结果显示全美新闻从业人员中大学毕业的占比58.2%（Johnstone et al.，1976，pp.34-36）。同时，他们还关注了新闻从业者作为守门人的媒介角色、职业自主性认知、价值观等问题（张志安、沈菲，2012）。随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Weaver等人分别于1982年、1992年、2002年、2012年进行了四次全美新闻从业者调查，他领导的对美国记者进行的纵向研究为学术界称道，并成为世界各国很多同类研究的蓝本。研究发现美国新闻从业人员学历程度提高趋势十分明显。1982年，调查发现全美新闻从业人员中大学毕业的占比73.7%，86%的记者至少有过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大学经历，纸媒记者有研究生学位的占比8.1%，40%的美国记者主修新闻学（Weaver & Wilhoit，1986，pp.56-58）。1992年，调查发现美国大学毕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占比达到82.1%，其中39%主修新闻学（Weaver & Wilhoit，1996，pp.102-105）。2002年，89%的美国记者有大学本科学位，50%主修新闻学或传播学（Weaver et al.，2007，pp.67-70）。2012年，美国大学毕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占比为89%，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占到36%（Willnat et al.，2012）。

不只美国，对欧洲新闻从业者的调查也印证了学历提升的事实。Delano和Henningham对20世纪90年代英国记者的调查发现，69%的英国记者接受了大学教育，其中10%有新闻学学位，相比20世纪50年代增长了6倍。“快速增长的正规教育而非培训，成为今日英国新闻记者形象中最重要的标志。”（Delano & Henningham，1995，p.20）2002年，由Journalism Training Forum进行的邮寄问卷调查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98%的记者有大学本科学位，43%有研究生学位^①。

除了针对个别国家或地区的调查外，面向世界范围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调查也在21世纪初展开。2007—2011年第一次世界新闻业状况研究（The Worlds of Journalism Study，WJS）覆盖了21个国家的2099名记者，重点关注不同国家新闻文化的差异（记者的角色认知、认识论取向和道德观），以及记者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的感知影响，但对教育背景及其影响的关注比较有限（Hanitzsch et al.，2012）。2012—2016年第二次世界新闻业状况调查采集了27500多名记者的数据，发现85%的记者有大学本科学位，75%的记者修读新闻学或传播学专业，记者平均接受长达12年的新闻专业教育，他们接受大学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Hanitzsch et al.，2019，p.101）。例如，美国记者获得大学本科学位以及新闻传播学学位的比例分别为93.7%、78.9%，中国的比例分别为99.5%、76.2%^②。虽然从全球整体趋势看，记者的学历提升明显，但是，仍有一些发达国家新闻从业者的学历程度并未达到预期的高水平，如芬兰、瑞士、德国记者的大学学历占比分别为38%、56%、6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5%），同样这些国家中拥有新闻学学位的记者比例也偏低（芬兰25%，瑞士21.4%，德国31%）。因此，世界范围新闻业的专业化发展趋势未必如想象中乐观，高等新闻教育对新闻工作者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Weaver & Willnat，2012，p.122）。

国内对新闻从业者的调查始于20世纪90年代，总体看对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构成、职业状况、职业理想、职业素养、新闻生产等关注度较高。与之相比，对新闻从业者教育背景的研究比较有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按时间先后梳理如下。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关“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的大型抽样调查，结果发现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受教育水平较高，93.2%的现职新闻工作者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大学本科学历工作者占比53.3%，有硕士、博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的占比6.2%，合计59.5%，略低于美国70.1%的水平，在专业背景方面，社会、人文学科专业占比91.5%，其中新闻专业的比例为30.6%，同时该调查还关注了当时新闻工作者的角色认知、职业意识等基本状况（喻国明，1998）。

21世纪初，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关于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数量和研究范围有了明显提升和扩大。2002年对上海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状况调查发现，上海新闻从业者的教育程度基本都为本科以上，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达到81.4%，同时学科背景为新闻学的比例为49%，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比例为36.8%，上海的电视台中新闻专业背景的比例高达64.3%，电台也达到60%，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上海新闻媒体的高度专业化（陆晔、俞卫东，2003）。2010年后，丰富多样的新兴媒体发展迅猛，开始出现对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调查。2012年对五家报业集团的调查结果显示，新闻从业者中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占比83.3%，拥有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占比15.4%，并且大部分新闻从业者都曾有过新闻和传播类专业学习经历，其中主修新闻学专业的从业者占比46%（张志安等，2014）。2017年对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第二次全国性普查结果显示，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从业者比例高达94.5%，其中研究生学历的占比为20.9%，新闻传播专业背景的占比为47.2%，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背景的占比30.1%（张志安、曹艳辉，2017）。

总之，这些调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不同时段我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基本状况，揭示了中国新闻从业人员学历程度不断提高的现实，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比已接近全覆盖，并且新闻传播专业背景的从业者占比日益增大，中国新闻媒体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但是，这些调查普遍地都将“教育背景”视作一个基础指标，统计获得的数据也比较单一（仅限于学历层次或专业类别），未能充分挖掘教育背景背后的深层次影响。20多年过去，新闻工作的面貌已焕然一新，从新闻工作者传统的采、编、写技能到整个新闻教育生态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必须对他们的受教育情况有全新的认识理解，进而剖析教育因素对人才培养的具体作用，特别是，高等教育、新闻专业背景与新闻工作者就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本文希冀在这一点上进行一定的填补。

（二）对长江韬奋奖与获奖者教育背景的关注

文化奖项是“社会承认”的一种基本方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化奖项在中国被确立为一种新的职业荣誉制度，文化工作者对于荣誉、承认、声望以及名望等象征资本的追求变成了职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黄顺铭，2017，pp.140-142）。

1991年“范长江新闻奖”创办，1993年“韬奋新闻奖”创办，二者于2005年合为“长江韬奋奖”。该奖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2010年后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20名获奖者，其中长江系列10名，主要奖励优秀记者、新闻评论员、新闻节目播音员；韬奋系列10名，主要奖励新闻编辑、新闻类节目制片人、校对等新闻工作者。截至2021年11月，长江韬奋奖共举办16届，评选出长江韬奋奖获得者310余人（中国记协网，2022）。作为文化奖项的长江韬奋奖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社会关注度与认可度一直都非常高，也引起学界对于该奖项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黄顺铭基于博士论文选题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他主要从评选者和获奖者两个角度入手，分析了长江韬奋奖的社会承认机制，发现长江韬奋奖评选同时兼具“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某种混杂性，代表作奖项等级是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显著的预测变量（黄顺铭、李妍，2015）。他考察了这一群官方新闻精英的社会学基本特征（性别、年龄、新闻年资、民族、教育、职称等），认为不同媒体级别竞争者获取荣誉机会存在差异，获奖者的典型形象与一般新闻从业者的典型形象相去甚远，尤其是，官方新闻精英在专业职称和行政职务上占据的优势令他们在专业上和组织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黄顺铭，2013a）。同时，他还关注了最高作品奖“中国新闻奖”的评奖制度、评委会成员的结构特征、把关实践以及作品获奖的荣誉机会结构问题（黄顺铭，2013b，2014，2017）。长江韬奋奖获得者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榜样和角色模范，因此还有一定数量的文章以宣传介绍为主，如对获奖者生平、工作经历、获奖感受等的采写报道集中刊发于《新闻记者》《中国记者》《青年记者》《军事记者》《新闻战线》等期刊。

现有对长江韬奋奖获得者教育背景的研究表明，他们的教育背景呈现聚类特征，大学教育和新闻专业教育对成才有一定影响。比如，路鹏程、许乐（2012）统计了1991年至2010年共108位获奖者的相关资料，发现69.5%的获奖者有大学本科学历，其中新闻专业的占比35.9%。黄顺铭（2013a）发现89.2%的获奖者受过高等教育，获奖者教育背景中“大学—专业”结构聚类趋势明显。孙瑜（2008）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教育背景对获奖者获奖及成才的影响，发现大学教育为获奖者的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闻专业对获奖者的成才有一定影响。

教育是能够作用于新闻从业者的直接因素。新闻教育的大部分内容会从应然层面上影响和塑造学生对记者或媒体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判断（邓力，2016）。在进入新闻职场前，教育对学生的专业培养、职业选择和职业理念塑造具有很大作用，是塑造新闻人职业理想的重要阶段。虽然大量研究都指出了教育在新闻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但应从高等教育中的哪些层面加以衡量、其关系如何尚不够清楚。另外，已有的实证类研究仍只是将教育背景作为描述官方精英特征中的一个变量，未能深入挖掘获奖者的教育背景与就业、工作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关系。作为新闻人才培养的优秀成果和典型示范，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的学缘结构为解释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三）研究视角与问题

学缘的概念借用血缘、亲缘概念而来，教育学中一般认为学缘指的是由于学术基因（学术流派、思想或风格）而建立起来的学术源流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通常以高校（院、系、专业）为平台（黄建雄、卢晓梅，2011）。学缘结构包括毕业高校院所、所学专业等在类型、层次、分布等方面的构成情况（李扬裕、何东进，2010）。学缘问题长期被视为大学教育的关键，合理优化的学缘结构既是教育质量的保障，更是提升人才培养能力的直接方式。本研究借鉴教育学分析高校教师学缘结构的方法来考察长江韬奋奖获奖者的学缘结构问题。

从上述文献梳理中我们得知，新闻从业者作为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具有一整套的社会学特征，学缘结构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新闻从业者的学缘结构问题尚属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一些问题亟待探讨：首先，作为新闻精英群体，这些获奖者来自哪些学校？接受了怎样的教育？这些学校又有哪些特征（如层次、类型、地理分布）？所学专业类别具体有哪些？获奖者的本科学校新闻专业评级情况如何？其次，新闻教育和成才之间有什么关系？除了资历、职务、代表作等硬性条件外，获奖者接受的高校教育或专业培养是否在获奖中发挥作用？对该问题的回应不仅有助于明确新闻教育和成才培养之间的密切关系，更有助于比较和探索高等教育和新闻专业教育在高水平人才培养中的差异，以及学缘结构差异对其获奖/成功的作用。最后，本科学校层次、学校类型、本科专业类别、新闻专业评级与新闻从业者就业选择（媒体单位层次/媒体单位类型）的关系如何？该问题亟须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也是本文的落脚点，我们认为剖析学缘结构与新闻从业者就业选择的关系问题是探讨教育背景与新闻从业者职业路径关系的有效方式。

（一）研究思路

研究借助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首先，使用描述统计的方法获得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学缘结构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获奖者在来源高校中的数量分布状况，即获奖者来源的高校数量、来源高校的获奖者人数、获奖者在来源高校间的分布状况。第二，获奖者来源高校的层次及类型分布状况，即来源于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的获奖者数量，获奖者在不同层次和类型学校间的分布程度。第三，获奖者专业类别的状况，反映了获奖者专业的多样性程度，获奖者本科学校的新闻专业评级，反映了新闻专业教育对获奖者的作用。第四，获奖者来源高校的地域分布状况，重点在于呈现新闻传播教育资源的地域差异。其次，利用卡方检验分析学缘结构与新闻从业者就业选择的关系。拟回应：一，本科学校层次与新闻从业者就业单位的层次及类型的关系。二，本科学校类型与新闻从业者就业单位的层次及类型的关系。三，本科专业类别与新闻从业者就业单位层次及类型的关系。四，本科学校新闻专业评级与新闻从业者就业单位类型及层次的关系。最后，总结研究的主要发现，并在此基础上从新闻专业教育、学缘结构、教育规律三个方面提出一定的解释。

（二）研究设计

1.  变量设计

本研究的变量包括：媒体层次（0=地方性媒体，1=全国性媒体）、媒体类型（0=报纸，1=广播，2=电视，3=通讯社，4=广电集团，5=网站，6=新媒体）、学校层次（0=“985工程”大学，1=“211工程”大学，2=全国重点大学，3=省部共建大学，4=普通省属本科院校）、学校类型（0=综合类，1=语言，2=师范，3=民族，4=艺术）、学校区位（0=华东，1=华北，2=华中，3=西南，4=西北，5=华南，6=东北）、最高学历层次（0=高中及以下，1=大专，2=本科，3=硕士，4=博士，5=进修培训）、所学专业（0=新闻传播学，1=中国语言文学，2=哲学，3=历史学，4=经济学，5=政治学，6=外国语言文学，7=法学，8=艺术学）^③、专业所属学科（0=哲学、1=经济学、2=法学、3=文学、4=历史学、5=艺术学）、本科学校新闻专业评级（0=A+，1=A，2=A-，3=B+，4=B，5=B-，6=C+，7=C，8=C-）^④。

2.  样本获得

中国记协网上公示的参评者“推荐表”材料为研究样本的获取提供了便利且准确的信息，同时通过CNKI、百度、校友网、报刊、《中国新闻年鉴》、电话查询等多种渠道收集获奖者的教育信息。统计时间为2007年至2020年（第七届至第十六届），选择从2007年开始统计是因为这一年是长江新闻奖与韬奋新闻奖合并后举办的首届长江韬奋奖。最终，由199名获奖者组成了本研究的整体样本，其中有14位获奖者的学校信息与专业信息未能获得，故作缺失处理。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一）获奖者学缘结构的基本特征

1.  获奖者来源高校的数量分布情况

针对185位获奖者来源高校的统计发现^⑤，中国传媒大学以16名获奖者的显著优势领跑，占比达8.6%，其后依次为中国人民大学（14人，7.6%），复旦大学（11人，5.95%），吉林大学（8人，4.3%），武汉大学（6人，3.2%），河北大学与四川大学并列第五，各有5人，占比2.7%。其余高校培养的获奖者均不足5人。这七所大学共培养了65位获奖者，占据总获奖人数的35.1%。这一比例在全国3013所高校的背景下尤为突出，不足中国高校总数1%的七所大学培养了超过1/3的获奖者。由此可见，获奖者在来源高校间的分布极不均匀，特别是向少数几所“双一流”大学显著倾斜。其中，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是老牌新闻传播强校，凭借深厚的学科底蕴、一流的师资力量、教学资源与软硬件支撑，在培养顶尖新闻工作者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名牌大学凭借早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与持续不断的努力，在新闻教育领域也占据着重要位置。从数据占比上不难发现，获奖者的教育背景与其日后的成就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名牌大学作为成才的坚实基础，成绩表现突出，构成了中国培养和输出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核心圈。

2.  获奖者来源高校层次的分布情况

185位获奖者本科毕业学校层次呈现比较明显的集中趋势，主要集中于“985工程”与“211工程”大学。其中，“985工程”大学培养了约41%的获奖者，“211工程”大学的获奖者占比约31%，两者合计高达72%，超过总数的2/3，凸显了中国顶尖学府在新闻人才培育方面的突出贡献。与此同时，普通省属本科院校也不容忽视，以约15%的占比在所有获奖者来源高校中占有一席之地，展示了它们在培养优秀新闻人才方面的积极努力与成绩。其余层次高校占比较低，但也为我国新闻领域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作出了有益探索。

3.  获奖者来源高校类型的分布情况

185位获奖者的本科学校类型分布中，综合类高校居于主导地位，占比高达63%，紧随其后的是语言类高校，占比15%，师范类高校占比14%位列第三。这三类高校合计占据92%的份额，其余类型高校占比仅为8%，整体呈现比较明显的集中趋势。这一现象从侧面印证了综合类大学在新闻专业人才培养上的独特优势与卓越成效。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顶尖综合类高校，凭借其专业设置的多样性、文理学科的交叉融合、课程体系的科学均衡以及高水平的国际化交流平台，为新闻学子提供了更优渥的发展条件。同时，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代表的语言类高校，则以实践导向著称，注重对学生采、编、播、写等实操技能的培养，为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一线人才。以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师范类高校，依托其深厚的文科底蕴，在新闻教育中特别注重人文素养与写作功底的训练，使得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亦能快速适应新闻工作。

4.  获奖者的专业结构特征

获奖者中157人（占比84.9%）本科修读的是文史哲学科。具体到各专业情况：新闻传播学72人（38.9%）、中国语言文学51人（27.6%）、哲学17人（9.2%）、历史学12人（6.5%）、经济学8人（4.3%）、政治学6人（3.2%）、外国语言文学5人（2.7%）、法学4人（2.2%）、艺术学3人（1.6%）。从学科情况看，向文史哲聚类的结构特征则更加直观，超过90%的获奖者本科所学专业属于文科大类，反过来说，其他学科来源的获奖者不超过总人数的10%。另外，在对照本科专业与研究生专业的变化后发现，获奖者在研究生阶段的专业选择上更偏向新闻传播类专业，这一比例达到57%，说明面对当今传媒业生态变革，业界对专业化程度及传播技术的融合应用日益重视，这一趋势增强了新闻工作者提升学历的迫切需求，并激发了他们深入学习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强烈意愿。总之，获奖者来源的专业及学科并不具备多样性，多学科知识背景人才的稀缺正是当前我国传媒业发展面临的瓶颈之一。

5.  获奖者来源高校新闻专业的评级情况

研究发现，在能够明确追溯学校信息的185位获奖者中，其本科学校的新闻专业评级普遍名列前茅。具体地说，依照教育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26位获奖者来自新闻传播学科评级A+的高校，占比14%，评级A为19人（占10.3%）、评级A-为11人（占5.9%），评级B+为22人（占11.9%），评级B为17人（占9.2%），评级B-为22人（占11.9%）、评级C+为12人（占6.5%）、评级C为19人（占10.3%）、评级C-为17人（占9.2%）。在新闻传播学科评级体系内的高校占比超过70%，并且有超过1/3的获奖者来自专业评级B+以上的高校，充分彰显了近十届获奖者的母校不仅达到高层次的教育水平，其新闻专业实力更是稳居前列。由顶尖新闻专业教育所构筑的学缘网络既为学生提供了显著的竞争优势，又证实了新闻专业教育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综合素质上的贡献名副其实。有新闻专业本科背景的获奖者共计72人，约占总人数的39%，这一数据表明，相较于非新闻专业背景的获奖者，新闻科班出身对个体在新闻业的发展及成就具有积极影响。

6.  获奖者来源高校的地域分布情况

获奖者来源高校的地域分布显示了我国不同省份及区域在新闻人才培养中的重视程度差异，以及地区高校新闻教育的综合实力，同时也反映出新闻专业教育资源的地域差异性。首先，各省份间不均衡现象明显，其中北京以57名获奖者的绝对优势独占鳌头，上海（18人）、吉林（14人）、湖北（10人）、江苏（9人）紧随其后。另外，甘肃、河北、山东、黑龙江、浙江、陕西也展现出较强实力，获奖者均为6人，而其余省份相对逊色，获奖者数量较少。其次，各区域间的不均衡特征同样鲜明。结果显示，华北地区以35.1%的获奖者占比高居榜首，其后为华东地区，占比为24.3%，再后面依次为东北地区（12.4%）、西北地区（9.2%）、华中地区（8.6%）、西南地区（4.9%），华南地区（1.5%）。华北、华东两地合计培养超过半数的获奖者，这一现象除了与两地自身高校数量众多密不可分，也与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两个区域新闻传媒业发达、从业者受教育程度高以及传媒资源总量占比大相吻合（陈昌凤，2006，pp.142-165）。

（二）学缘结构与新闻从业者就业选择的关系

新闻传播教育对新闻人员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尽管学界对此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但实证研究却相对缺乏。一方面缘于实证材料难以获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育成效及其长远影响本身错综复杂，难以简单地通过统一标尺进行评估和衡量。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的学缘背景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实证材料，这些数据多来源于官方渠道，确保了准确性与权威性。我们将探讨高等教育中的学校层次、学校类型、本科专业类别、新闻专业评级与新闻从业者的就业选择是否显著相关的问题。

1.  学缘结构与新闻从业者就业单位层次的关系

为研究本科学校层次、学校类型、本科专业类别及新闻专业评级与新闻从业者就业单位层次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H1：学缘结构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层次显著相关。

H1a：本科学校层次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层次显著相关。

H1b：本科学校类型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层次显著相关。

H1c：本科专业类别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层次显著相关。

H1d：本科学校新闻专业评级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层次显著相关。

通过χ²分析分别对以上假设进行检验，由于χ²检验中发现存在单元格期望频次小于5的情况，因此对该数据进一步采用Fisher精确检验。结果显示，本科学校类型、本科专业类别与就业单位层次相关关系的p值分别为0.586、0.628，均大于0.05，故H1b和H1c不成立，即本科毕业学校的类型、本科专业类别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层次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科学校层次、本科学校新闻专业评级与就业单位层次相关关系的p值分别为0.036、0.004，均小于0.05，故H1a和H1d成立，即本科学校层次、本科学校新闻专业评级与就业单位层次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是显著的正相关。

结合数据进一步发现：首先，毕业于“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获奖者在就业选择时更倾向于全国性媒体，其比例超过地方性媒体，二者比约为3∶2，显示出名牌高校毕业生对更高平台的偏好。其次，从省部共建大学与普通省属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看，他们更倾向于以地方性媒体作为职业起点，占比高达七成以上，这一现象凸显了学缘层次与就业地域选择间的紧密关联。再者，在全国性媒体中，本科学校新闻专业评级为B+以上的获奖者占比达73%，且超过75%此评级及以上的毕业生偏好选择全国性媒体就业。而在地方性媒体中，新闻专业B+评级以下的获奖者占比高达82%，同时，超过八成此评级以下的毕业生选择地方性媒体就业。由此可见，新闻专业评级高低与毕业生就业单位层次选择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总之，本科学校层次与新闻专业评级成为毕业生就业选择的关键因素，学校层次越高、新闻专业评级越靠前，毕业生越倾向选择全国性新闻媒体寻求发展机会。

2.  学缘结构与新闻从业者就业单位类型的关系

为研究本科学校层次、学校类型、本科专业类别及新闻专业评级与新闻从业者就业单位类型的关系，提出如下假设：

H2：学缘结构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类型显著相关。

H2a：本科学校层次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类型显著相关。

H2b：本科学校类型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类型显著相关。

H2c：本科专业类别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类型显著相关。

H2d：本科学校新闻专业评级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类型显著相关。

通过χ²分析分别对以上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本科学校层次、本科学校类型与就业单位类型相关关系的p值分别为0.897、0.143，均大于>0.05，故H2a和H2b不成立，即本科学校层次、本科学校类型与获奖者的就业单位类型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科专业类别、本科学校新闻专业评级与就业单位类型相关关系的p值分别为0.031、0.037，均小于0.05，故H2c和H2d成立，即本科专业类别、本科学校新闻专业评级与就业单位类型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结合数据发现：第一，不同媒体获奖者的专业背景差异性大。具体而言，在报纸领域，非新闻专业教育背景的获奖者人数是新闻专业教育背景获奖者的三倍之多，而在广播和电视领域，新闻专业背景的获奖者占据明显优势，人数是非新闻专业背景的两倍，在网站、新媒体领域也遵循类似的规律，这说明在传统的文字采写领域，新闻教育的专业性并未得到很好的展现，而在专业技术要求较强的广电、新媒体领域，新闻专业教育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第二，新闻专业评级高低与新闻从业者就业的媒体类型联系紧密。举例来说，在传统媒体行业（报纸、广播、电视），新闻专业B+评级以上的获奖者占比35%，而在新媒体行业，新闻专业B+评级以上的获奖者比例不足5%。总之，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背景及新闻专业评级，在其就业媒体类型选择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新闻专业教育在不同新闻工作领域中所展现出的专业竞争优势亦有所不同。

本文使用长江韬奋奖得主的教育背景数据呈现了获奖者的学缘结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卡方分析来考察获奖者学缘结构中不同变量与新闻从业者就业选择的关系。

首先，实证研究揭示了高校层次、专业类别以及新闻专业评级与新闻从业者就业选择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凸显出新闻专业教育的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高校层次、新闻专业评级与新闻从业者就业单位层次显著正相关。具体而言，毕业于名牌大学、新闻专业评级靠前的学生更倾向于进入全国性新闻媒体机构。这既符合优秀人才向更高平台流动的基本规律，同时也印证了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与成才培养之间的紧密关系。全国性媒体意味着高度的竞争和对卓越能力的严格要求，更加强调从业者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出类拔萃的能力，而一流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则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培养、孵化新闻行业精英人才的重要角色，不但输送了大量的新闻工作者，更推动了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人才的出现。另一方面，专业类别和新闻专业评级的差异也塑造着新闻工作者对就业单位类型的偏好，显现出新闻专业教育在不同媒体类型中存在的差异化专业竞争优势。对于学生而言，新闻教育是最直接的作用因素，是新闻学生所经历的最集中系统的职业社会化过程，提供给他们成为记者之前的所有职业想象（邓力，2016）。尤其在今日媒体深度融合的趋势下，新闻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从知识技能、内容创新、技术使用、媒介素养、新闻伦理等多方面得到凸显。

其次，获奖者的学缘结构特征既是新闻教育历史积淀与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源自各高校自身在培养模式上的创新探索。通过对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学缘结构特征的分析，不难发现，高层次、综合类、学科专业门类丰富、新闻专业评级靠前以及地处华北、华东地区的名牌高校在培育杰出新闻人才方面成绩斐然。这一显著特征实则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源自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发展与教育资源占有不均衡，老牌名校新闻教育起步早，发展历程久，凭借先发优势积累了深厚的学界业界资源，相较于其他新兴院校具有优势。另一方面，与高校自身在新闻教育领域的创新举措相关。近年来，一系列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举措和变革实践显著提升了新闻教育质量。举例来说，在培养模式方面，武汉大学率先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采用大类培养模式，打破专业壁垒，淡化专业分割，强调宽口径的学科内融合（戴佳、史安斌，2014）。在课程设置方面，清华大学实施了“三个1/3”的课程结构体系创新，分为英语或双语授课的语言课程，大数据和信息处理等前沿技术课程，人文、自然、社会等综合素质基础课程三部分（赵雅文，2016）。在实践教学环节，复旦大学借用上海电视台建在校内的演播室和采编室进行实战演习，中国传媒大学建设校内实验室让学生体验4K全媒体直播操作等。这些成功案例，都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最后，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的最终成效取决于对新闻传播专业发展与新文科建设规律的精准把握。正如研究发现所示，获奖者专业结构呈现出的人文社科专业聚类特征依旧明显，然而，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强调的是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在此框架下，“新文科既要求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又要求将智能技术与文科理论相融合，新文科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更进一步的是要打破学科界限，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社会发展中的真问题为导向，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学科资源整合，培养跨学科传媒人才”（杨琳、李唐波，2022）。因此，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实践训练，新闻教育都必须贴合自身专业发展和新文科建设趋势，促进不同学科、专业间的对话与合作。国内多所院校已开始尝试打破学科间壁垒。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实施跨学科、跨媒体、跨文化的“三跨”模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打造“2+2”模式，都重在引入其他学科的基础教育体系，实现新闻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直接融合。此类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不仅有助于拓展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疆界，更重要的是相关学科的研究范式、研究成果能够给予新闻传播学以有益启迪。

总之，对长江韬奋奖得主的学缘结构及其与就业选择的关系分析，反映了当前我国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状况，也揭示了新闻专业教育与成才培养间的紧密联系。遵循新闻传播人才成长规律，遵循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与创新规律，从学科、专业、课程、资源分配等关键环节着手，丰富学缘结构多样性，创新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高层次新闻人才培养的示范作用，则是本研究的愿景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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