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演进中，有两条线索可以将整个历程串联起来。第一是皇权和相权（臣权）的斗争，二是中央和地方的斗争。总的趋势上，是皇权渐渐压倒相权，中央渐渐控制地方。
那么，在魏晋这个南北对峙，战乱频发的特殊时期，中央和地方又有怎样的权力斗争呢？
一、 时代背景：地方军事化
在魏晋这个特殊的时期，地方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地方政权军事化。简单的来说，就是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的治理，完全进入了“先军政治”的怪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情况没什么问题，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能对抗外敌，先军政治即使不是万能宝剑，也成了不得不抓的工作任务。
地方军事化的表现是，地方官员，包括都督、刺史、太守都可以统军带兵，地方的军政官兼职管理当地民政，而且军法施用的范围非常广泛。这种现象的后果很容易揣测，一来确实增强的地方的军事实力，有助于对抗敌国。但同时也给了地方军力发展的机会，一旦地方的实力强大到中央难以制约，谋反、叛乱，就成了司空见惯后果。刘裕之于晋，萧道成之于宋。“司空见惯”用在这里并不是过分。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如何控制地方呢？
二、 第一招——插手军府
中央要控制地方军政，首先就要插手地方军府的管理。
当时地方的政治主体主要就是地方军府，具体的来说，府主是地方都督或者带着军号的刺史，下属包括当地的长史、参军、司马等等。这第一招主要就是插手双方的关系，得先说明的一点是，当时双方的关系并非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单纯的上下级关系，就譬如是两个机器人，各自按着规定程序办事，这就叫纯粹的上下级关系。
当时的府主和幕僚的关系是，当两方见面时幕僚需要主动去称敬府主，礼节仅次于拜见君主。这种现象，和两汉以来的上下级关系截然不同，有很多府僚甚至会为府主殉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更像是君臣关系。
对此，中央的应对之策是，府僚必须由中央王朝任命，这么一来，府僚就天然要向中央王朝效忠，事实上这一策略是有效的。当府主选择与中央对抗时，背叛府主导向中央的府僚并不少，尽管并非全部。只知府主，不知中央的府僚大有人在，但中央却并没有出台更为严苛的制度去予以修正劝诫，可见当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之薄弱。
三、 第二招——信物
魏晋南北朝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信物政治，什么叫做信物政治呢。大家都知道现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内藏有一件虎符，虎符就是一种信物，用于调拨军队。假如将军丢失了自己的虎符，一方面朝廷带着另外一半虎符前来调兵，结果发现虎符丢失，这场面一个怎生尴尬了得。而将军丢失了虎符，对他的威信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调兵遣将名不正言不顺。
魏晋时期，地方长官也有类似的东西，这就是“节”。“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节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代表着中央朝廷的认可。在汉末时期，马日磾持节使扬州，结果节被袁术所夺，随后马日磾因为丢失了节“屈辱忧愤而死”。汉末节就已经如此重要，等到魏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地方军政官员来说，节是身份的基本标识，但凡是地方军政官员，必然是持节的。而持有节的地方官员，也有更大的权利。《南齐书》就有一段记载“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后有节，便言应得杀人。”持节杀人，是地方军政官的专杀权，但这权利是依托于节来施行的。
节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是中央王朝的赋予。和节类似的信物，还有曲盖、麾、信幡、鼓车等等。中央对于授节非常重视，只有一个人能决定是否授节，那就是皇帝本人。
四、 第三招——节制军府长官权利
中央在如何节制地方军府长官的权利上很下功夫，限制军政官员临敌自主权，防止专权，甚至直接削弱军府势力。
限制临敌自主权这事，其实早在汉末就已经开始了，《三国志》就有一段记载“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可见，曹操手下将领，大多遵从曹操的命令，自主的机变其实并不多。甚至曹操还在军中设置了“校事”这种具有特务性质的检察官。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地方将领的自主机变权越来越重，曹丕就下过诏令“卿以便宜从事，勿复先请”。而且两晋时期军事上的战争频发，更加要求一线将领拥有自主的机变权。这种局面是曹操当年千防万防的，两晋中央政府自然心知肚明，对临阵将军盯得很死。西晋王濬出征伐吴，朝廷先后下了七封诏书，限制其自由行动的权利。
南朝是门阀政治，出身门阀的军政官权利极大，朝廷为了限制地方军政官，刘裕曾下令中央军配军队，减弱主将和士兵的联系。除去军队方面，刘宋时期孝武帝还分割过强藩，并废除了地方军政官员的专杀权。
这些措施尤其中央配兵之事，被后世继承，齐梁陈三朝都有记载。
种种措施，对地方军政官的权利限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成效。魏晋南北朝地方军政官为什么还是频繁的变乱呢？
五、 地方军政官变乱的分析
地方变乱的主要发起者是地方都督和带有军号的刺史，其次则是太守。
具体的来说，东晋一朝，都督和刺史的反叛次数共计25次，宋为26次，齐为8次，梁为18次，陈为11次。而太守的反叛次数则少得多，东晋为13次，宋为7次，齐为3次，梁为4次，陈为4次。
地方军政官具有反复性，一方面是维护王朝势力的主力军，但另一方面却经常和王朝对立。钟会是灭蜀的最大功臣之一，但蜀灭之后就在蜀地叛乱。王敦也曾经是拥护司马睿称帝的主力，却在后期谋划叛乱。种种例证，数不胜数。
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1. 宏观分析
从大的方面来讲，这和当时地方军政当先的时代背景有关，正常的王朝的地方官员是“父母官”，主要处理民政即可。但当时却恰恰相反，地方官员需要主抓军务，和军方关系良好。这就为他们叛乱提供了前提。就像允许枪支流通的社会，其发生枪击案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样。
2. 中观分析
完全归结于时代背景，显然有大而无当的嫌疑，将分析的范围稍稍缩小。能意识到在中观的层面上，其实是制度出了问题，主要就是地方财政制度。在魏晋时期，地方州府对所属地域的赋、调有支配权，甚至地方又专门的“军仓”，来保管地方财务。理论上这些财务都属于国家，要登记造册，但实际上究竟属于谁，就有很大的说法了。苏联解体之后，为什么那么多士兵都归属俄罗斯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俄罗斯发得起军饷。魏晋也是如此。
其实除了上述的两点，还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中央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经常受到怀疑，中央也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制裁地方，有时候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过于严苛，激发了逆反心理等等。
中央和地方的斗争是一个观察历史很有趣的视角，狼烟烽燧起，刀兵所向谁？
参考资料：
【1】《两晋南北朝史》 吕思勉
【2】《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史》 黄惠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