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6日，《战略克制：大国和平崛起之道》新书发布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召开。新书发布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叶成城主持。国际所青年中心主任彭枭博士致辞。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赵懿黑博士对新书内容进行介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苏若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周亦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余博闻、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史田一分别对该书阐发了各自的观点。
彭枭博士代表国际所青年中心致辞，并表示这本书展现了作者关于安全理论研究的功底。如何未来在相关领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是未来面临的挑战。
赵懿黑博士首先介绍本书的研究问题，即权力变迁时期大国维持和平的条件是什么。赵懿黑博士首先明晰了“权力变迁”、“权力转移”这两个概念的差异。权力变迁是指大国的相对国家力量增长速度长期大于另一国家；权力转移是指大国不仅相对增长速度更快、国家力量还超过了另一大国的情况。这本书的核心主张为，权力的和平变迁，要求崛起国家和衰退国家同时采取战略克制。崛起国家的战略克制在于，该国能否避开有利于向衰退国家投送军事力量的区域，以限制其攻击能力。衰退国家的战略克制在于，该国如何理解地缘政治条件以及能否合理定义对其国家安全重要的核心势力范围，这将决定衰退国家的威胁评估标准。赵懿黑博士回顾了权力变迁相关的既有文献、介绍了本书提出的理论框架、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及选择的案例，并对本书的两个深度研究案例—1870～1914年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权力变迁，以及1923—1941年的美国与德国的权力变迁，进行了简单的回顾。赵懿黑博士最后阐述了本书的初步结论，即中美之间的困境，并不完全是由于国际体系的压力导致的，也不完全是因为中美权力结构的变化，而是由于美国对于安全的定义以及安全线的划定方式出现了偏差。
在讨论环节，苏若林副教授指出，本书行文规范、概念界定明确，与当前中美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作者对权力变迁与权力转移的区分具有理论创新。将大国崛起的情况等同于权力转移，会带来一定现实想象。本书的理论研究展示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国际安全经典理论进行了学术对话，包括核威慑平衡理论、攻守平衡理论等。苏若林副教授表示，战略克制当前国际环境下是值得关注的学术概念，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国家选择战略克制的深层动机是什么，大国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战略克制。
周亦奇副研究员指出，这本书关于战略克制的讨论引发人深思。有必要思考大国战略克制的源头是什么，是受到国际结构限制不得已采取的，还是大国可以主动选择的。周亦奇副研究员表示，有必要深入了解国家内部，结合思考国家内部情况，分析大国采取战略克制的原因。周亦奇副研究员指出，本书基于势力范围界定战略克制，具有学术价值。此外，战略克制还有广泛的意义。在技术竞争、数字空间、关键矿产即供应链、意识形态等领域，也有必要考虑战略克制的问题。
余博闻副教授表示，这本书回答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且这本书的定义、逻辑、文献、理论、案例验证等方面，均符合学术规范规范。这本书重点明确，研究界限清晰，基于现实主义视角展开了研究。余博闻副教授指出，这本书的理论框架不仅仅能解释衰退国家和崛起国家之间的问题，也可以普遍适用于任意两个大国。余博闻副教授认为，当前是个超地缘政治时代，存在“泛地缘政治”现象，国家普遍以地缘政治角度思考产业链、价值观等领域的问题，这一点值得深思。
史田一老师指出，本书分析了围绕权力变迁、战争与和平相关问题开展了很多论述，本书指出衰退国家和崛起国家的双重克制是权力变迁大国和平的关键。美国战略界对战略克制的大部分观点，是自由主义霸权下的自我反思和更正，如基于对小布什政策的批判强调“有选择的干预”，或者米尔斯海默对自由主义霸权幻想的批判。这些并非是美国的主流声音。美国战略界更多讨论的是战略收缩。战略收缩，被动的、临时的、战术层面的，而战略克制，是主动的、长期的、战略稳定的。美国提出的战略收缩是指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印太地区，是“亚洲优先主义”视角。
赵懿黑博士对四位老师的点评表达了感谢，并回应了四位点评专家提出的问题。在热烈的讨论和学术思想碰撞中，新书发布会最终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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