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党刊看青海】遥远的金银滩 不朽的原子城——探寻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非凡历程

青海湖畔的金银滩，因草原上盛开着叫金露梅和银露梅的花朵而得名。它是一片地势开阔、水草肥美的天然牧场，每到盛夏季节，辽阔的草原就被野花点缀得如锦似缎，是一片“流金淌银”的地方。1939年，“西部歌王”王洛宾来到这里，被草原上特有的神韵打动，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由著名导演凌子风执导的电影《金银滩》上映了。然而，电影仅公映了半年便被全面封禁，金银滩也从地图上消失不见。

这部电影为何突然禁播？这片草原为何从地图上神秘消失？一切要从我国核工业的开端说起。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试爆成功，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核武器成为大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成为国际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工具以及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西方国家的当权者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叫嚣着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核讹诈、核战争的阴云密布在新中国的上空。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从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发展核工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拉开了中国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帷幕。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故乡”，“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金银滩这片区域与核武器携手相伴，在隐姓埋名中度过了30多年的时光。

6月26日，全国党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青海的实践”主题采访团来到金银滩，沿着时光的河流探寻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悟“两弹一星”伟大精神。

历史抉择，中国要造原子弹

面对霸权主义的核讹诈，毛泽东准确把握时代的制高点和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需要，果断提出我们要发展原子能。周恩来也指出：“中国人民不愿意有原子弹，但不能不准备研制原子弹。因为当核讹诈的大棒在头上晃来晃去的时候，一个受尽苦难却不甘屈辱的民族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4年2月，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成立，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查工作。10月，由20多人组成的工作队在广西富钟县花山区黄羌坪采集到了中国第一块铀矿石。

1954年10月下旬，这块铀矿被带到北京。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发现铀矿十分高兴，表示要亲自看一看这块矿石。

1955年1 月14日下午，周恩来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谈话。长谈过后，周恩来说，党中央要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并邀请他们做好现场汇报、现场演示的准备。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对李四光、钱三强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发展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伴随着盖革计数器（一种专门探测电离辐射强度的仪器）发出的“嘎嘎”声，铀矿标本出现在众人面前。毛泽东请与会各位领导同志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当谈到苏联对中国在原子能开发利用方面的援助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核武器计划，中国原子能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启了新征程。

遍寻勘测，二二一厂落户金银滩

1956年11 月16日， 全国人大一届五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核武器研制。

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其中规定，苏联向中国提供生产原子弹的全部技术资料，帮助中国设计建设研究原子弹结构的设计院（代号221）、生产和装配原子弹的工厂（代号342，未建）。“221”这个代号第一次出现在国家最高机密文件中。

1958年1月，三机部党组决定设立第九局，主管核武器研制、生产和基本建设，任命李觉担任局长（任命前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吴际霖（任命前在国务院三办任职）、郭英会（任命前为周总理办公室军事秘书）担任副局长，核武器科研工作正式展开。同年2月，三机部改为二机部，第九局也改为二机部九局。

九局成立月余，便拟订了《九局1958年工作纲要第一季度工作计划》，提出1958年主要工作是选厂址，勘察设计，筹备机构，施工准备。随后二机部组建了选厂委员会，由吴际霖负责，成员包括5 位苏联专家共计11人。

然而，核工业基地的选址条件十分苛刻：首先，核武器的研制、生产皆为国家最高机密，核工业基地的位置必须具备完美的隐蔽性，外人难以进入、内部通信自由，方便进行严密的控制以防泄密；其次，核武器研制、生产具有放射性，核工业基地必须远离居民住地；最后，为了保障充足的水源和电力供应，核工业基地对周边的交通运输也有极高要求。为了寻找合适的地点，选厂委员会一行人跑遍了中国的大西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1958年3月，青海省第一书记高峰建议，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是个好地方，建议把核武器研制基地放在那里。

青海远离任何一条国境线，而金银滩草原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地域宽阔、便于疏散，既能满足与外界隔离的保密需要，也因此地唯一通往外界的公路距离省会西宁只有100多公里，便于补充物资。经过认真勘测和分析，金银滩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认可，他们认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基地了”。

1958年5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批准了筹建报告。由此，金银滩成为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该基地名为“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最初称221基地，后称国营二二一厂，对外称“青海矿区”。与此同时，这片占地1167平方公里的草原也成了“禁区”——与之相关的电影被封禁，地图上也抹去了它的名字。

舍家为国，千户牧民大迁徙

二二一厂的厂址选好了，附近牧民的搬迁提上了日程。

1958年9月底，海晏县委根据青海省指示，决定将二二一厂辖区内的1279户、6700多名牧民迁移到托勒牧场及附近的刚察、湟源等地。10月初，海晏县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对搬迁工作的细节进行研究部署。

然而，动员牧民搬迁谈何容易？当地百姓不愿意背井离乡，当地干部出于保密原则不能说出搬迁的真实原因，这项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时，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第一任州长夏茸尕布出现在牧民中间。这位出生于海晏的州长率先垂范，拆了自家的帐篷，又动员母亲和妹妹带头搬迁。在他的耐心劝说下，奇迹发生了——金银滩草原的牧民们赶着15万多头牲畜，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仅用了10天时间就离开了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

搬迁群众及牲畜组成了5个大队，第一大队由原北山区的群众组成，作为先遣队在前开路。其余4个大队由达如玉区、海东区的部分群众以及县公私合营牧场为基础组成。

第一大队于1958年10月上旬从海晏县出发，目的地是托勒牧场。时值冬季，500多公里的搬迁路，是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原。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人们晚上睡觉盖在身上的被子，早晨就会粘在雪地上揭不起来。进入默勒地区，大雪覆盖草原，形成了一个个天然陷阱，600多只羊因误入水坑而被淹死。一路上，每个青壮年既要照顾家里的病人、老人、孩子，还要搬家、放牲口，承受着极大的劳动强度。他们一天吃不上一口热饭，喝不上一口热茶，牲畜跑了还要找回来。有些妇女在迁徙途中生下了孩子，她们就抱着襁褓中的婴儿继续前行。由于劳累和疾病，许多牲畜死亡，许多牧民同胞也病倒在迁徙的路上。搬迁途中，牲畜损亡率达30%。两个月后到达新牧场时，很多人变得一无所有……可是在这异常艰苦的情况下，海晏的这些牧民们没有一句怨言。

搬迁工作从1958年10月开始，至1959年2月结束，历时约4个月。慢慢地，远迁他乡的牧民，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开始了新的生活。青海矿区后来招工建牧场，部分搬迁的牧民又回到了金银滩，成为矿区的牧工。

草原会战，五年建成一座核基地

1958年8月，李觉带领一支由20多人组成的队伍进入金银滩，他们用3 顶帐篷、4辆解放牌卡车和4辆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吹响了二二一厂的建设号角。

这批人是部队和工程设计人员，帐篷内则配备木箱、火炉、高低床“三大件”。没有桌子，大家就趴在木箱上，蹲在地上画地图，搞环境勘测、城镇规划、厂房布局；没有饮用水，就直接把雪水融化后喝掉。这3 顶帐篷，成为中国核工业起家的象征。

初到金银滩，人们首先要战胜的困难就是高原反应和寒冷气候。此地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最高海拔达3690米，紫外线极强，高寒缺氧，氧气含量比平原少了近1/3 ；年平均气温较低，一年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无霜期短，春秋两季时有大风沙和沙尘暴。然而，艰苦的环境并没有阻止建设者的步伐。在之后的两三个月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汇聚于此，他们中有军人、有科学家、有工程师、有普通劳动者……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贡献力量。

时间来到1959年，随着我国进入三年困难期以及中苏关系破裂，二二一厂的建设条件变得愈发艰苦。据一位在二二一厂退休的老人回忆，当时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不到一斤粮、每天一钱油和一角钱的干菜汤。到了晚上，每个人床头点一盏小油灯，写信、看书，每当饥肠辘辘时，大家就躺在床上聊天，分散饥饿感。由于渴望吃上一顿饱餐，有的年轻人一拿到面粉，就做成手擀面条或疙瘩汤，猛吃一顿，撑得不得不送到临时医院治疗。由于缺乏营养，90% 以上的职工得了浮肿病，指甲盖都凹了下去。李觉在回忆录中写道：“这里水烧不到沸点，饭煮不到全熟，一年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袄，很多人都出现缺氧、水肿等病症。特别是基地刚起步的时候，恰恰赶上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填饱肚子要紧，还是搞核武器要紧？”

事分轻重缓急。填饱肚子是眼前的要紧事，搞核武器是给未来上个保险，两者都不可偏废。陈毅元帅说，“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张爱萍将军说得更形象，“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中央军委特地从东北调来万斤黄豆；青海省也调拨4 万头牛羊，建了国营牧场。基地内部也组建了农、牧、渔业三个专业队，种蚕豆、油菜，下河捕鱼，职工们自己到河边开垦荒地，种上土豆、青菜。就这样，大家挨过了饥荒，向工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进攻——

建设者们手抬肩扛，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了基地内部所有的公路，且达到了“30 年不用维修”的质量标准；

仅用40 多天时间，建设了一个完整的制氧车间，产出了合格的氧气；

面对苏联撤走专家、搞技术封锁的困境，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自主设计、建设了核心厂区；

……

到了1963年底，一个水、电、暖、路齐备，集科研、生产、生活于一体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在草原上拔地而起。

勇攀高峰，克服万难造出“争气弹”

1958年，时任国家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来到位于北京的中科院数理化部，找到了正默默无闻地从事着原子核理论研究的邓稼先。

当天晚上，二人进行了一场秘密谈话。这场谈话持续到清晨，邓稼先来不及休息就马不停蹄回到家中，告诉妻子要调动工作。然而，当妻子询问调配到哪里、做什么工作时，邓稼先却保持沉默，只留下一个可以联系的信箱。从这一天起，邓稼先人间蒸发，他进入二二一厂，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事情并没有朝着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下去。就在二二一厂建设如火如荼之际，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并带走了相关图纸。失去了苏联的帮助，国外媒体嘲讽中国20年都造不出原子弹。

在一切实验陷入停摆状态时，周恩来坚定地说：“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于是，陈能宽、程开甲、王淦昌等一大批科技精英接受了绝密任务，来到二二一厂，“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1960年和1962年，国家从中科院、各部委和全国各地抽调了105名知名专家和126名教授、工程师充实设计、试验和制造队伍，金银滩草原成千上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团结协作、群策群力，吹响了向现代科技高峰进军的冲锋号。

邓稼先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带领他的团队开始了通宵达旦的学习与计算。在基地里，稍微先进一些的计算设备，是4台手摇计算机（以手摇作为动力，通过齿轮转动来完成简单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除此之外，就是纸笔、算盘、计算尺等原始工具了。他们一天三班倒，日夜连轴转，冬天没有取暖设施，全身都被冻僵了，吃的也仅是白菜汤加窝头，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大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浮肿病。据当时的科研人员回忆，每得到一个数据往往需要进行上百步计算，一个月才能出一个结果，就这样耗时一年，反复进行了九次运算，计算用的草稿纸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可理论计算的结果还是小于苏联专家留下的参数。后来，周光召通过最大功原理计算，反证了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有误，放倒了原子弹研制道路上的拦路虎，我国核武器研发终于见到了曙光。

1962年下半年，科学家们克服了“铀”235生产线上的技术难题，同时二机部制定了《1963—1964 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力图在1964年，或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试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11月，党中央宣布，成立一个由15人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促进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63年初，更多科研人员从北京来到二二一厂，以开展最后的攻坚战。同年年底，他们成功进行了全尺寸的聚合爆轰中子试验，攻克了原子弹研制的最后一项重大难关。

1964 年7 月，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二二一厂组装成功，随后秘密运往新疆罗布泊。科学家们将这枚原子弹称为“争气弹”。在这次核试验中，共准备了两颗原子弹，一颗被视为正式产品，另一颗则作为备用弹。

1964 年10月16日下午3时，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朵壮丽的蘑菇云从罗布泊的沙漠中腾空升起，中国人终于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二二一厂迅速转向氢弹的探索研制。近10万名科研人员参加了氢弹原理研究。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在之后的时间里，基地生产出多种型号的战略核武器，扬了军威、壮了国威。

据资料记载，我国前16次核爆炸的成品，都是在二二一厂加工装配和启运的。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短短10余年时间将原子弹、氢弹从构想变成了现实。

比翼齐飞，金银滩上爱情坚

在221基地成为禁区的30多年里，金银滩发生过很多神奇的故事，而爱情故事则是其中的一朵朵浪花。这里要讲的就是其中一个。

1957年，谢建源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二二一厂。初到221基地，谢建源只有25岁。他临危受命，承担了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某种核材料的加工、保管和运输安全。他很快带领攻关小组全身心地投入科研攻关工作当中，圆满完成了攻关任务。家里人着急他的婚事，不断地给他介绍对象，但由于二二一厂属于绝密单位，实在没有谈恋爱的条件，这些对象被他一一拒绝了。直到有一天，一位漂亮姑娘走进他的办公室，一切都开始改变了……

姑娘叫骆继湘，1964年从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谢建源说，看到骆继湘的第一眼就感觉眼前一亮、心头一震。骆继湘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明伶俐，天生丽质。1964年正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的紧张阶段，二二一厂正在搞“大会战”，急需各方面专业人才，骆继湘刚毕业就被分配到了谢建源工作的车间。

在同一个车间工作，两人自然有很多接触的机会，谢建源悄悄开始了对骆继湘的追求，从工作到生活处处关心照顾。热心的领导出面给他们牵线搭桥，发现他们之间其实只隔了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两人一拍即合。

恋爱中的人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快，不知不觉两年多过去了。就在他们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谢建源心里却出现了一个不小的顾虑。经过慎重考虑，有一天谢建源很认真地跟骆继湘说：“我们干的都是与核武器有关的工作，特别是我，经常接触带有放射性的核材料，再怎么注意防护也难免受到影响。我们结婚以后如果有孩子，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假如真出了这样的问题，到那时可是后悔都来不及了。我是从来到基地的那天就想好了，既然走上了这条路，为了核武器事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我不愿意让你也和我一起走上这条路。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此时的骆继湘早已眼泪汪汪。她满含深情地对谢建源说：“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干的也是这个工作，这个道理我能不明白吗？怎么能没认真考虑过呢？我早就想好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都和你共同承担。”他们的婚姻关系就这么定下来了。没有海誓山盟，也没有订婚仪式，更没有结婚戒指，然而字字句句重如千钧，充满了对彼此的信任、理解和忠诚，也饱含了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投身核武器事业的义无反顾和赤胆忠心。

图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模型。

不朽丰碑，“两弹一星”精神永传承

1987年6月，为了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表明我国政府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维护世界和平、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撤销二二一厂的决定。

1990年11 月17日，二二一厂俱乐部门前广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辆辆运输车前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他们有的握手告别，有的深深祝福，有的热泪盈眶，有的抱头痛哭。这一天，他们离开了金银滩，奔向全国各地，继续为共和国的核能事业贡献力量。

经过对核设施的永久性无害化处理，1995年5月15日， 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二二一厂全面退役。二二一厂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化剑为犁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二二一厂区完整地移交给青海地方政府后，被确定为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并更名为西海镇。原本迁出的牧民们又赶着牛羊回到了这片肥美的草原。美丽的金银滩草原重归宁静，牧民们也迎来了富裕祥和的新生活。

199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二二一厂成为了历史，金银滩的故事却仍在继续。如今，这里有了一个新名字——原子城。2001年原子城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11 月，原子城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原子城既是“两弹一星”精神的一个符号，更是“两弹一星”精神的讲述者。

行走在原子城的大街小巷，记者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随处可见的工业遗迹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神秘与辉煌。在这片曾经最隐秘的国土上，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巍峨耸立，馆内陈列着上千件珍贵实物和史料，令人肃然起敬。参观者络绎不绝，聚集在这海拔高地，聆听半个世纪前“精神高地”上的奋斗故事，传承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内涵的“两弹一星”精神……

（作者系《新长征》杂志社记者）

联系我们  ★

联系地址：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

景区预约：0970-7809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