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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只是提供意会，照片中人并非研究系
梁啟超所領導的研究系在第二屆國會選舉失勢後走向低潮，1918年底任公赴歐考察。1920年初自歐洲返國之後，他希望帶領研究系重返政壇，為尋求盟友，開始積極與蔡元培、胡適等北大知識分子聯繫。當雙方開始接觸、嘗試合作之時，《新青年》內部正對編輯方針發生歧見，胡適主張英美式的民主制度，在社會改造問題上，他基於實驗主義，實行一點一滴的改良，反對陳獨秀、李大釗通過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再者，陳獨秀要談政治，胡適則主張不談政治。胡、陳（及李）因而分道揚鑣，這給予研究系一個可乘之機。然而胡適與研究系的結盟最後也未能成功。這是因為兩者在思想上的差距，無法建立「組黨」的共識，以及雙方均缺乏社會基礎。此一經驗顯示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藉由報章媒體發表公共輿論的勢力，無力對抗國共兩黨以主義、軍隊與革命為號召的政黨力量。1930年代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挫敗，一方面有外在因素，另一方面其內部無法整合，建立統一的政治組織，也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原因。
一、前言
1922年在胡適來往書信之中，有兩封寫給胡適的信，批評研究系，並質疑胡適與研究系、《晨報》的關係，希望將來《努力週報》能替代「自負銷路廣」而深具黨派意識的《晨報》，建立起「清白無派」的言論風格。6月7日，一位住在北京的學生張梵寫到：我在學校並一般愛談論時事的同學朋友們中間，常常聽見有人說「《晨報》是研究系的機關報，研究系壞得不能說，《晨報》有時常給該系護短，終久是有個替代的─清白無派的─出來，我們就要和他斷絕來往」。……先生呵！你自言和他有些老交情，我極誠誠懇懇的問你：他的家長究竟是研究系不是?他給研究系作用不作用？譬如不看他，可以用那個來代替?……先生，談論焦點的財政、軍隊、宗教、新聞紙等等，你一切都想法在《努力》上給我們供給材料，這件事也務請你給我一個明白答覆，那就是教訓我對於研究《晨報》的材料，我疑惑解決，感你至於無量！11922年夏天一位支持新文學的年輕學者傅斯稜在致胡適的信中也說，梁任公為人十分「滑頭」，胡適那麼「拜倒」他，是否是因為想巴結研究系而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他寫到：2我現在己決計在北京消夏，在此消夏期間專心去研究佛學，閒暇或把梁任公的《清代學術思想史》批評批評亦未可知，因為他那部書太糟，就是梁氏太無學問，只以滑頭的手段去作著述家，要知人外有人，人人不盡可欺的。胡先生，你是最拜倒這滑頭文學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麼東西，難道是研究系的勢力麼？胡先生，我雖每次寫信都宣言說你們的不對，這正是願做一個君子相交以誠，不願學一個小人的巧言令色。其實我是最敬愛你的，由這個敬愛，就不得不對於你有最大的希望了。3一直到1927年4月，胡適的朋友還在質疑他和研究系的關係。他的學生顧頡剛在信中勸他好人政府已經失敗，此後胡適不應再碰政治議題，並希望他與梁啟超、丁文江、湯爾和等人斷絕關係，以免壞了自己的名譽：從此以後，我希望先生的事業完全在學術方面發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斷了罷。「好政府主義」這個名詞，好政府主義下的人物的政治的試驗，久已為世詬病。如果先生再發表政治的主張，如果先生再從事於政治的工作，無論內容盡與好政府主義不同，但是天下人的成見是最不易消融的，加以許多仇讐日在伺隙覓釁之中，橫逆之來必有不能逆料者。所以我敢請求先生，從此與梁任公、丁在君、湯爾和一班人斷絕了罷。固然他們未必盡是壞人，但他們確自有取咎之道；而且先生為了他們犧牲的名譽這樣多，在友誼上也對得起他們了。4為何1920年代胡適與研究系的關係糾纏不清而如此惹人爭議？真相究竟如何？1920年代的中國以胡適為首的北京大學知識分子，和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是北方知識界的兩大陣營，他們一方面關注學術，如胡適所說的「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並針對墨學、佛學、清代學術、歷史研究的方法等多所討論；另一方面他們對帝國主義欺凌下，北方軍閥割據、南方企圖武力統一等所造成中國的困境有所不滿，也有很強烈的政治參與的企圖。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派雖同樣關注學術與政治，焦點卻不相同，「如果說北大新文化運動學者群是『在學言政』，而來自政界的梁啟超研究系則是『在政言學』，由此構成了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學者群與研究系的交集」。6過去學界對於此一課題已經累積了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關於《新青年》後期內部分裂，與胡適、蔡元培等人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前後，胡適與研究系的關係等議題，不過這些研究未能完全釐清一些細節與歷史脈絡。7本文擬在二手研究的基礎之上，以日記、書信、報刊等材料探討1920-1922年間胡適與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之互動關係，以一窺民國初年國、共兩黨之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何建立政治網絡，以及為何此一結盟終歸流產。二、研究系與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各種政治勢力
首先要對「研究系」略做說明。8研究系的全名是「憲法研究會」。該派源於晚清的立憲派與民初的進步黨。1916年9月13日，進步黨內梁啟超、湯化龍的兩派合併為憲法研究會，即「研究系」，他們主張從理論上去研究民主憲政，並希望能付諸實踐。其骨幹成員包括：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蒲殿俊、汪大燮、林志鈞、藍公武、張君勱、梁善濟等人。研究系所辦的媒體包括《國民公報》、《晨報》、《時事新報》、《改造》等。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大報是北京《晨報》。9《晨報》於1918年12月由《晨鐘報》改名而來，1921年10月又將第7版改為四版單獨出版的《晨報副鐫》，1928年6月停刊，該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宣傳貢獻很大。此報雖為研究系所控制，卻具有專業的新聞素養，主編者邀約不同背景之作者撰寫文章，成為公共輿論的共用平臺。10此點與胡適的想法頗相契合，並在其上發表多篇通信、文章、演講記錄等（部分是轉載自《新青年》與《努力週報》），胡適在《晨報》上發表的作品與相關討論共計約50篇（參見本文附錄），此外《努力週報》出版之後，《晨報》上長期出現〈胡適和他的朋友們辦的努力週報出版了！〉的廣告，11由此顯示雙方互動頻繁。在政治方面，該系主張加強國務院的權力，以體現責任內閣精神。1917年張勳復辟，段祺瑞與梁啟超等馬場誓師，阻遏復辟，解散第一屆國會。此後，研究系積極支持段祺瑞，拒絕恢復「約法」，反對孫中山在南方的護法運動。段採納梁啟超的建議，召集臨時參議院，修改新的國會組織法與議員選舉法，1918年重新選舉第二屆國會。但國會改選後，研究系卻未取得國會控制權，段祺瑞、徐樹錚所掌控的「安福俱樂部」則取得國會的絕對多數，第二屆國會即「安福國會」（參眾兩院選舉，其中安福系335席、研究系僅21席）。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段祺瑞的皖系失敗，8月安福國會被解散。12從此研究系逐漸走入低潮。13梁啟超於北洋時期兩度入閣，擔任司法總長（1913年熊希齡內閣）與財政總長（1917年段祺瑞內閣），希望一展「國務大臣」之志向，然在政壇上卻並無作為。141918年底梁率團赴歐洲考察，關注巴黎和會與西方文化之動向，至1920春天方返國。15此時研究系如想東山再起，恢復政治上的影響力，必須要尋求新的盟友。當研究系逐漸失勢之時，中共的勢力也開始崛起。1920年初《新青年》分裂，2月19日陳獨秀赴上海，不久即與共產黨人聯繫上，1920年秋天《新青年》開始接受共產國際的資助。16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等響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下成立，並且作為主張共產主義革命的政黨而接受第三國際的指揮。當時毛澤東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熱衷於共產主義的青年人，從1921、1923年，毛澤東兩次的言論，可以看出他對時局的觀察。1921年1月1日毛澤東在長沙「新民學會」大會發言時表示，當時中國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主要有陳獨秀為代表的「改造」派與梁啟超、張東蓀等研究系（「代表大地主階級由進步黨蛻化而成」）主張的「改良」派：現在國中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陳獨秀諸人，後者如梁啟超、張東蓀諸人。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用「改造東亞」，不如用「改造中國與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儕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所以明吾儕的下手處……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17毛顯然較衷情於陳獨秀的改造路線，其實更精確地說他所支持的是俄國列寧式的「革命」的主張。1923年4月毛澤東對國內情勢有一個更細緻的分析，他說：中國的統一到底能實現嗎？除開張紹曾等一班妄人，誰都曉得在最近期間內是不能的。因為國內各派勢力在現在是無法使他們統一。統一當然不是混和，所以現在什麼「各省會議」，「國事協議會」，下至什麼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領磋商，無非是些空話、空事。把國內各派勢力分析起來，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動派。革命的民主派主體當然是國民黨，新興的共產派是和國民黨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進步黨，進步黨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適、黃炎培等新興的知識階級派和聶雲台、穆藕初等新興的商人派也屬於這派。反動派的範圍最廣，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雖和國民黨合作，但這是不能久的，他們終久是最反動的東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後的一個期內是會要合作的，因為反動勢力來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識派和商人派都會暫放棄他們非革命的主張，去和革命的國民黨合作，如同共產黨暫放棄他們最急進的主張，和較急進的國民黨合作一樣。所以以後中國政治的形勢將成為下式：一方最急進的共產派和緩進的研究系、知識派、商人派都為了推倒共同敵人和國民黨合作，成功一個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動的軍閥派。中國政治的結局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將來一個期內，中國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政治更發黑暗。18毛澤東的分析清楚地看到「革命的民主派」的國共兩黨之外，「非革命的民主派」以研究系為主，還包括「知識派」與「商人派」，他們與國共兩黨的共同目標是對抗「反動派」的地方軍閥；毛也推測未來各勢力的可能發展方向，各派需要以聯合的方式來壯大實力。其中研究系需要聯絡蔡元培、胡適等知識分子，甚至需要結合商界、國共兩黨等。的確，研究系對知識界的動向十分關注，並支援五四學生運動（然而他們並不注意結合商人、農人）。梁啟超每天閱讀京滬報紙與《新青年》等雜誌。191919年五四由「學生運動」發展為「市民運動」，與研究系的宣傳鼓動，如汪大燮、林長民、熊希齡、葉景莘等人與蔡元培的多次接觸有關。20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訴求大都來自林長民等「國民外交協會」對巴黎和會的主張，這些言論透過《晨報》而迅速傳播；21《晨報副鐫》則對新思想、新知識的介紹與討論貢獻很大。北京地區五四運動的經費主要來自前代理總統馮國璋，他透過熊希齡提供了40萬的經費給學生，使學運保持動能。22五四運動爆發後，員警逮捕了32名學生，由汪大燮率領林長民、王寵惠等將所有學生保釋。231919年5月，日本在華媒體《順天時報》在報端發表時評，指出五四事件的發生與研究系的「煽動」有關，又說研究系的「政客」林長民是「罪魁禍首」，該系利用外交問題煽動學潮是為了實現其「倒閣陰謀」，企圖取而代之。在上海的《時報》也接受《順天時報》的觀點，批評研究系暗中贊助學生，想借此機會倒閣。24這樣的指控顯然並非無的放矢。研究系除了參與學生運動之外，也了解聯絡胡適等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從1918年開始，梁啟超直接、間接與胡適聯絡。1919年藍公武主持《國民公報》亦積極與胡適、傅斯年交往，多方回應胡適的論點，支持新文化運動。25梁、藍等研究系除了與胡適相互論學、一起推動文化活動之外，也希望能共同合作，在政壇上共同走出一條路來，很可惜最後未能成功。其交往過程如何？為何走向失敗？值得探討。三、梁啟超與胡適的交往
梁啟超最早注意到胡適，可能是在1918年中期在報紙上讀到胡適墨學方面的著作。1917年胡適在北大教授「中國哲學史」，次年將講義整理出版。1918年5月北大學術演講會出版了他的《墨家哲學》（學術演講錄）小冊，26這個小冊在北方風行一時，其內容先後在許多報刊連載。27天津《大公報》從7月28日開始刊登，以〈墨家哲學：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君在學術講演會講演辭〉為題，每日一欄，連載了近三個月，至10月18日結束。《晨鐘報》也同時轉載此文。28梁任公注意到這一顆耀眼的新星，因此託人向胡適致意。1918年9月26日，胡適寫信告訴好友許怡蓀：夏間改定《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已付印，一二月後可出版。春間（五月）印行《墨家哲學》小冊，在北方頗風行，有兩家日報（天津《大公報》，北京《晨鐘報》）日日轉載之。梁任公託人致意，言本欲著《墨子哲學》一書，見此書遂為擱筆。此殆因今日著述界太蕭索，故易受歡迎耳。29不過此時雙方仍未謀面，胡適想到可以拜託好友徐新六協助。稍早他在北大同事陶孟和的介紹下，認識了徐新六（振飛，1890-1938），彼此「最相投」，而結為好友。30據胡適在1956年《丁文江的傳記》裡的回憶：「我認識在君和徐新六是由於陶孟和的介紹……我認識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們從歐洲回來之後，我認識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個時期。任公先生是前輩，比我大十八歲。他雖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們總把他當作一位老輩看待。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只大四歲；新六比我只大一歲。所以我們不久都成了好朋友」。31胡適的記憶有錯，他與徐新六的交往其實是在梁任公等人遊歐之前。徐新六為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精於金融，是研究系中少數的財經人才。他素有才子之稱，喜愛文藝，與胡適還都是新月社（1923年成立）骨幹。徐的太太楊毓璇與胡適太太江冬秀是十分要好的「閨蜜」兼牌友，兩對夫妻經常在一起吃飯、打牌。羅爾綱也說：「胡適夫婦與上海金融界鉅子徐新六夫婦最相好，連兩家孩子也彼此相好」。321918年11月，胡適透過徐新六的介紹，想要趁著去天津南開學校舉辦建校十四週年紀念之機會，前往拜訪梁啟超，討論學術問題。行前他請徐致書於梁。1918年11月7日徐新六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說：「任公年丈總長：胡適之先生現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誌，其文章學問久為鈞座所知，茲有津門之行，頗擬造譚，敢晉一言，以當紹介」。33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飛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學》頗蒙先生嘉許，徐先生並言先生有墨學材料甚多，願出以相示。適近作《墨辯新詁》，尚未脫稿，極思一見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時先生適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書左右，近聞貴恙已愈，又時於《國民公報》中奉讀大著，知先生近來已復理文字舊業。適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機會趨謁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於墨學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和議問題操心，或未必有餘暇接見生客，故乞振飛先生為之紹介，擬於廿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34然當時任公正忙於赴歐之行，未能見面。同時，1918年11月23日，即他約好與梁啟超見面那天，母親突然於安徽積溪上川本宅病逝，35消息傳來，胡適隨即與江冬秀南下奔喪，也使得他不得不放棄原來的計畫。12月29日，梁啟超自上海前往歐洲，蔣方震、張君勱、劉崇傑同行，丁文江、徐新六等亦參加。361920年3月5日梁啟超從歐洲返回上海。此時以他為首的研究系想要聯合南北，建立全國的政治與學術網絡，圖謀「東山再起」，而再起之道是「從事於政黨的組織」，而從「培植人才與結交知己著手，而培植人才與結交知己，以從事文化事業和講學為最佳途徑」。37他一方面聯絡江蘇教育會與東南大學（1922年7月至1923年1月赴東南大學講學），另一方面也與北洋故舊（如王寵惠、羅文榦等）、國民黨人、北大教授蔡元培、胡適等人聯繫。38梁任公對於和北洋官僚的聯繫似乎有所疑慮，他很清楚了解總統徐世昌、內閣總理靳雲鵬都想要得到他的後援，希望梁啟超與梁士詒（舊交通系）互相聯絡，形成「直系、舊交通系、研究系三派」的大團結，來「抑止安福之專橫」。39不過任公似乎並不熱衷於此，他在返國之後，3月5日抵達上海，「滬上政客未接一人，最為快事」。3月14日離開上海，15日抵達天津。18日赴北京，隔日晉見徐世昌總統報告遊歐經過，「再對友人發表關於山東問題的意見。此外並曾致書徐菊人氏，請釋放去年因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40任公的言論發表於媒體之上，不過他請求釋放學生的要求並不成功。胡適注意到任公的舉動，他在3月22日日記上寫：「有任公談學生事。任公謀保釋被捕學生，未成」。413月24日任公自北京返回天津，次日他向女兒談到返國之後的行程，「在家小憩後，以二十九日（3月18日）入都，向當道循例一周旋。初三日（3月22日）便返津，除最稔諸友共作飲食宴樂外，一切應酬皆謝絕，東海（徐世昌）約宴亦謝之……吾自歐遊後，神氣益發皇，決意在言論界有所積極主張」。42返國之後的任公其實不只從事著述，還同時創辦事業、組織共學社的編譯工作，也想創辦學校。此外他也想與以胡適為首的北大學人結盟。雙方的結盟有思想上的原因。胡適的自由主義的傾向與梁啟超肯定自由、民主憲政的「穩健」觀點有一致之處。胡適自青少年時期起即受到嚴復、梁啟超等人著作的影響。至民國之後，胡適仍仰慕梁任公，43然兩人志趣不同，並未接觸。胡適對梁啟超「機會主義」的作風不滿，且認為梁一生所犯的錯誤在於放棄言論事業，出任北洋的官職。如上所述，胡適說「梁任公吃虧在他放棄了他的言論事業去作總長」，胡適返國之初則打定主意不做官，要以言論救國，從「努力」到「新月」的言論事業都是此一志向的表現。44不過1919年梁啟超提出「聯省自治」的政治主張倒得到了胡適的贊同，胡適主張以美國式的聯邦制度和平統一中國，45他提出「打倒軍閥的第一步是建設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46此外，胡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1919年他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反駁李大釗的觀點，主張根據具體的問題從事一點一滴的改革，胡適的自由主義與陳獨秀、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同樣地，梁啟超也贊成漸進改革、反對革命，反對階級觀念與唯物史觀，又極端恐懼「赤化」、「勞農政治」等，47兩人思想傾向頗為一致。這使得雙方有合作的可能。1920年3月初梁啟超自歐洲返國之後，研究系通過丁文江、梁善濟與林長民等人的介紹開始與胡適接觸。1920年3月18日中午，丁文江請胡適吃飯。4820日下午，梁伯強與胡適談話，梁伯強是研究系的要人梁善濟（1861-1941，進士、1909年任山西省諮議局議長，曾與梁啟超、湯化龍等組織憲法研究會）。丁、梁在會面時很可能都和胡適提到梁任公。3月21日梁任公自北京返回天津之前，胡適與梁見面，胡適日記記載當天下午6時「宗孟宅飯，初見梁任公，談」。49這應該是兩人首次見面，是在林長民家中安排的飯局。此後雙方頻繁互動。1920年3月27日一早他與張慰慈送林長民至「公園」。4月27、29日丁文江兩度請胡適吃飯、會談。50 5月6日，胡適送杜威至天津，下午他與梁任公見面，「見梁任公。他談做中國史事，頗有見地」，當晚8點他又與范源濂（任公在時務學堂的學生）見面「談甚久」。517月20日，任公在寫給女兒思順的信中提到為中國公學募款，他特別註明「胡適之即在本公學出身者，同學錄中有名」。52在此信中他又提到「日來直派軍人頻來要約共事，吾已一概謝絕」。可見他對與北洋軍閥的聯繫不感興趣，此時他積極發起「國民制憲同志會」（7月24日）、「商聘羅素來華講學事」（7月30日）與蔣百里討論《改造》雜誌中有關「制憲」、「廢兵」的文章（7月30日）。538月27日梁啟超與研究系的成員主動邀胡適等發表政治宣言，胡適記載：梁伯強家飯，有梁任公、藍志先、蔣百里、蔡、蔣、陶等。任公談主張憲法三大綱：（1）認各省各地有權自定自治憲章，（2）採用「創制」、「免官」等制，（3）財政問題。他很想我們加入發表，我婉辭謝之。54此次會面是研究系聯絡胡適等人的首次嘗試，卻因理念不同為胡適所婉拒（原因之一也可能是胡適反對各省制憲，主張國會制憲）。8月30日，胡適又與梁任公等人見面：12時「梁任公兄弟約，公園，議Russell事。飯後與夢麟、伯強在公園吃茶，談甚久」。55胡適不願意與研究系合作也可能因為研究系與北洋派系在金錢與權力方面糾纏不清，他對研究系因而有所保留。1921年5月18日胡適又與丁文江見面，他在日記記載：與任光、孟和到公園，遇著夢麟、慰慈、鐵如、在君等。在君說，北京的《晨報》近受新交通系（曹汝霖、陸宗輿的系）的津貼，他有證據可以證明。此事大概不誣。此次內閣更動，《晨報》力攻葉恭綽，而不攻張弧，亦大可疑。56「新交通系」主要是段祺瑞政府中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人結成的「親日的」政治派系，他們是五四運動的直接鬥爭對象。丁文江說《晨報》受「新交通系」的金援，因而在言論上有所偏頗，攻擊「舊交通系」（梁士詒、葉恭綽等）。此一訊息可能使胡適對研究系有所疑慮，而不願與他們在政治上結盟。梁任公與胡適的合作在學術、文化議題上較有共識，不過兩人交往也並非十分順遂。根據新發現的史料，1920年時梁、胡兩人學術因緣甚深。571920年9月至1921年5月間，兩人多次討論任公的《清代學術概論》。9月25日，任公曾至胡適的家中探病，58胡適勸他將參與今文學運動之經歷寫出來，此即任公在序中所說「吾著此篇之動機有二：其一，胡適語我，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至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紀之」，胡適又送7月27日完成的〈水滸傳考證〉給任公指正。59次日，他即寫一封信給胡適，「適之我兄：昨譚快慰，尊體比復何似？……晚清今文學運動擬即草一篇，草成當塵教。〈水滸考證〉，讀已卒業，五體投地而已」。6010月18日，《清代學術概論》脫稿，任公再次致書胡適，並將稿子寄給胡適，「公前責以宜為今文學運動之記述，歸即屬稿，通論清代學術。正在鈔一副本，專乞公評騭」。61胡適立即將意見告知，12月18日任公再次致書胡適，「前得病中復我長箋，感謝之至……清代思想一文已如公所教，悉為改正，所以惠我者良多矣」。62此外，兩人又就哲學史、佛教史、墨學、詩學多方交換意見。不過這時也埋下兩人之間彼此的不滿，無論是胡適對於任公墨學方面的批評，或任公在北大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公開批評（1922年3月4-5日），63兩人對於「真正觸到痛處的批評……未必真的感覺愉悅」而「在各自心中留下些許的不快」。64至於文化活動方面，雙方曾討論合作邀約英國哲學家羅素、杜威來訪。羅素方面，任公等人本來希望獨自辦理，「用中國公學名最好，或加入新學、尚志兩會亦可」。651920年8月8日，徐振飛在致任公函中建議邀請大學一部分人來幫忙，由任公出面，發函「蔡孑民、胡適之、蔣夢麟、陶孟和、王亮疇、梁伯強、王搏沙、胡石青、傅佩青、葉叔衡、蔣百里與六（徐振飛），函寄伯強先生（此外或尚須增入者請酌），以羅氏應招來華屬為幫忙，伯強先生即可招集各人，共商辦法」。66如上所述，8月30日任公等約胡適在公園見面，談羅素事。後來雙方達成共識，羅素來訪由北京大學、尚志學會、新學會、中國公學邀請，由梁任公所發起的講學會（1920年9月成立）主辦。羅素於1920年10月12日抵達上海，先後在上海、杭州、南京、長沙演講，11月9日在北京講學社演講，任公致歡迎詞，其後在北京各校演講。1921年7月6日在北京發表告別演說，在華講學時間約九個月，他的演講，多由趙元任翻譯。67不過很可惜，羅素來華演講的期間胡適因生病均未能參加，最後一次又因為天氣不好也不能去。68這樣看來，胡適只是以北大名義邀訪，而並未實質上參與羅素訪華的學術活動。不過羅素的演講內容卻激起學術界的討論。羅素認為中國的出路在工業化，空洞地爭論這個主義、那個主義是無用的。他強調雖有不少人從倫理上譴責資本主義，但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實現工業化，並希望中國人在征服貧困時，應避免工業革命帶來的不良後果。羅素的主張得到張東蓀與梁啟超等人的認可，張氏發表文章指出中國只有普遍的貧窮，並無所謂「貧富不均」，故應發展「富力」以救窮。69上述的羅素觀點卻受到陳獨秀、陳望道與李大釗的批評，陳獨秀、陳望道在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期撰文批評。70李大釗則於1921年3月撰寫了〈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71支持陳獨秀，批評羅素、張東蓀、梁啟超所謂「社會主義不能行於今日之中國，資本主義為必經之階段」之論調。72在這一次論戰之中，胡適袖手旁觀。杜威來訪之事雙方的合作則比較密切。杜威來華要比羅素早，他從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計來華兩年兩個月。此事原先由他的在華弟子胡適、陶知行、郭秉文、蔣夢麟促成，由北大聯合江蘇省教育會與南京高師邀約，然因經費不足，胡適與范源濂商量，范源濂建議利用社會私人團體的資助。後來經胡、范兩人積極聯繫，尚志學會出資六千元，清華學校出資三千元，林長民等籌組的「新學會」也籌款加入，共同分擔杜威訪華之經費。73杜威在華時曾舉行大小演講達百場以上，《晨報》、《北京大學日刊》幾乎都報導了杜威所有的重要演說。《新青年》亦選擇報導，從第7卷第1號到第8卷第1號分5期連載了杜威演講、胡適口譯、高一涵、孫伏園紀錄的〈杜威博士演講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1920年8月，晨報社將杜威在北京舉行的五大系列講座輯為《晨報叢書第三種：杜威五大演講》（Dewey講、伏廬、毋忘筆記，上下冊）向全國發行。到杜威離華時，該書已印行13版，每版都在1萬冊以上。除《杜威五大演講》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杜威演講、新學社編輯部編，《杜威在華演講集》（上海：新學社出版部，1919）、杜威演講、沈振東筆記、劉伯明口述，《杜威三大演講》（上海：泰東圖書館，1921）、張靜廬編，《杜威羅素演講錄合刊》（上海：泰東書局，1921）等多種杜威演講稿。74胡適曾總結杜威到訪演講十一省的經歷後誇讚，「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75杜威來華講學是胡適與研究系合作上比較成功的例子。四、《新青年》的分裂
正當陳獨秀與張東蓀、梁啟超等人進行「社會主義論戰」之時，胡適與研究系接觸的傳聞引起了陳獨秀等人的注意，也進一步促成《新青年》內部的分裂。此事涉及1919-1920年間《新青年》編輯團隊的變化。其實早在1919年1月20日胡適就寫信告訴好友許怡蓀「《新青年》事我決意收回歸我一人擔任」。76許怡蓀很支持他的想法，他一直勸胡適辦雜誌不應過度政治化，「最近以來，頭腦稍清晰的人，皆知政治本身已無解決方法，須求社會事業進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軌道」。772月23日他在回信給胡適時也說：「以後《新青年》將由足下一人負責，即將內容刷新，自然愈博多數人的同情。辦雜誌本要覷定二、三十年後的國民要有什麼思想，於是以少數的議論去轉移那多數國民的思想，關係如何重要！」78三天前，許怡蓀寫給高一涵的信也提到，雜誌內部「既是意見參差，何妨另外組織」：《新青年》之事，適之前此過間曾與討論過的，本是偶爾結合，基礎不穩固的，既是意見參差，何妨另外組織；我卻有點兒意見，正好提出討論討論：現在的大人先生，如梁任公、章行嚴都混在政治裡去活動，以後關係日深，斷沒有工夫來辦報。中國這些年數來，差不多沒有輿論的中心。……中國亦應該結合多數新派學者，辦一大大的雜誌，開中國新學術新思想之先河，豈不是現在最要緊的事情嗎？既是另起爐灶：一要規模宏大；二要可以永久……。79由此可見1919年2月時胡適已告知許怡蓀、高一涵等好友，打算單獨在北京編輯《新青年》，不過後來胡適收回自辦的想法沒有實現，編務完全被陳獨秀所把持，並進一步使之成為中共的機關刊物。1919年10月5日，陳獨秀約《新青年》同人在胡適家中討論「七卷以後之辦法，結果仍歸仲甫一人編輯」。801920年2月19日陳獨秀隻身南下，《新青年》分為南北兩股。編務轉移到上海。5月，陳因銷售、價格等事與群益學社衝突，致函北京同人，討論雜誌的未來。他有意自辦發行，並積極與思想傾向相同的周氏兄弟（魯迅、周作人）約稿。陳至上海後又邀約陳望道協助，隨後除了陳望道之外，中共上海發起組成員李漢俊、沈雁冰、袁振英等先後加入編輯部，並成為編撰骨幹。其次，到上海之後，印刷、發行均脫離群益書社，由《新青年》社獨立自辦。經費方面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援。1920年9月1日出刊的《新青年》成為中共上海發起組所控制的刊物。陳表明要「談政治」並宣揚馬克思主義。8112月16日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赴粵。南下之前曾寫信給胡適與高一涵，表示編輯工作交給陳望道等辦理：「弟今晚即上船赴粵，此間事都已布置了當，《新青年》編輯部事有陳望道君可負責，發行部事有蘇新甫君可負責」。同時，他說：「南方頗傳適之和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此次高師事，南方對孟和頗冷淡，也就是這個原因，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82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沒有提到蔡元培，可能是因為胡、陶是平輩，蔡是長輩，且未參與《新青年》編務。1921年1月，李大釗將陳獨秀的來信轉給錢玄同（1887-1939），錢也聽到了有關研究系與胡適之傳聞。錢玄同（章太炎弟子，曾加入中國同盟會）一向對梁啟超並無好感，清末時曾批評梁是「保皇賊奴，憲政猾賊」，民國之後又說他「恐其『急功名』之念尚未清除，一有機會又要做官僚、做政客了」。83不過錢玄同卻很肯定任公在學術方面的貢獻：此公的文章本來淺顯暢達，而頭腦又很清晰，今後誠能不鶩心於政治，而專門做整理國故的事業，則造福于學子者必甚大，決不在胡適之之下。84梁任公實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政論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之全體贊同；即其文章，亦未能盡脫帖括蹊徑；然輸入日本新體文學，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說》、《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皆用全力為之，未嘗分輕重於其間也），此皆其識力過人處。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梁君。851921年1月11日錢玄同寫了一封信給魯迅與周作人：「頃得李守常來信，附來信劄三件，茲寄上，閱後，請直接寄還守常為荷。初不料陳、胡二公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照此看來，恐怕事勢上不能不走到老洛伯所主張的地位」。老洛伯（Auld Robin Gray）是胡適《嘗試集》一首譯詩，比喻沒有愛情的婚姻，藉此說明陳、胡不合。86接著錢玄同又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對於此事，絕不願為左右袒。若問我的良心，則以為適之所主張者較為近是。（但適之反對談『寶雪維幾』，這層我不敢以為然）」。87錢反對陳獨秀對胡適的指控，認為這些議論來自國、共黨人如邵力子、葉楚傖、陳望道等人，在邏輯上來說，不能因為研究系與胡適都不談共產主義，就認為胡適投降了研究系，他說：至於仲甫疑心適之受了賢人系的運動，甚至謂北大已入賢掌之中，這是他神經過敏之謂，可以存而不論。（所謂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議論，大概就是邵力子、葉楚傖、陳望道等人的議論。）試作一三段式曰：研究系不談共產
胡適之和北京大學亦不談共產
故胡適之和北京大學是投降了研究系
這話通嗎！88
錢玄同也直接致書胡適，在信中他批評陳獨秀，又批評國民黨與研究系為一丘之貉，並希望陳、胡兩人不要因此而決裂：仲甫本是一個魯莽的人，他所說那什麼研究系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再：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系，都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系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口了。89由此可見錢玄同較支持胡適，認為陳獨秀冤枉了胡適。1921年1月18日，錢玄同在日記上記載陳、胡的不同，他覺得這樣的分歧是個「豬頭問題」「接守常信，知仲、適兩人意見衝突。蓋一則主張介紹勞農，又主張談政；一則反對勞農，又主張不談政治。其實是豬頭問題罷了」。次日，他又與李大釗商量「適、仲意見衝突事」。90李大釗在思想傾向上雖與胡適不同而與陳獨秀接近，卻願意相信這是研究系所造的謠。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關於研究系謠言問題，我們要共同給仲甫寫一信，去辨明此事。現在我們大學一班人，好像一個處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學各系都想勾引我們，勾引不動就給我們造謠；還有那個國民系看見我們為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點醋意，真正討嫌！91與陳獨秀同在上海的陳望道（他是《共產黨宣言》的首位全本中譯者，也是上海地區推選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則反對錢玄同與李大釗的觀點。1921年2月13日，陳望道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將《新青年》南方同仁對胡適的不滿和盤托出。他們提出許多證據，質疑胡適的政治態度及其與研究系的諸多關係。他說：我是一個北京同人「素不相識的人」（適之給仲甫信中的話），在有「歷史的觀念」的人，自然格外覺得有所謂「歷史的關係」。我也並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時間的歷史，並且我是一個不信實驗主義的人，對於招牌，無意留戀。不過適之先生底態度，我卻敢斷定說，不能信任。但這也是個人意見，團體進行自然要聽團體底意志。先生們在北方，或不很知南方情形。其實南方人們，問《新青年》目錄已不問起他（胡適）了，這便因為他底態度使人懷疑。懷疑的重要資料：《改造》上梁先生某序文，中學國文教授，少談主義，爭自由。92陳望道所說的四篇文章，一是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的序文，提到梁、胡在去年中秋前見面，胡適建議他寫這本書。93「少談主義」一文指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在《每週評論》所寫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爭自由」指1920年8月胡適等八人在研究系主持的《晨報》上發表的〈爭自由的宣言〉。94至於「中學國文教授」一文原刊《新青年》第8卷1號〈中學國文的教授〉，其中提到中學國文教材，胡適說：「第一學年。第一年專讀近人的文章。例如梁任公、康長素、嚴幾道、章行嚴、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選讀」。95其中將任公放在第一，甚至列在他的師長康有為、嚴復等人之前，可能也使人感到胡適故意要捧梁啟超。這四個作品都讓陳望道等人感覺到胡適與梁任公相互親近。然而胡適卻否認了他與研究系的關係，認為這是「絕對無稽的謠言」，他和錢玄同一樣認為陳獨秀「是一個鹵莽的人」，他與梁任公之間有許多矛盾：你給孟和的信與給北京同人〈答我〉的信，我都見了。你真是一個鹵莽的人！我實在有點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間那種絕對無稽的謠言。何以竟寫出那封給孟和的決絕信！（你信上有「言盡於此」的話）你難道不知我們在北京也時時刻刻在敵人包圍之中？你難道不知他們辦共學社是在《世界叢書》之後，96他們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們拉出他們的領袖來講學——講中國哲學史——是專對我們的？（他在清華的講義無處不是尋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書之處，從不說一聲；他有可以駁我的地方，決不放過！但此事我倒很歡迎。因為他這樣做去，於我無害而且總有點進益的。）你難道不知他們現在已收回從前主張白話詩文的主張？……你難道不知延聘羅素、倭鏗等人的歷史？（我曾宣言，若倭鏗來，他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但是我究竟不深怪你，因為你是一個心直口快的好朋友。不過我要你知道，北京也有「徐樹錚陸軍總長，陳獨秀教育總長」的話，但我們決不會寫信來勸你「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事，我以後不再辨了。97江勇振分析這封信，認為：「胡適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寫給陳獨秀的信，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絕無僅有的一篇文化霸權爭奪戰的自白書。胡適在此處所指的『敵人』是梁啟超以及他『研究系』的弟子」。98江氏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胡適的辯解主要是向陳獨秀說明自己並未與研究系勾結，卻隱藏了雙方「暗通款曲」的一面。無論如何，在1921年2月中之後，《新青年》已正式分裂。2月13日陳望道說：「先生（周作人）說：『自從錢劉（錢玄同、劉半農）噤口以後，早已分裂，不能彌縫』。誠然誠然」。992月15日陳獨秀寫給胡適的信表示：「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100他贊成胡適在北京另辦一報：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因為中國好報太少，你們做出來的東西總不差，但我卻沒有功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時不能回上海了。你勸我對於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認是我應該時常不可忘記的忠告，但我總是時時提心吊膽恐怕我的好朋友書呆子為政客所利用。101胡適在1955年寫的〈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一文總結《新青年》的轉變，他認為1920年5月之後《新青年》已經變質，9月的第8卷之後已經是共產黨的宣傳機關了：「《新青年》的7卷6號（近400頁）就是『勞動節紀念號』。第8卷就成了共產黨的宣傳機關了。北京的一班《新青年》社員從此都不寄稿去了」。102五、胡適與研究系的後續接觸
胡適1921年初的辯解之言顯然並非實情。1921年之後研究系與北大知識分子繼續有所接觸，討論學術，並洽談共同發表政治宣言的可能性。1921年2月10日，梁啟超把他的《墨經校釋》送胡適評閱，請其作序。胡適很認真地對梁書提出批判與商榷。5月3日，胡適又致函任公討論墨學，胡適說：「先生對於我那篇匆促做成的序文，竟肯加以辯正，並蒙採納一部分的意見這是先生很誠懇的學者態度，敬佩敬佩」。103沒想到胡適甚感意外，隔年「梁任公的《墨經校釋》出來了。他把我的序放在書末，卻把他答我的序的書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1041921年6月30日，北大、高師、女高師、新學會、尚志學會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為杜威先生一家餞行。梁啟超與胡適均參加，並先後致詞。胡適並特別肯定任公所說「梁先生說中國人宜以杜威的哲學為底，造出一派新的哲學來，這就是看重他的方法的意思」。1059月21日，胡適到公園「遇著藍公武先生，他要我加入他們的『聯省自治』的運動，我不肯加入。我雖現在不主張放棄，但我不能玩這種政客的政治活動」。106此處胡適採用陳獨秀寫給他的信中所說的「政客」一詞，顯示胡適以「清流」自居，而將研究系視為污濁的政客。9月22日「晚間鋼和泰先生（Baron von Staël-Holstein）邀我與任公、在君吃飯」。1071922年2月4日，胡適寫信給梁啟超，糾正其《歷史研究法》中的一處錯誤。梁氏把Herodotus與Homer誤認作一人。108這個錯誤是在1922年版《中國歷史研究法》，任公談到歷史最初的表達方式多為詩歌，「希臘之荷羅多德荷馬爾，歐人推為史家鼻祖，其所流傳之名著，則詩歌數篇而已」，「希臘之荷馬爾，生於紀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與左氏並世」，109後來任公在再版時將前段刪除，後段改為「希臘大史家希羅多德，生於紀前四八四年，即孔子卒前六年，恰與左氏並世」。1101922年4月底，直奉戰爭爆發之際，胡適、蔡元培兩人就北大學人與研究系合作一事有所討論。胡適給蔡元培的信中談到：林宗孟數日前來訪，說他要與亮疇、君任及先生等組織一種研究政治社會狀況的團體；並說君任曾以此意奉白 先生。他要我也加入，我不曾答應，亦不曾拒絕，只說俟與 先生一談再說。連日相見，皆不曾有機會提及此事。故乘便一問。先生意見如何？便中幸見告。知林宗孟忽有組織團體之提議，請以弟所知奉告。弟與羅鈞任在歐洲時，鈞任曾先到英國，回法後見告，謂林宗孟深以亮疇及弟不干與政治問題為恨。有一日，在顧少川所邀晚餐會上，林又以此語顧，勸顧發起云云。此去年事也。最近數日前，鈞任來弟處，言彼責備亮疇，不宜太消極；宜發表對於現今各種大問題之意見；可先以一雜誌發布之，亮疇已首肯云云。因詢弟可否幫忙？弟答以可；但告以現在之大問題，莫過於裁兵理財，須有專家相助。彼提出蔣百里，弟以百里頗有研究色彩，不甚滿意；然以軍事家不易得，亦以為可。其後彼又提出先生及夢麟，又曾提及顧少川，弟當然贊成。彼忽提出宗孟；弟爾時即憶及去年之言，即告以宗孟為研究系頭領，恐不好拉入。彼言以人材取之，不好太取狹義。弟告以有此等頭領在內，外人即以為此舉全是某系作用，而以亮疇等為傀儡，發言將不足取信。彼後言今日不過探公意思，如果能組織，自當從長計議，云云。今宗孟又來拉公，可知主動者全是宗孟。亮疇是好好先生。鈞任年少而頗熱中，佩服顧少川幾乎五體投地，故有此等運動。此後如鈞任再來商量，弟當簡單謝絕之矣。111可見此一聯盟是由研究系主動發起，他們聯絡北洋的一些官員與北大的知識分子組成團體，而蔡元培擔心此一「組織一種研究政治社會狀況的團體」的活動會受到研究系（主要是林長民、蔣百里）之操縱，而研究系在社會上風評欠佳，「發言將不足取信」。1124月27日胡適記載：三時半，去看林宗孟。蔡先生昨夜打電話來，說宗孟、亮疇、君任（羅文榦）去看過他，談過前次商議的事；蔡先生主張不組織團體，但贊成發表意見，並由一班人出來主持裁兵等事。他們要我起草作宣言，我不願做；宗孟今天要來看我，我不能在家，故乘便去看他。我說明不作宣言之故，勸他自己起草。此事終宜慎重。研究系近年作的事，著著失敗，故要拉我們加入。結果有兩條可能：或是我們被拖下水而於事無濟，或是我們能使國事起一個變化。若做到第二條，非我們用全副精力去幹不可。宗孟終日除了寫對聯條屏之外，別無一事；而我們已忙的連剪髮、洗浴都沒工夫；在此情形之中，誰占上風，已不言可喻了。胡適在考慮了蔡元培的「不組織團體，但贊成發表意見」之後決定主動參與，並認為本身的力量可以超過近年來「著著失敗」而無所作為的研究系。他於5月11日動筆寫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完稿之後打電話給李大釗，隔日約了幾位好友在蔡宅開會。這一天來開會並連署胡適之文章者計16人，包括「蔡元培、林長民、高魯、蔣百里、王寵惠、葉景莘、陳繹、王星拱、顧維鈞、顧夢漁、胡適、李煜瀛、張祖訓、王建祖」。後來因故，簽署人數有所出入，據胡適表示「下午，孟餘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這一個宣言於兩天之後在《努力週報》第2期（北京，1922年5月14日）刊出。出版之時屬名者計有16人，他們的名字與頭銜依序是：蔡元培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王寵惠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羅文榦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湯爾和 醫學博士
陶知行 國立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國立東南大學政法經濟科主任
梁漱溟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李大釗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陶孟和 國立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朱經農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張慰慈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高一涵 國立北京大學教員
徐寶璜 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王 徵 美國新銀行團秘書
丁文江 前地質調查所所長
胡 適 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113
如果比對前後兩個名單，可以發現除了北大教授顧孟餘是自行退出之外，另外不在此名單者，有北大法德派的李煜瀛（1881-1973）；還有高魯（1877-1947）、王建祖（1879-1935），不知何故也未再聯署。114而被排除掉的簽署者主要是研究系的林長民與蔣百里，以及與梁啟超、林長民關係密切的葉景莘（1881-1986，梁任財政總長時的秘書、共學社成員）、財政官員陳繹（伯耿）、外交官顧維鈞，剩下的人幾乎都與北大有關，也包括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共產黨員李大釗。這很可能是蔡元培的主張，突出該宣言與學者之關係，並與研究系有所區隔。宣言發出之後，梁啟超與林長民對此很不滿意，認為胡適與蔡元培「有意排擠他們研究系的人」，林長民並調侃胡適他們說「我們不怪他，他是個處女，不同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並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羅文榦則極力排解雙方矛盾，「說明這全是一班大學的人，並無排斥他們之意」。然而胡適很清楚，雙方對國會與憲法問題有根本的分歧，胡適等的政治主張是「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和會應責成國會克期完成憲法」；而研究系「當初是解散舊國會的原動力，他們必不便贊成恢復舊國會」，其次他們主張各省制憲，不採國會制憲。115研究系對此一宣言無疑十分不滿，梁啟超等人沒有直接回應，然而在《晨報》上卻刊出筆名君實（真名不詳，有可能為曾任上海《時事新報》編輯的章錫琛之筆名）所寫的具有「嘲笑與譏諷」的論調：宣言、佈告這一類東西，大概只有兩種用處。一種是衙門；從一日萬幾的皇帝以至於小小的一個知縣官，自己都不動筆，卻使秘書們做著「咸使聞知」式的佈告。還有一種是群眾運動的團體，這種團體的分子多半是不會動筆的，於是有檄文、宣言、露布等等東西。至於學者，盡有餘裕可以作文發表個人意見，又何必許多人聚在一堆學那種宣言、佈告的下流方式？我們看了前有七教授的爭自由宣言，後有五教授的爭信教自由宣言，主意都很正大，卻都得不到效果，便覺悟到這緣故完全在宣言這件事的本身，而不在所宣言的內容的是否正當。現在又有十六人關於政治的宣言了。醫生也贊成，畫師也贊成，特不知他的結果怎樣了。116文中所說的醫生應是指湯爾和，畫師則不確定為何人，其中將宣言說成是「下流方式」，讓胡適很不高興。他立刻寫了一篇投書，向《晨報》抗議這種「是非不明」、「麻木與混沌的責備」117：我想借這個機會請問這位「君實」先生，何以宣言、布告是下流的方式？他這個見解很新鮮別致，我很想多領教一點，也許可以「開我茅塞」，使我們以後不再學那種「下流方式」了。他又說：現在又有十六人關於政治的宣言了。醫生也贊成，畫師也贊成。特不知他的結果怎樣了。我又想問問，這種態度是不是「嘲笑與譏諷」？我是一個笨人，實在看不出他的意思在什麼地方，如果他的意思是說醫生、畫師的贊成使我們的宣言也變「下流」了，那麼，我們以後也可以拒絕他們的贊成。如果他的意思是說醫生、畫師是上流人，不應該降格來贊成這種「下流方式」，那麼，我們以後也可以謝絕他們的贊成，免得他們也被我們玷污了。118《晨報》編輯也不甘示弱，在報上公開回應，認為胡適的回應也是「嘲笑與譏諷」，他為君實辯護：來信聲明《努力》第五期批評《晨報》並無惡意，我很了解，絕不相怪。但是先生笑我「嘲笑與譏諷」的態度不好，而《努力》上「甚至於那主張新文化的《晨報》也只有嘲笑與譏諷」那一句話，似乎態度也與我相同罷。……至你問「君實」的話，有君實奉答，用不著我來插嘴。不過我看君實那篇小雜感意思很明顯，他也不外希望宣言諸公不要像董康那樣萬能，做醫生的研究醫學去，當畫師的研究畫畫去，文學家研究文學去，中國的文學家、好畫師、好醫生都缺乏，請諸公各向原走的路努力罷！不特地位容易造極，還可以為中國生色。先生！君實對宣言諸公，也是「只有責難的態度，並無惡意」呵！119胡適與《晨報》文章的交鋒顯示雙方對彼此語帶譏諷的「批評風格」表示不滿，卻沒有在具體宣言之內容上有所爭議。研究系對北大知識分子最大的不滿是希望他們從各自專業上去努力，不必直接「指點江山」。此一觀點與《晨報》社長蒲殿俊在1922年5月16日在《晨報》上，所發表的〈政治主張底根本疑問〉一文，立場相同。蒲氏認為北大知識分子應該努力的方向，不是拿幾條主張「熱炒熱賣」，想要直接「實現到政治上去」，而是扎根社會，「從社會方面下功夫」，「多方多面去促起民眾對於政治上底『欲求』，糾合起來改革政治」。120相對來說，國共兩黨對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批評，卻很不相同。無論是邵力子等人在《國民日報》的批評，或張申府、周恩來、張國燾等共產主義者的評論，都反對胡適等以「會議」方式解決時局，認為唯一能奏效的方式是一個「政黨」的「革命」。121由此可見胡適與研究系之間的爭執並非根本的衝突，他與國共兩黨的差異才是在意識形態與根本立場上的敵我之爭。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事件之後，研究系與胡適等人繼續有所接觸，各種聚會都同時邀請胡適與研究系的林長民、張君勱、蔣方震等人參加，但雙方並未達成任何共識。1922年5月21日，王寵惠又邀集北大、研究系與北洋的一些官員在法學會聚餐，希望凝聚共識，蔡元培、胡適與研究系的梁啟超、林長民與熊希齡都參加。胡適記載：亮疇邀在法學會吃飯，遇著孑民、君任、任公、宗孟、秉三、董授經（康）、顏駿人（惠慶）、周子廙（自齊）、張鎔西（耀曾）。今天的會，本意是要把各黨派的人聚會來談談，大家打破從前的成見，求一個可以共同進行的方向。今天結果雖少，但他們談過去的政爭，倒也頗能開誠認錯。1225月22日研究系又與王寵惠、蔡元培等人在石駙馬大街熊希齡宅見面（胡適沒有參加），商討直奉戰後如何謀求統一，這一次各派人馬終於取得了共識，主張南北各省派代表協商，討論統一善後等問題，會後共同聯名通電曹錕、吳佩孚，電文在5月27日的《申報》刊出：效電敬悉。諸公于軍事倥傯之際，尊重民意，謀鞏國本，啟超等曷勝欽佩。承詢各節，經約在京同人討論，僉以解決糾紛當先謀統一，謀統一當以恢復民國六年國會完成憲法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但憲法未成以前，所有統一善後各問題，應由南北各省選派代表于適中之地組織會議，協謀解決。諸公偉略碩望，舉國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國前途實利賴之。管見當否，仍候裁奪。梁啟超、熊希齡、汪大燮、孫寶琦、王芝祥、錢能訓、蔡元培、王寵惠、谷鍾秀、林長民、梁善濟、張耀曾等同叩。123或許由於上一次合作成功，5月27日，林長民又約胡適、蔡元培、梁啟超、張嘉璈等人吃飯，並希望胡適出來組黨，然而為胡適所婉拒：宗孟邀吃午飯，同座有孑民、亮疇、汪伯唐、任公、鈞任、唐天如、張公權等。宗孟極力勸我們出來組織一個政黨，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談鋒尖利得很，正勸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覆。但辦黨不是我們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勉強，自取僨事？有人說我們「愛惜羽毛」，鈞任有一次說的好：我們若不愛惜羽毛，今天還有我們說話的餘地嗎？。124當時除了研究系邀約胡適組黨，在〈我們的政治主張〉與「好人政府」的意見發表之後，也有其他人建議《努力》諸先生組一個「好政府黨」，如程振基就說：「我希望《努力》諸先生不僅僅努力於宣傳，而抱絕對犧牲的精神，從事於政治運動。質言之，即諸君既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好政府——何妨就由諸君發起組一個『好政府黨』？」對此胡適還是不表同意，他希望處於「中間人，公正人，評判員，監督者的地位」，「宣傳這個平凡的公共目標」（即好人政府），等到政治上軌道之後，再考慮「造政黨」的問題。1255月30日羅文榦邀約顧維鈞、蔡元培、林長民等人在法學會吃飯。飯後胡適去蔡元培家，蔡說新內閣已訂林長民為教育總長，林長民想約胡適擔任教育次長。蔡元培勸林長民不要開口，因為胡適不會答應。蔡元培又重申不贊成北大與研究系組織政黨。1266月2日胡適撰寫〈政論家與政黨〉，4日刊登於《努力週報》，此文之中他正式回應研究系對北大學人共同「組黨」之邀約。胡適說：他願意當一個超然、獨立、監督政黨的政論家，而非服從政黨的政論家。他們的目的是「造輿論」、「造成多數的獨立選民」，「在這個本來不慣政黨政治，近來更厭惡政黨政治的中國，今日最大的需要決不在政黨的政論家，而在獨立的政論家。……只認是非，不論黨派；只認好人與壞人，只認好政策與壞政策，而不問這是那一黨的人與那一派的政策」。1276月20日蔡元培、王寵惠、羅文榦與顧維鈞等人邀約了二十多位歐美同學在顧宅舉行「茶話會」，「討論今日切近問題」，而總題是「統一」，到會的有「丁在君、張君勱、秦景陽、陳聘丞、嚴琚、王長信、周季梅、蔣百里、林宗孟、陶孟和、李石曾、高魯、葉叔衡等」；胡適更建議將來要定期召開這樣的「茶話會」。128後來6月27日、7月14日、9月8日、9月22日、10月27日舉行過多次茶話會。蔣百里在參加過兩次（20、27日）茶話會之後，6月28日曾寫信向梁任公報告參加心得：適之等以茶話名義，第一次由王、顧、蔡、羅合請，第二次以君勱、適之、高魯等名義請，其人皆歐、美同學會中人。到者頗認真，震二次往，默聽其主張，大致皆是走第三條路也。129可見茶話會的參與者絕大部分是歐美同學會成員，又可細分為北京政府外交系的顧維鈞、法學家王寵惠、羅文榦（也任教北大）；與吳佩孚（1874-1939）親近的財政總長董康（1867-1947）；與研究系關係密切者有蔣百里、林長民、丁文江、張君勱等；北大教授則包括胡適、蔡元培、顧孟餘等。茶話會討論主題則分別為「統一」、「邦聯、聯邦制」、「省自治」、「中國經濟」、「政治計畫」等。130整體觀之，以蔡元培、胡適為主導的茶話會，希望邀約各方勢力討論時事，再將討論內容公諸報刊，以影響輿論而走出「第三條路」。他們願意與研究系合作、討論來製造輿論，但無意共同組黨。131在茶話會頻繁召開之際，梁任公也曾主動邀請胡適吃飯，如8月2日任公邀請胡適與丁文江聚會，討論詩文與時事。胡適記載：「任公邀吃飯，座有在君，我們大談詩」，席間任公又談到國會開會的情況以及研究系議員在國會中的提案，與顏惠慶辭職、王寵惠代理國務總理之事。1321922年9月22日，又在顧維鈞家開茶話會，到會者近20人，討論新內閣成立以後的「政治計畫」，簽署〈我們的政治主張〉的16人之中有3人入閣（國務總理王寵惠、財政總長羅文榦、教育總長湯爾和）。此次討論的焦點在於王寵惠的新內閣（「好人內閣」）可否實現〈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中的憲政理念。研究系的林長民、蔣百里與蔡元培、胡適與顧孟餘等北大教授均參加了茶會。胡適積極地表達了意見，顧孟餘卻沒有說話。胡適日記記載：「這一次談論頗激烈，頗有點意思；可惜有許多人始終不肯開口，如孟餘、撫五、石曾、慰慈等。他們也許笑我們多事；我們也知道這班閣員是抬不起來的，但我們到了這個時候，不能不把死馬做活馬醫，只是盡人事罷了！」。133三天之後報紙上刊出茶話會的經過：好事者特於二十二日下午在鐵獅子胡同顧宅邀集十六位學者開一茶話會，藉冀交換政治主張。孰知某君仍堅持二十號《努力週報》上所載兩種要求，向王博士追索組閣的計畫及大政方針甚力。博士無以應，但說「過節」。某君繼進以嚴重的忠告。博士不堪，互相駁詰，至面紅耳赤，彼此不歡，經主人出而排解始罷。分贓不勻，雖教育政客之團體，亦難保其不破裂矣，可勝感哉！134從報紙的報導來看，這一次的溝通顯然並不成功，大家不歡而散。10月27日顧宅又開茶會，胡適記載：亮疇、鈞任又大發牢騷，到處罵人。大家都不滿意。最後蔡先生起來說，「我提議這個茶會今天以後不繼續開會了。就是要開，也須等王、羅幾位出了閣之後」。「好人」政府不等於「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還要能力上的可以有為。亮疇竟是一個無用之人；鈞任稍勝，但也不能肩此重擔；少川稍鎮靜，頭腦也稍明白，但他終為羅、王所累，不能有為。135顧宅茶會至此劃下句點。胡適的北大知識分子與研究系嘗試合作，企圖不以組黨，而以超然的知識分子議政的方式來改良政治，以好人建立好政府的努力澈底失敗。在胡適與研究系的合作過程之中，顧孟餘的角色也很微妙。顧孟餘為北大德文系與經濟系教授，與蔡元培李石曾關係都很好。如上所述他5月時主動退出連署〈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136這可能是因為顧的性格深沈內斂而「多慮」，圖謀未來在政治上依附國民黨（顧於1924年加入國民黨）。再者，他的想法與胡適等人不同，顧的學生周德偉說：「北大校長蔡元培、教授胡適等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力倡『好人政府』（此語為胡適所創，好人而無法治豈足為政哉，可見胡之幼稚），王寵惠、羅文榦、湯爾和亦署名。顧孟餘不同意人治之說，不允署名」。137顧孟餘與胡適的爭執也反映了採取政黨組織、武裝力量的革命路線（黨國模式）與以「好人」形成社會重心，促成「好政府」之理想的「自由主義」點滴改革模式之爭。138六、結論
過去學者研究梁啟超與胡適的交往，多注意到學術思想的層面，然而我們也不宜忽略兩人在政治上的互動。1919年至1922年之間正處於政黨勢力崛起、國共合作的前夕，梁啟超為首之研究系與胡適等北大知識分子的聯絡代表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治合作的一次嘗試。在背景上來說，研究系源自清末的立憲派，胡適則代表英美自由主義的陣營。兩者均反對「革命」、「群眾運動」，主張以點滴改良的方式建立「中等社會」、實現民主憲政。因此就大的政治藍圖來說，兩者有高度的合作的可能性。羅素與杜威來華講學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奠定了雙方合作的一個基礎，也使梁、胡在反對社會主義、共產革命的前提下得以合作。最後此一結盟卻以失敗收場。雙方不能合作的主要原因在於蔡元培、胡適等人自視「好人」與政治上的「處女」，不願與長期在政壇打滾的「妓女」、「政客」，和近年來「著著失敗」的研究系合作，故不願共同組黨。胡適等人從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到「好人內閣」，都將研究系的「政客」排除在外，希望能展現出政治上的「清流」，或希望當「立身於政黨之外」的政論家，然而「好人內閣」在短短的七十多天就結束了，後來胡適提出「重建社會重心」的努力也未能實現。139另一方面，胡適等人對「著著失敗」的研究系感到失望也不是沒有原因，任公雖被很多人貶為「政客」，然如周善培（1875-1958，四川人，曾參與護國運動，與段祺瑞關係密切）所說他的政治能力並不高明，他「沒有一點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他的政治生涯「沒有做過一件事受輿論稱頌」、「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憶」。140胡適與研究系的合作一事也涉及《新青年》的轉向與北大知識分子內部的分化。1920年初之後，《新青年》編輯部遷往上海，雜誌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越來越多，第8卷（1920年9月）之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刊物。1920年底與1921年初陳獨秀等曾質疑胡適與研究系的接觸，且對之有「惡評」正象徵了胡適與陳獨秀所代表後來中共勢力的分道揚鑣。另一方面在北大之內，1922年之後胡適與顧孟餘也有不同的政治選擇。顧在蔡元培、李石曾的介紹下於1924年春天加入國民黨，積極參與群眾運動。1926年1月廣州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因李大釗、于樹德極力推薦，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此後在國民黨內積極發展，「三一八事件」（1926）之後，顧離開了北大，投身政治。胡適既不同意陳獨秀（共產黨）、顧孟餘（國民黨）的兩種「革命路線」，又不能與梁啟超等研究系合作。1930年代之後，隨著中國思想界的激進化，漸進改革的想法成為「一個被放棄的選擇」，在此過程中知識分子日益被「邊緣化」。胡適與研究系合作的破局一方面象徵著自由主義的挫敗，另一方面也代表了政黨勢力的崛起與「主義」時代的來臨。然而，胡適與研究系的失敗也不只是因為雙方無法合作，另一個更深沉的原因是這兩批人馬都屬於上層的、城市的仕紳階層與知識分子的團體，又缺乏豐沛的財源，141他們在一個「市民社會」基礎十分薄弱的時代，希望透過「公共輿論」與政治參與來改變中國，無疑地要面對艱鉅的挑戰。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與階級革命的觀念，卻沒有觀察到毛澤東與中共黨人所注意到中國社會之中的商人（即毛澤東所說「聶雲台、穆藕初等新興的商人派」）與農工階層。相對來說，在中共發展的過程之中，雖以打倒資產階級為目標，但在發展工人運動和工人革命的過程中，卻頗注意與商人建立聯合戰線。142中共後來革命的成功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胡適與研究系等自由主義者的失敗。＊ 本文初稿原發表於2016年12月14、15日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主辦：「第一屆中國知識界的近代動向」學術討論會。本稿發表於《中國文化》，第53期（北京，2021），頁301-324。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3），頁158-159。該書註明此信為7月7日，然根據胡適紀念館之原信，應為6月7日。〈張梵致胡適函〉，《北京檔》，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藏，典藏號：HS-JDSHSC-1209-001。胡適應該沒有回覆此信。
2 有關傅斯稜與胡適之論學，參見董敏，〈新詩觀念分歧與1920年代新詩危機——以傅斯稜致胡適五通信劄考釋為中心〉，《綿陽師範學院學報》，2020年第7期（綿陽），頁100-109。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頁178。
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頁430-431。
5 有關梁、胡一生的交往狀況，參見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中研院近史所集刊》，期15下（臺北，1986），頁81-108。董德福，《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 馬建標，〈曖昧的聯合：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與研究系〉，《復旦學報》，2018年第5期（上海），頁62。
7 主要的成果如：張朋園，〈協同動作—梁啟超退出官場後的政治生活〉，《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食貨出版社，1978），頁230-236。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的歷史考辨——以1920至1921年同人來往書信為中心的探討〉，《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1），頁228-233。潘光哲，〈〈我們的政治主張〉及其紛爭：1920年代中國「論述社群」交涉互競的個案研究〉，收入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159-162。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全新增訂版）》（上海：三聯書店，2015）。馬建標，〈曖昧的聯合：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與研究系〉，《復旦學報》，頁61-70。
8 有關研究系的淵源、重要人物、政治主張與影響範圍，參見金珍煥，〈五四時期研究系的政治主張〉（臺北：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1996）。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頁20-33。白逸琦，〈研究系與北洋政治（1916-1928）——溫和型知識分子的憲政主張及其貢獻〉（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9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285-295。
10 有關《晨報》扮演公共輿論平臺之角色，歐陽哲生以1920至1925年該報紀念五四運動專欄來作分析，發現梁啟超在該報之中的五四話語「大多是從文化的角度認識五四運動，並不稱其為『主義』，更不用說是意識形態」，故「《晨報》為思想文化界提供了一個共用平臺，顯示了職業新聞人的特色」。歐陽哲生，〈紀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1949年以前各大黨派報刊紀念五四運動的歷史圖景〉，收入黃克武編，《重估傳統‧再造文明：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臺北：秀威資訊，2019），頁366-367。
11 《努力週報》的廣告見《晨報副鐫》，1922年5月14-31日，6月1-30日，第2-3版，其後亦持續不斷。
12 有關第二屆國會選舉，及其中安福系與研究系之角力，見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0-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111-164。
13 李劍農指出段祺瑞的失敗使梁啟超十分痛心，開始了研究系在民國政治中的失敗。梁因此喪失了改良政治的支柱，「此後北洋軍閥成為交通系的專有物，研究系再不能插足」。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下冊，頁512-513。
14 胡適在1922年2月7日的日記中對梁啟超投入政界頗不以為然，他說「梁任公吃虧在於他放棄了他的言論事業去作總長」。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第3冊，頁428。
15 唐啟華，《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有關1919年梁啟超在法國的情況，參見巴斯蒂，〈梁啟超1919年的旅居法國與晚年社會文化思想上對歐洲的貶抑〉，收入李喜所主編，《梁啟超與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218-237。
16 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295。
17 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1921年1月1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冊》（北京：新華書店，1993），頁1。
18 毛澤東，〈外力、軍閥與革命〉（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冊》，頁10。張紹曾（1879-1928），字敬輿，1879年生於直隸大城縣。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任北洋督練。1923年時任國務總理，主張迎孫中山入京協商，南北和平統一，為總統曹錕所忌，不久去職，退居天津。1928年遇刺身亡。
19 黃伯易說，「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滬日報》和一本與《新青年》等齊厚的雜誌，還得摘錄必要的材料」。黃伯易，〈憶東南大學講學時期的梁啟超〉，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266。
20 李達嘉，〈五四運動的發動：研究系和北京名流的角色〉，收入李達嘉編，《近代史釋論：多元思考與探索》（臺北：東華書局，2017），頁119-180。
21 有關研究系透過「國民外交協會」介入學生運動，馬建標，〈曖昧的聯合：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與研究系〉，《復旦學報》，頁65-67。
22 馮國璋與研究系的關係很好，1918年馮曾經給研究系60萬元（一說40萬），希望得到該系擁戴，連任總統。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1900-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頁134。
23 黃自進，〈日本駐華使領館對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觀察〉，《思想史》，期9（臺北，2019），頁63-109。
24 馬建標，〈曖昧的聯合：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與研究系〉，《復旦學報》，頁67-68。
25 1919年初胡適寫給藍公武的兩封信可以反映雙方密切的交往。「知非先生：……到京以後，高一涵先生告訴我說貴報近來極力贊成我們的主張，他並且檢出許多舊報來給我看。我看了先生的白話文章，心裏非常喜歡，新文學的運動從此又添了一個有力的機關報了」。〈胡適致藍志先函〉（1919年1月24日），收於潘光哲編，《胡適全集‧中文書信集1》（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8），頁341。3月23日的信，胡適又與藍公武詳細討論貞操與拼音文字的問題，見〈胡適致藍志先函〉（1919年3月23日），收於潘光哲編，《胡適全集‧中文書信集1》，頁348-357。胡適寫給許怡蓀的信亦談到藍公武與《國民公報》已成為胡適等新征服的一塊地盤：「此次在南京歡敘兩日，使我心胸舒暢，不可不謝。《每週評論》已出五期，大有生色……一個月以來，北方贊成者更多。《國民公報》之藍公武竟做了好幾篇白話文章。還有極力贊成我們的議論。我們又征服了一塊地盤了！」此信只署20日，從該信的內容以及1918年12月26日信提到1919年1月10日可以去南京與許怡蓀見面，而《每週評論》第五期於1919年1月19日出刊，應可確定為1919年1月20日所寫。梁勤峰、楊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適許怡蓀通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90-91。潘光哲編，《胡適全集‧中文書信集1》將此信繫於1918年12月20日，有誤。
26 目前可以找到此一版本：胡適，《墨家哲學》（北京：學術講演會，1920）。
27 《墨家哲學》的內容後來成為《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第6、8篇。參見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收入《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5冊。
28 《晨鐘報》自1918年8月15日開始每天連載〈墨家哲學〉，至1918年9月24日第39次「惠施」部分，因該報被禁而停止，未能刊載全文。此文同時在1918年《北京大學日刊》上連載，並刊於上海的《太平洋》，第1卷第11號（1919），頁1-24。
29 梁勤峰、楊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適許怡蓀通信集》，頁85-86。1921年梁啟超還是出版了《墨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1）一書，他在序中說「胡君適之治墨有心得，其《中國哲學史大綱》關於墨學多創見。本書第七章，多採用其說，為講演便利計，不一一分別徵引，謹對胡君表謝意」，頁2。
30 胡適，〈胡適致江冬秀函〉（1938年8月27日），收於潘光哲編，《胡適全集‧中文書信集3》（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18），頁39。
31 胡適，《丁文江的傳記》（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2019），頁41。
32 羅爾綱，〈關於胡適的點滴〉，收入嚴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錄》（北京：三聯書店，1989），頁15。徐新六在1938年因飛機失事喪身，胡適在〈紀念徐新六〉一文中寫到：「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這人世丟了一個最可愛的人」。胡適，〈紀念徐新六〉，「1930年代的中文著作遺稿」，《南港檔》，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藏，典藏號：HS-NK04-009-025。
33 〈民國七年十一月七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書〉，收入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年譜長編》（臺北：世界書局，1972），下冊，頁550-551。
34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冊，頁551。
35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冊1，頁329。
36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冊1，頁416。
37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55。
38 當時兩派之間的關係有分有合，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207-208；有關研究系聯絡南北之政治活動，參見丘文豪，〈梁啟超的政治面向，1920-192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頁40-61。
39 〈閣潮最近情勢〉，《申報》，1920年3月15日，第6版。「靳雲鵬冀藉梁啟超氏之力，抑止安福之專橫，現正頻促梁氏來京。而東海方面為反對安福派起見，亦令梁啟超與梁士詒氏互相聯絡，以當安福派。現在二梁業經握手，依目前之形勢，直系舊交通系研究系三派將大同團結，以當皖系及安福派。此次梁啟超之來京，政局上恐有重大之影響」。
40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冊，頁575。〈梁啟超請釋被捕學生〉，《申報》，1920年3月26日，第7版。
41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2冊，1920年3月22日，頁666。
42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冊，頁575-576。
43 胡適記載：「梁任公近著〈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一文，載《大中華》第二號，其言甚與吾意相合」，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2冊，1915年5月23日，頁119。「我國今日的現狀，頑固官僚派和極端激烈派兩派同時失敗，所靠者全在穩健派的人物。這班人的守舊思想都為那兩派的極端主義所掃除，遂由守舊變為穩健的進取。況且極端兩派人的名譽（新如黃興，舊如袁世凱）皆已失社會之信用，獨有這班穩健的人物如梁啟超、張謇之流名譽尚好，人心所歸。有此中堅，將來勢力擴充，大可有為。將來的希望，要有一個開明強硬的在野黨做這穩健黨的監督，要使今日的穩健不致變成明日的頑固，如此，然後可望有一個統一共和的中國」。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2冊，1916年7月17日，頁367。胡適更為欣賞梁任公的學術著作，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等，任公在1923年3月20日〈致高夢旦〉談到「弟因遵醫戒養病，暫屏絕費心血之著作，讀陶詩以自遣。此兩旬間成一書，擬提曰《陶淵明》」，而其中有「陶淵明年譜」，「胡適之來此數日極激賞此作」。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第19集，頁60。
44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2月7日，頁428。
45 有關胡適對「聯省自治」的看法參見江勇振的分析。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438-450。江勇振也注意到研究系與胡適對「聯省自治」的內容有不同的看法，研究系主張「邦聯制」、「聯省制憲」，胡適主張「聯邦制」、「國會制憲」，見，頁443-444。
46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214。胡適的觀點見，〈這一週：吳佩孚與聯省自治〉（1922年8月13日）、〈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答陳獨秀〉（1922年9月10日），收於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頁217-218、235-240。
47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74-183。有關梁啟超的「恐共」心態及其心理壓力，參見丘文豪，〈梁啟超的政治面向，1920-1929〉，頁70-76。梁氏擔心「暴烈份子定要和我過不去」，尤其是1927年葉德輝被殺之後，他更為恐懼。
48 這是胡適日記之中第一次提到他與丁文江交往，此次可能是兩人初次見面。後來丁文江有一次看到胡適醉酒，還從《嘗試集》的〈朋友篇〉之中找了戒酒的句子，請任公寫在扇面上送給胡適。胡適，《丁文江的傳記》，頁41。
49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2冊，1920年3月21日，頁665。
50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2冊，1920年4月27日，頁694；1920年4月29日，頁696。
51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2冊，1920年5月6日，頁703。
52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下冊，頁582。
53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下冊，頁583-584。
54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2冊，1920年8月27日，頁739。「蔡、蔣、陶」指蔡元培、蔣夢麟、陶孟和。
55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2冊，1920年8月30日，頁742。
56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5月18日，頁45。
57 夏曉虹，〈1920年代梁啟超與胡適的學術因緣——以新發現的梁啟超書札為中心〉、〈1920年代梁啟超與胡適的詩學因緣——以新發現的梁啟超書札為中心〉，收入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頁120-180。
58 胡適1920年八月底就病了，西醫認為「或說是心臟病，或說是腎臟炎」。後來經友人馬幼漁介紹陸仲安中醫師，連服中藥方數月才痊癒。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2，頁416-421、437。
59 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上海：上海書店，1980），頁62。
60 〈新見梁啟超致胡適書〉，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頁181。
61 〈新見梁啟超致胡適書〉，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頁181。
62 〈新見梁啟超致胡適書〉，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頁182。
63 胡適參加了任公的題為「評胡適的《哲學史大綱》」演講，並在日記中記下許多對任公的不滿。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3月5日，頁450-452。梁任公的演講稿，〈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於1922年3月13-17日連載於《晨報副鐫》之上。
64 夏曉虹，〈1920年代梁啟超與胡適的學術因緣—以新發現的梁啟超書札為中心〉，收入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頁151-153。
65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冊，頁583。
66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冊，頁586。
67 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102-106。胡適在1920年8月的中國科學社第五屆年會，便告訴趙元任「羅素不久即將來華講學，梁啟超、張東蓀等進步黨人擬請元任擔任翻譯」（頁102）。
68 胡適記載：「羅素與勃拉克女士今晚在教育部會場為最後的演說，我本想去的，為雨後泥濘所阻，不能進順治門，故不能去了。羅素的講演，我因病中不曾去聽，後來我病癒時，他又病了，故至今不曾聽過。今日最後的一次，乃竟無緣，可惜。羅素長於講演，杜威先生稱他為生平所見最完美的講演者之一人」。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7月6日，頁166。
69 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213。
70 陳獨秀，〈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其中收有陳望道的「望道先生評東蓀君底『又一教訓』」，《新青年》，第8卷第4期（上海，1920），頁1-24。
71 李大釗，〈社會主義下之實業〉、〈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收入《李大釗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卷3，頁272-273、277-278。
72 有關張東蓀與梁啟超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討論，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208-214。
73 〈胡適致蔡元培函〉（1919年6月22日），收於潘光哲編，《胡適全集‧中文書信集1》，頁364。
74 元青，〈杜威的中國之行及其影響〉，《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北京），頁130-169。
75 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晨報》，1921年7月11日，後收入《胡適文存》第1集。
76 梁勤峰、楊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適許怡蓀通信集》，頁91。
77 梁勤峰、楊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適許怡蓀通信集》，頁156。
78 梁勤峰、楊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適許怡蓀通信集》，頁161。
79 梁勤峰、楊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適許怡蓀通信集》，頁192。
80 錢玄同，《錢玄同日記（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上冊，頁351。
81 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頁212。
82 〈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張靜廬輯註，《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7。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頁228。陶孟和（1887-1960），1910年赴英國倫敦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習社會學和經濟學，1913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同年歸國。1914年至1927年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教務長等職。陶也是《新青年》的核心成員、主要撰稿人和輪值主編。信中所提到的「高師事」，可能是當時陳獨秀到廣州之後本想邀約陶孟和南下辦師範大學、顧孟餘辦工科大學，「弟頗希望孟和兄能來此辦師範，孟餘兄能來此辦工科大學，請適之兄向顧、陶二君一商」。〈陳獨秀致高一涵、胡適〉（1920年12月21日），收入黃興濤、張丁，〈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陳獨秀等致胡適信劄」原文整理註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北京），頁29。
83 錢玄同，《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108、378。
84 錢玄同，《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78。
85 錢玄同，〈反對用典及其他〉，《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卷1，頁10。
86 胡適，〈老洛伯〉，《嘗試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78），頁141-147。
87 「寶雪維幾」指「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
88 錢玄同，《錢玄同文集》，卷6，頁14-16。「賢人系」即研究系。
89 〈錢玄同致胡適〉（約在1920年12月21日至1921年1月3日之間），收入黃興濤、張丁，《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藏「陳獨秀等致胡適信劄」原文整理註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頁29-30。
90 錢玄同，《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頁370。
91 見〈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收入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頁12。
92 見〈關於《新青年》雜誌的通信〉，收入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編，《陳望道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卷，頁557。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頁231。
93 此文原為：梁啟超，〈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改造》，第3卷第3期（上海，1920），頁1-19。在該文之前任公說「舊曆中秋前十日在京師省胡適之病，適之曰：晚清今文學運動，於思想界影響極大；吾子實躬與其役者，宜有以記之」。
94 此三文的分析參見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頁231-232。
95 胡適，〈中學國文的教授〉，《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頁6。
96 《世界叢書》由蔡元培、蔣夢麟、陶孟和主編，1920年12月商務印書館開始出版。該叢書持續至1948年。胡適在1920年6月受聘為商務印書館為世界叢書委員。見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2，頁405。共學社也在1920年之後由商務印書館張元濟支持，出版「共學社叢書」，計百餘種。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56。
97 胡適，〈致陳獨秀〉（寫於1921年初），《胡適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頁287。胡適的《嘗試集》（1920年3月亞東圖書館初版）出版之後，曾寄給任公，任公回信說「《嘗試集》讀竟，歡喜讚歎，得未曾有，吾為公成功祝矣。」載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冊33，頁15。此信僅註14日，缺年月，疑為1920或1921年。有關任公批評胡適白話詩與《中國哲學史大綱》之事，任公在1920年10月18日〈致胡適書〉寫到「超對於白話詩問題，稍有意見，頃正作一文，二三日內可成，亦欲與公上下其議論。對於公之《哲學史綱》，欲批評者甚多，稍閒當鼓勇致公一長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筆不能自休耳」。錄自《梁任公年譜長編》，頁590。
98 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頁241。
99 〈關於《新青年》雜誌的通信〉，收入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編，《陳望道文集》，第1卷，頁558。
100 陳獨秀於1920年12月16日應陳炯明之邀，自上海赴廣東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冊1，頁547。
101 見〈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收入張靜廬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頁13。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頁234。
102 胡適，〈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收入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頁352。
103 胡適，〈胡適致梁啟超函〉，收於潘光哲編，《胡適全集‧中文書信集1》，頁459。
104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4月30日，頁550。梁啟超，《墨經校釋》（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105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6月30日，頁143-148。
106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9月21日，頁318。胡適不願參加可能是出於陳獨秀等人的警告，曾如上述，他在思想上是支持「聯省自治」運動。他在1922年9月出版的〈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答陳獨秀〉一文，公開表達了他的意見。
107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1年9月22日，頁319。
108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2月4日，頁419。
109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頁12-13、22。
110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頁15、25。
111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4月22日，頁529-530。
112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4月22日，頁530。
113 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2卷，頁426。
114 高魯1922年時任中央觀象臺臺長，同時任教於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立北京大學，與蔡元培關係甚好，1926年後投入南方國民政府，1928年起，歷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長、大學院秘書、中央研究院秘書等職務。〈高魯〉，「近代史全文資料庫人物索引」。王建祖亦是早期留美，畢業加州大學，主修經濟，曾節譯亞丹氏著財政學，1917年後任教北京大學，曾任法科學長。〈王建祖〉，「近代史全文資料庫人物索引」。
115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5月14日，頁570-574。
116 君實，〈小雜感〉，《晨報副鐫》，1922年6月4日，頁3-4。
117 胡適，〈政論家與政黨〉，刊《努力週報》1922年6月4日，收於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2》，頁152。
118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6月6日，頁612-613。
119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6月8日，頁615-617。
120 止水（蒲殿俊），〈政治主張底根本疑問〉，《晨報》，1922年5月16日，版2。
121 有關國共兩黨從革命立場對胡適與《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批評，見潘光哲，〈〈我們的政治主張〉及其紛爭：1920年代中國「論述社群」交涉互競的個案研究〉，收入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159-162。
122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5月21日，頁583。
123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下冊，頁616。孫寶琦、王芝祥、錢能訓、谷鍾秀（政學系）、張耀曾（政學系）等均為北洋官員。
124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5月27日，頁596。汪伯唐是汪大燮，舉人，後加入進步黨，曾任教育總長、交通總長、外交總長。
125 〈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原刊《努力週報》，第4期（1922年5月28日），後收入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2》，頁131。
126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5月30日，頁601。6月16日蔡元培邀約胡適見面，又再次提到此事，胡適記載：「他說有人要找我出來做教育次長，我不能答應，推舉夢麟，蔡先生也以為然」。頁630。後來又蔡元培與胡適勸湯爾和出任。湯於7月21日署教育部次長，7月25日代部長；9月19日升署總長。錢實甫編著，《北洋政府職官年表》（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1），頁54。
127 胡適，〈政黨與政論家〉，收於潘光哲編，《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2》，頁150-152。原文刊於《努力週報》，第5期（1922年6月4日），第1版。
128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6月20日，頁644。
129 〈民國十一年六月廿八日蔣方震致任師書〉，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年譜長編》，下冊，頁618。
130 蔡旻遠，〈知識分子的人際關係與政治選擇——以胡適為中心（1917-1924）〉（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20），第三章第一節「跨越派系的嘗試：以研究系、茶話會為例」，頁71-82。
131 此處所謂的「第三條路」可能是指在國民黨與北洋政府之外的另一條路。
132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8月2日，頁695。
133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9月22日，頁808-809。撫五為化學家王星拱（1887-1949）。
134 這兩則報導分別出自《益世報》、《黃報》，轉引自胡適日記。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9月25日，頁820-821。
135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10月27日，頁904。
136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3冊，1922年5月12日，頁569。胡適記載，上午在蔡宅開會，大家都贊成做提議人，「下午，孟餘自行取消」。
137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1），頁126。
138 有關顧孟餘的生平與思想，參見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139 許紀霖，〈重建社會重心：現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137-168。
140 周善培，〈談梁任公〉，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134-135。惠隱對於任公在財政總長任內的觀察也與周善培的看法十分類似：任公「挾書生之見，動輒乖舛；新法既滯礙難行，舊例又諸多未習，登臺以來毫無成績可言」。惠隱，〈梁啟超任北洋財政總長時二三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增訂本）》，頁212。
141 梁任公從歐洲歸來之後，為了從事政治與文化活動，擬與張嘉璈、徐新六等人合作，與比利時共組公司，即「中比實業公司」，分為實業與輪船兩公司，可惜沒有成功。財力不足也是自由主義者從事政治活動卻失敗的一個原因。有關任公在開拓財源方面的努力，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161-162。
142 李達嘉，《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