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乐教”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文化，常以“礼乐”并称，为“礼乐文化”。“礼”是人生行为的外在规范，“乐”则是人类心灵内在的和乐。《乐记》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礼乐文化的教育，也就是人生之规范性与艺术性、内在性情与外在行为之和谐统一的人文教育。这种教育不同于现代的知识教育，它以培养完美的人格、培养一个外而有礼、内而和乐，庄敬节制与和美愉悦谐和一体的人为目标，所以是一种人文的教育。在“礼”和“乐”的关系上，“乐”由于关乎人之内在性情的涵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礼”的教育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事实上，历史上“乐”比“礼”出现得更早，在甲骨文字中没有正式出现“礼”字，而“乐”字已经有了。《周礼》中就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的记载，是当时的音乐教育。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是以“乐”为教育的中心，而“礼”教至春秋时才逐渐取代了“乐教”的地位。《中国艺术的精神》即使如此，在重大的礼仪场合，仍是“礼乐”并作的。孔子所提倡的“六艺”教育中的“诗教”实际也是“乐教”，当时有歌诗以道志的风气，“弦歌不辍”，《孔子世家》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诗是可以歌唱的，与乐不可分。后来《诗》、《书》、《礼》、《乐》成为儒家的基本经典，常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其中乐教居其半。
“乐教”何以如此重要？因为传统教育家如孔子、荀子等深知教育之本在人心性情的涵养，而音乐教育对于养育心灵正是最为有效且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就儒家所关心的社会宏观教化而言，“礼节民心，乐和民性，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记》，可以看出“礼乐”教化与“刑政”管理的相辅相成作用。而在“礼”与“乐”的关系上，也可见“礼”主要是规范性的节制由外在行为而影响内在心灵，“乐”则“和民性”，是对人心性情是否中和美善发生作用的，因此是更为直接、更为根本的。落实于个人修养，音乐能动荡血脉、感通精神，在深层影响一个人的整体行为。故儒家特别重视好的音乐，也即音乐之“和”，要以和美的音乐来宣发舒导人的内在情志，使人类的情志“发而中节”、顺天地之理、得天地之和。故儒家的音乐观念是“乐者，中和之纪也。”《乐论》《吕氏春秋·大乐》谓：“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大乐与天地同和”也《礼记·乐记》。
荀子《乐论》谓：“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简洁地道明了乐教的作用乃在“志清”。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是具体而深刻的。人为血肉之躯，生命深处有“血气心知之性”《乐记》，也即欲望、情志等生命根源处的冲动，“志”是性之动，生命本能之动。人生修养一大问题即是如何善导而非压制这一生命根源处的情欲。“礼修而行成”，主要是从外向内的修养，“乐行而志清”，则是直接在内心上化导情志、澄澈心灵的修养。音乐在这方面的作用极大，“夫声乐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好的音乐，能使人“耳聪目明，血气和平”，使人真正地快乐起来，“故曰乐者乐也。”《乐论》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正是说人生修养的最后完成、将“血气心知之性”圆融于礼乐之道的关键是在“乐教”。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来谈孔门的“乐教”，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要去恢复礼乐大典之类的。不过就今日社会流行的许多音乐来看，或狂躁,如迪斯科等；或哀怨，如许多流行歌曲；或奇诡，如一些所谓先锋音乐。的确无益于人心的和平、人生的修养，对少年儿童尤其无益，正应了古代所说的礼崩“乐坏”。乐教之乐，乃是和乐性情、提升修养之乐，而非一般娱耳快意的满足感官享乐的音乐。因此儒家提倡中正平和与“道”相应的音乐，认为有违中和、满足感官欲乐的音乐乃“郑卫之声”、“靡靡之音”，会使人“淫”过度“逸”“放任哀伤”，“以欲忘道，则感而不乐”《乐记》。
阮籍《乐论》也表达了这种观念：
“乐者，使人精神平和，哀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今则流涕感动，嘘唏伤气，寒暑不适，庶扬不遂，虽出丝竹，宜谓之哀，奈何挽仰叹息，以此称乐乎﹖”
在今天着眼于个人修养，提倡乐教，如果选一种古代音乐的话，则莫过于中国琴乐了。因为七弦古琴，古称“琴道”，最能体现传统乐教的精神；作为一种乐器，其音声品质，也最适宜于个人修身养性。事实上，几千年来，从孔子以下的历代中国文人，作为对自我的“乐教”，莫不以七弦琴为选，而不是古筝、琵琶、二胡等类。因此，七弦琴在中国文化中也被称为“文人琴”，乃“孔子之琴”。
在古人的观念里，“琴之为物，圣人制之，以正心术，导政事，和六气，调玉烛，实天地之灵气，太古之神物，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修养之物”。《神奇秘谱》早在东汉就有“琴道”之说，认为古琴乃伏羲或神农所造，“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桓谭《新论·琴道》。蔡邕《琴操》中对古琴的定义成为几千年中国文人弹琴的基本思想：“昔伏羲氏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直至近代《今虞琴刊》中琴人仍继承了这一观念：
“琴这个东西，说他是音乐可以，说他不是音乐也可以。因为向来弹琴的人，就不肯把琴看作一种艺术，说他是合乎道的，应该拿来修身理性、导养延年的。”《从现代音乐上论琴》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音乐中，古琴直接体现了“乐教”的精神，汉时称“雅琴”，乃“乐之统”也（应勋《风俗通义》），居乐教之首；又称“琴道”，有别于一般音乐艺术不作“技艺观”。相比之下，古筝、琵琶等古代民族乐器，则从未有“道”的名义。
古琴的声音是非常独特的，一般人听琴就能感到古琴的安静悠远。“静”可以说是琴音的最大特点，琴音也被称为“太古之音”、“天地之音”。古琴有三种音，都非常安静。散音松沉而旷远，让人起远古之思；其泛音则如天籁，有一种清冷入仙之感；按音则非常丰富，手指下的吟猱余韵、细微悠长，时如人语，可以对话，时如人心之绪，缥缈多变。泛音象天，按音如人，散音则同大地，称为天地人三籁。因此古琴一器具三籁，可以状人情之思，也可以达天地宇宙之理。在古琴音乐三音交错、变幻无方、悠悠不己之中，凡高山流水、万壑松风、水光云影、虫鸣鸟语及人情复杂之思和宗教哲学之理，尽能蕴涵表达。宋代《琴史》中说：“昔圣人之作琴也，天地万物之声皆在乎其中矣”晋时稽康作《琴赋》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
也就是认为在各种乐器中，古琴是最好的，具有最优异的品德，最适宜君子作为修养之具。琴音的松沉旷远，能让人雪燥静心，感到和平泰然的气象，体验内心的祥和喜乐；琴乐的洁净精微，能让人感发心志、泻泄幽情，化导不平之气、升华心灵意境。归根结底，就是以七弦琴中的“含至德之和平”《琴赋》，来养成君子“中和”的品德、达成“乐教”的目的。魏晋之后，佛道思想又融入古琴，尤其是道家“太音希声”老子、“至乐无乐”庄子的思想，在七弦琴中能得到最好的体现。琴音的低缓悠远、缥缈入无，让人由抚琴听琴而进入一超乎音响之上的“无声之乐”的意境，体验到“希声”“至静之极”的境界；庄子将这种虚静的、通乎天地万物的境界称为“天乐”，“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庄子·天道》乃是一种天人相和、无言而心悦、超乎音响感受之上的精神境界。在佛家，则称之为“空”的体验、乃是一种“无我之境”。
由此可见，七弦古琴虽为乐器，其精微处却能通往儒释道三家学术文化的最高之理，而抚琴听琴的知音之士，只要善能领悟、虚心涵养，也完全可以靠七弦古琴达到儒释道修养的高境界。说七弦琴能“怡情养性”、“涵养中和之气”，可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乃至藉琴以“明心见性”《琴况》，不是虚语，乃是真真实实的。当然，这种体验的深入程度，因各人修养胸次的不同造化而有不同。稽康曰：“能尽雅琴，唯至人兮”！
对于少年儿童而言，学习古琴，由于文化修养的局限，不一定能领悟琴道的高境界，但同读诵文字经典的道理一样，古琴音乐既为浓缩儒释道哲理、为中华民族音乐之代表的真正的“中国音乐经典”（古琴因此有“国琴”之称），从小接触古琴，多听琴乐，练习抚琴，重在熏陶、陶冶，怡情养性，让静美清雅的琴乐印入心灵，潜移默化，培养和美的心灵、优雅的气质，造就优良的人格。至于琴曲的理解及琴技的精熟，是居于第二位的。古人学琴观念也一再强调，学琴本为怡情养性，而非音乐演奏，非同“演艺”类艺术，涵养性情、修身养性才是学琴的根本。
此外，通过听琴乐、学古琴，除琴乐本身的陶冶外，还能使少年儿童由古琴文化而深入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其他方面。例如通过古代琴人以琴为生命之所寄的事迹体验儒士超迈的品格，通过高山流水、知音难遇的典故懂得心心相印的珍惜，通过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故事培养高雅的志趣等。而琴曲“操”、“弄”、“引”、“畅”的文化内涵，也无不给少年儿童以古文化的德育、美育的综合教育，教育他们由古琴而感受古人的高风亮节、学习古人的操守志向“操”，培养高超的人格境界、升华人生的意境“引”，涵育和美祥和、自在愉悦的性灵“弄”，乃至体验人与人相和、人与天地同游的和谐无碍的快乐状态“畅”。而这些方面，正是文字经典如学庸论语、老子庄子、诗经唐诗等教育所要达成的。古琴乐教，义实大哉！这也说明，古琴音乐的“乐教”，不只是一般的音乐教育，与已开展的文字经典的教育，正可以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经典文化教育工程”。
